【待修改】


    摘要:本文通過研究不同曆史時期屏風藝術的發展及變化,從功能到設計形式再到材料選擇,從中反映出了社會經濟的進步,人們生活起居方式的變化以及審美的提高。


    關鍵詞:傳統屏風;精神文化;傳承發展


    0緒論


    屏風,英文screen,直接翻譯過來就是擋板、隔板的意思,所以屏風即指放在室內用來擋風或隔斷視線的用具。我國的傳統屏風作為室內家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典藝術中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延續並發展了數千年。屏風集中體現著社會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發展。因此,對中國傳統屏風的研究,不僅可以揭示不同曆史時期屏風的藝術發展水平,它更可作為一種珍貴的史學材料,作為參考,來研究當時人們的生活習俗、經濟水平、民族文化等等。


    1屏風的曆史及淵源


    屏風的起源很早,它的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當時的屏風被稱為“邸”或“?”,據文獻記載:西周初期,屏風為木框結構,表麵用絳帛覆蓋,屏麵的圖繪為斧頭,在顏色上除斧刃為白色外,其餘部分均為黑色,給人以莊嚴、肅穆之感。在當時,屏風是政治活動場所中室內裝飾的主要組成部分,更是天子權力與地位的體現。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屏風已被廣泛的使用。同時出現了屬於供人觀賞的純裝飾性的座屏。而漢代,民間製作屏風的作坊已經很普遍,屏風從皇宮內院發展到尋常百姓家。漢代的屏風有了一個發展,就是由獨扇屏風發展到4~6扇拚合的曲屏。漢人將屏風放在床榻後麵,與床形成一個整體。這一變化得益於西域佛教文化的傳入,人們生活起居方式由席地而坐發展為以床榻為中心。


    屏風發展到了唐代成了室內裝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時期隨著山水畫的興起,屏風成了一個重要的載體,唐人在屏風上繪畫或題字。在唐代,請書畫名家把作品留在自己的屏風上是一種時尚。加之唐代是中國家具高矮並蓄的時期,隨著高足家具的逐漸流行,屏風也漸漸高大起來。這種高大的屏風可圍合成一個私密的空間,重新分配室內的空間布局,滿足人們日常生活起居的需要。


    到了五代十國時期,出現了在室內起分隔、遮障、裝飾作用的大型獨立板屏以及帶屏大床等。這一時期,社會的審美風氣發生了改變,屏風的設計風格也一改故轍,變唐代及前代設計的厚重為輕盈簡潔。此時屏風設計風格的簡明、樸素,為宋、明時期屏風設計形成簡練、質樸的風格做好了鋪墊。


    在兩宋時期,垂足而坐已成了人們主要的生活方式。因此,這時期的屏風以低矮底座的寬大獨扇屏風為多。宋代屏風采用梁柱式的框架結構,且注重細節結構的處理和裝飾。此外,宋代程朱理學和道教的流行,導致宋人審美觀念的變化,他們欣賞樸素簡潔、工整規範、簡約實用的家具風格。因此,這時期的屏風形成了簡潔實用的結構和清秀素雅的裝飾風格。


    屏風發展到了明代,種類的變化不是很明顯,其最突出的變化是在屏麵設計和裝飾工藝上。在這一時期極為流行的是在屏麵上模仿名人書法、繪畫、詩詞,這得益於明代文人積極地參與家具設計活動,他們的審美影響了家具的風格及製作。在裝飾工藝上,明代屏風運用較多的裝飾手法有鑲嵌、雕花、彩漆等,尤其是鑲嵌的種類和雕刻的形式更為豐富。而到了明代晚期,又出現了一種懸掛在牆上起裝飾和陳設作用的屏條,稱之為掛屏。掛屏作為一種室內裝飾,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一般成組成對懸掛在中堂兩側。


    到了清代,屏風的主要作用是分隔室內空間和阻擋視線,同時有效地保護人們的私隱和彰顯廳堂內部的高敞。清代屏風設計受宮廷的影響,在用料上講究厚重,尺度宏大,雕飾繁複。因此,清代屏風形成了造型渾厚穩定、裝飾手法雍容華貴的風格。


    2中國傳統屏風蘊含的文化


    中國傳統屏風設計是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精神文化的繁榮發展起來的。屏風自產生以來除了象征皇權之外,其還具備實用性、文化性和藝術性。屏風的造型與屏麵上的色彩及字畫可以和居室主人的性格、身份、愛好與審美觀互相融合,起到“景、情、人”融為一體的藝術效果。因此,屏風能使古人們在五花八門、名類繁多的傳統工藝中情有獨鍾。透過屏風的造型、屏麵上的圖案及文字,我們可以感受到大量的文化信息蘊含其中。


    (1)禮製文化。傳統屏風在古代反映了一種禮製文化。屏風最早起源時就是作為禦用器具,彰顯天子威儀。而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屏風作為器具的實用性與藝術性不斷顯現,屏風的使用也從深宮內院走入了尋常百姓之家。但是階層等級的禮製文化在屏風的造型、材料、屏麵的紋樣等方麵都有體現。古代中國非常注重倫理及綱常,古人通過屏風來宣揚禮教文化和道德思想。宋代思想家李公麟言:“聖人製器尚象,載倒垂戒,寓不傳之妙於器用之間,以遺後人。”說明了人造之物必須融入人的思想觀念,並對此觀念以直接的方式傳承於世。所以屏風有教化、傳行,以寓後人的觀念性作用。


    (2)環境文化。中國古代的環境觀就是風水觀。風水一詞來源於郭璞《葬經》中的“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風水忌風喜水,風要藏,水要聚。因此,屏風在中國風水文化中是作為擋風的器具來使用的。屏風可以使進入居室內的氣流呈s形路線,使外界的氣流減速,從而接近人體氣血運行速度,使人產生舒適感。同時屏風還可以增加居室的曲折之美。通過屏風重新布局室內空間,使兩個空間產生“亦隔亦透”之感,表現了中國道家的“有、無”相生相融、互為滲透之道。屏風還能滿足人們的私密性和心理安全感的要求,所以,屏風在古代居室內使用極廣。


    (3)審美文化。傳統屏風設計的發展是不同時代審美觀的體現,更是社會物質發展的真實寫照。西周時期屏風是為最高統治者天子所服務,所以這時期表現出的審美特點是井然有序的風格,以及“道器一體”的價值觀念。春秋戰國時期的屏風裝飾紋樣為生動活潑的動物紋以及表達現實生活情趣的場景紋飾。到了漢代屏風的品種更加豐富多樣,更重視實用性和審美的統一,在紋飾上出現了流雲飛動的裝飾紋樣。魏晉時期由於佛教的盛行,玄學的興起,所以這時期屏風的設計風格追求簡約、自然、多樣、超凡之美。唐代屏風的體積更大,更容易裝飾,也更能體現出主人的審美。這時期由於寫實繪畫風格的盛行,屏風上的裝飾紋樣多為寫實的山水、人物與花草畫,屏風成了唐人情感的載體。宋元時期屏風的樣式承襲了前代,但是在造型上卻更為精美,且出現了用大理石作為屏麵的裝飾,這表明了人們對於屏風的審美已由繪畫轉向了優美的天然紋理。明朝屏風工藝的發展到了頂峰,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用材講究、做工精細、造型別致、裝飾華麗多變。清代屏風造型渾厚,體形龐大,裝飾繁瑣、富麗堂皇。


    縱觀各朝各代傳統屏風的發展,體現了中國審美文化的發展和變化。每個時代的藝匠都在屏風這一器具上展現自己最完美的手藝,每個時代的文人墨客也在屏風上抒發自己的情感和抱負。


    3結論


    中國傳統屏風設計有著悠久的曆史,其作為我國古代室內重要的陳設器物,除了有擋風、遮蔽這兩種最重要的功能外,還可以重新分配室內空間布局,滿足人們日常起居、會客、宴飲等各種場合的不同需要。而隨著社會物質的不斷發展,人們對於屏風的審美也在發生變化。通過對中國傳統屏風的設計及其文化的發展的研究,可以看出屏風是一種實用性和審美性兼得的器具,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結晶,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瑰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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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張錫.從形製變化看中國古代家具的發展[j].藝術百家,2004(4):134-135.


    中國傳統文化論文3000字篇2


    【摘要】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載體,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曆代統治者和知識分子所推崇。儒家的價值理念、倫理道德觀、仁愛觀等影響著中國和世界,我們要繼承和弘揚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迎接未來的競爭與挑戰。


    【關鍵詞】儒學傳統文化精神價值選擇價值觀念“以儒治世”儒學未來


    一、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中華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國民族精神的主流,是東亞文明的精神內核。“察業識某如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


    儒學的這種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在社會的大動亂中通過對三代流傳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反思,認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詮釋而形成的思想學說體係。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學具有深厚的曆史淵源,成為中國原典的保存者和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堅持“察知征信”與“因革損益”的原則,使儒學又具備審慎的因時製變的品格,在中國處在第一次社會形態大變革的時代,儒學應運而生,突出了中華傳統文化需要保存、延續和發展的曆史必然。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隻能在超越了單一民族觀念和思想體係時才能存在。他一方麵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勵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同時又以“近者悅,遠者來”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大胸懷,倡導民族和睦,友好相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學長期以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堅持的是一種對儒學的信仰和依賴。儒學提倡德化社會、德化人生的思想對中國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華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種積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凝聚力,起著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於儒學避免了狹隘民族性的特點,為它走向世界,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礎。


    在先秦,處於私學地位的原典儒學,為它的長遠發展奠了基。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始成為官學,兩漢時基本完成了對先秦以來道、墨、名、法、陰陽之學的綜合吸收,擴大了學術包容的範圍而成為文化的宗主。雖兩千餘年其形成屢經變換,但總的方向是強化封建統治意識。


    “凡是存在的即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存在和廣泛的影響,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與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國人不得不樹立一種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愛的行為地位,把它作為一種絕對標準,以仁為標準,一切有缺點的人或行為,就能被發現其所不足。”這或許便是儒學所要達到的高度,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要傳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張純如所闡釋的“文化影響力”(powerofculturalforces)“這種力量既可以剝削去使人成為人的那一單薄的社會約束―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會變成魔鬼,也可以增加這一約束。”總之,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趨勢,並且時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與道德取向,成為中國人的信仰。


    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儒學中的體現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並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曆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這個思想體係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又是通過儒學之要義體現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1.中國傳統文化是凝聚之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結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人與自然有機的聯係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係。這有助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以和諧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響和傳承的,而現代社會綜合國力的構成中,民族凝聚力作為國家的軟實力,為社會發展、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們中華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動力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國全體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共同構建和諧之社會。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諧社會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凝聚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係的和諧與人際關係的和諧。關於人際關係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過猶不及”,實質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變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係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衝突。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凝聚之學的科學精神。


    2.中國傳統文化是兼容之學。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一個封閉的係統。盡管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製,它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對外兼容,這正是依靠儒學“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實現的。儒學在保持其學統傳承的同時,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為主地匯通、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儒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強大吸收能力和它強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輔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國傳統文化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儒家學說則更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者和傳播者。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的這種特殊的社會功用。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官學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社會充滿了亞普羅式的精神,是個按生態循環及繼續下去的社會,繼承的是老祖宗的傳統,還要代代傳下去”。傳統就是權威,滿足於守,追求靜,害怕變。


    《書經?大禹謨》:“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帥土之濱,莫非王臣”。“最便於專製”的儒術,或者當作一種專製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說,可供統治者利用的內容有:(1)天道觀念;(2)大一統思想;(3)綱常倫理。《書經》“嗚唿!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荀子?王製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這一來,天道觀念,大一統主張,綱常倫理就成為“三位一體”了。所謂“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歸根結底,不是中國人對於孔子學說特別有好感,而是中國的社會統治,特別需要孔子學說。


    自儒學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統正宗以後,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著知識的統製和長期獨占,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貴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發揮。“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變文化”,師儒和政權的關係,在中國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而“以儒治世”是曆代統治者及傳統士大夫所選擇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言行能被社會所接受,主要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社會上的一般觀點,他們不過是把已經客觀的社會事實所造成的觀點,用比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達出來。”從孔孟到西漢董仲舒“君權神授”到魏晉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玄學到唐韓愈的天命論到宋朱熹的理學到王陽明的心學到明清各種儒學思想見解,都體現了把儒學進行合理改造,從而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以達到“治世”,維護統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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