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唐朝的使臣沒有當年郭元振的手段。
郭元振曾故意拉著突騎施第一代王烏質勒在雪地裏嘮嗑，活活把他凍死了。但凍死了烏質勒，郭元振還能和烏質勒的兒子娑葛，保持良好的關係。
（“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詳見拙作《大唐最詭異的談判高手——算殺吐蕃軍神、凍死突厥酋長！》）
這次來談判的唐朝使臣是個愣貨，自持開元年間唐軍的盛勢，與突騎施針鋒相對，毫無迴轉的舉措。
他認為“劉渙事件”中，阿悉吉·闕“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後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
也就是說，突騎施的商隊在北庭形跡可疑，也負有責任。唐朝處置的方式“以搜殺彼使，兼為罪責，破劉渙之家，傳首於彼”，已算是仁至義盡。
至於蘇祿“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聯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即起兇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已給唐朝造成了損失，賠償之事免開尊口。
如果蘇祿堅持要求賠償牛羊的損失，唐朝也要求賠償四鎮的損失。（“彼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
而蔥嶺守捉扣留的貨物，已“送還讚普，其中一物不留”，還冷冰冰的揶揄道：“中國雖然窮，這點貨物還沒放在眼裏。您就甭拿這倆小錢兒，說事兒了。”
（“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識此意，勿妄生詞”。）
至於，蘇祿要求責罰蔥嶺守做的要求，使臣迴應道：“闕伊難如越界，如此不捉，更捉何人？！”——《全唐文·敕突騎施可汗書》
就這麽一來二去，矛盾越來越激化。
兩個國家都認為，自己做得仁至義盡，是對方無理取鬧。
735年(開元二十三年)春，惱羞成怒的蘇祿兵圍撥換城，唐軍守將朱仁惠戰歿。
《舊唐書·玄宗上》:“開元二十三年，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長安十二時辰》裏安西軍第八團堅守烽燧堡之戰，其實是馬王爺借用了突騎施蘇祿進攻龜茲撥換城的曆史，撥換城的唐軍守將朱仁惠中箭而死，張小敬的團長也是中箭死的。當然了，拔換城之戰裏，肯定沒有張小敬、聞無忌和蕭規。）
隨後，唐朝與突騎施兩軍圍繞著安西四鎮進行了多次血戰，戰事極為熾烈。
三、聯合大食和西域諸國肢解突騎施
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突騎施與唐朝在西域大打出手。
戰端呈現互有勝負的僵持局麵，期間蘇祿數度遣使“以防大食之心，以鎮雜虜之心”請和。
但此時，唐庭對蘇祿已經失去信任，認為“此虜奸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依舊在進行全麵戰爭的準備。
說白了，唐朝覺得突騎施已“養虎為患”，要對蹦得太高的蘇祿下手了。
唐朝在內部，征調了數萬人進入西域，限令諸道籌措一月熟糧，十二月上旬齊集西（新疆吐魯番）、庭等州，作為後勤供應。（《敕四鎮節度王斛斯書》、《敕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對外則憑籍唐朝的傳統威信，傳諭中亞諸國王、葉護攻伐蘇祿，“富貴之舉，彼賊是資”。
更要命的是，唐朝還用了“遠交近攻”之計。
《敕四鎮節度王斛斯書》記載，“得卿表，並大食東麵將軍唿邏散何密表。此雖遠著，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為天所棄，何密若能助國破此寇仇，錄其遠勞，即合優賞。”
這說明，安西都護王斛斯的使臣張舒耀，已“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並取得了白衣大食東麵將軍迴應，雙方約定於四月出兵，東西夾擊突騎施。
在唐朝一係列“內外兼修”的組合拳下，突騎施的戰場優勢漸漸失去。
735年秋，蓋嘉運統兵深入碎葉川西，“至突厥室點密城，逢賊便鬥，多有殺獲”。
而後，安西、北庭兩路唐軍南北夾擊，解了庭州之圍，突騎施大敗。
736年，大食軍隊如約而，蘇祿為免兩線作戰，遣使唐朝請求和談，自己則親自率領精騎逾阿姆河，入吐火羅境。
737年，大食與突騎施在喀裏斯坦展開決戰，這次蘇祿慘敗，僅以身免。
強弩之末的突騎施汗國，在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又遭重創。
突騎施首領莫賀達幹、都摩支率部眾夜襲蘇祿牙帳，一代梟雄命斷當場。
《資治通鑒》：“（蘇祿）晚年病風，一手孿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幹、都摩度兩部最強，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幹勒兵夜襲蘇祿，殺之。”
蘇祿之死，標誌著突騎施汗國盛世的終結。
此時，距離烏質勒在西域奮起，不過短短48年。
如流星劃過夜空的突騎施，在經曆了烏質勒、娑葛、蘇祿三位雄主的璀璨之後，歸於落寞。
唐朝和突騎施，從來就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並不存在突騎施一心為唐朝抵禦大食之事。
而當突騎施在西域做大，謀求在唐、吐蕃、西突厥間左右逢源，這便觸動了唐朝的核心利益，成了唐朝眼中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由此，發生在天山南北的兩個偶發事件，最終釀成了兩國關係的徹底破裂。
唐朝當然不會在意些許牛羊補償，其實所謂邊境易馬貿易，很多時候都是唐朝“養寇”的策略。
但養的“寇”必須得為唐朝所用，一旦感覺刀鋒指向偏差，必然以傾國之力打擊。
突騎施是如此，薛延陀也一般無二。
割據涼州150餘年的溫末政權，在北宋鹹平四年（1001年）進行過一次重要的權利轉移。
一度掌控涼州的“土豪”折逋氏，將權杖交給了更為強勢的潘羅支。
但即便潘羅支背後，有吐蕃六穀部的支持，北方不斷崛起的黨項部落（西夏前身），依舊是個難以忍受的威脅。
郭元振曾故意拉著突騎施第一代王烏質勒在雪地裏嘮嗑，活活把他凍死了。但凍死了烏質勒，郭元振還能和烏質勒的兒子娑葛，保持良好的關係。
（“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詳見拙作《大唐最詭異的談判高手——算殺吐蕃軍神、凍死突厥酋長！》）
這次來談判的唐朝使臣是個愣貨，自持開元年間唐軍的盛勢，與突騎施針鋒相對，毫無迴轉的舉措。
他認為“劉渙事件”中，阿悉吉·闕“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後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
也就是說，突騎施的商隊在北庭形跡可疑，也負有責任。唐朝處置的方式“以搜殺彼使，兼為罪責，破劉渙之家，傳首於彼”，已算是仁至義盡。
至於蘇祿“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聯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即起兇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已給唐朝造成了損失，賠償之事免開尊口。
如果蘇祿堅持要求賠償牛羊的損失，唐朝也要求賠償四鎮的損失。（“彼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
而蔥嶺守捉扣留的貨物，已“送還讚普，其中一物不留”，還冷冰冰的揶揄道：“中國雖然窮，這點貨物還沒放在眼裏。您就甭拿這倆小錢兒，說事兒了。”
（“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識此意，勿妄生詞”。）
至於，蘇祿要求責罰蔥嶺守做的要求，使臣迴應道：“闕伊難如越界，如此不捉，更捉何人？！”——《全唐文·敕突騎施可汗書》
就這麽一來二去，矛盾越來越激化。
兩個國家都認為，自己做得仁至義盡，是對方無理取鬧。
735年(開元二十三年)春，惱羞成怒的蘇祿兵圍撥換城，唐軍守將朱仁惠戰歿。
《舊唐書·玄宗上》:“開元二十三年，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長安十二時辰》裏安西軍第八團堅守烽燧堡之戰，其實是馬王爺借用了突騎施蘇祿進攻龜茲撥換城的曆史，撥換城的唐軍守將朱仁惠中箭而死，張小敬的團長也是中箭死的。當然了，拔換城之戰裏，肯定沒有張小敬、聞無忌和蕭規。）
隨後，唐朝與突騎施兩軍圍繞著安西四鎮進行了多次血戰，戰事極為熾烈。
三、聯合大食和西域諸國肢解突騎施
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突騎施與唐朝在西域大打出手。
戰端呈現互有勝負的僵持局麵，期間蘇祿數度遣使“以防大食之心，以鎮雜虜之心”請和。
但此時，唐庭對蘇祿已經失去信任，認為“此虜奸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依舊在進行全麵戰爭的準備。
說白了，唐朝覺得突騎施已“養虎為患”，要對蹦得太高的蘇祿下手了。
唐朝在內部，征調了數萬人進入西域，限令諸道籌措一月熟糧，十二月上旬齊集西（新疆吐魯番）、庭等州，作為後勤供應。（《敕四鎮節度王斛斯書》、《敕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對外則憑籍唐朝的傳統威信，傳諭中亞諸國王、葉護攻伐蘇祿，“富貴之舉，彼賊是資”。
更要命的是，唐朝還用了“遠交近攻”之計。
《敕四鎮節度王斛斯書》記載，“得卿表，並大食東麵將軍唿邏散何密表。此雖遠著，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為天所棄，何密若能助國破此寇仇，錄其遠勞，即合優賞。”
這說明，安西都護王斛斯的使臣張舒耀，已“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並取得了白衣大食東麵將軍迴應，雙方約定於四月出兵，東西夾擊突騎施。
在唐朝一係列“內外兼修”的組合拳下，突騎施的戰場優勢漸漸失去。
735年秋，蓋嘉運統兵深入碎葉川西，“至突厥室點密城，逢賊便鬥，多有殺獲”。
而後，安西、北庭兩路唐軍南北夾擊，解了庭州之圍，突騎施大敗。
736年，大食軍隊如約而，蘇祿為免兩線作戰，遣使唐朝請求和談，自己則親自率領精騎逾阿姆河，入吐火羅境。
737年，大食與突騎施在喀裏斯坦展開決戰，這次蘇祿慘敗，僅以身免。
強弩之末的突騎施汗國，在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又遭重創。
突騎施首領莫賀達幹、都摩支率部眾夜襲蘇祿牙帳，一代梟雄命斷當場。
《資治通鑒》：“（蘇祿）晚年病風，一手孿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幹、都摩度兩部最強，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幹勒兵夜襲蘇祿，殺之。”
蘇祿之死，標誌著突騎施汗國盛世的終結。
此時，距離烏質勒在西域奮起，不過短短48年。
如流星劃過夜空的突騎施，在經曆了烏質勒、娑葛、蘇祿三位雄主的璀璨之後，歸於落寞。
唐朝和突騎施，從來就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並不存在突騎施一心為唐朝抵禦大食之事。
而當突騎施在西域做大，謀求在唐、吐蕃、西突厥間左右逢源，這便觸動了唐朝的核心利益，成了唐朝眼中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由此，發生在天山南北的兩個偶發事件，最終釀成了兩國關係的徹底破裂。
唐朝當然不會在意些許牛羊補償，其實所謂邊境易馬貿易，很多時候都是唐朝“養寇”的策略。
但養的“寇”必須得為唐朝所用，一旦感覺刀鋒指向偏差，必然以傾國之力打擊。
突騎施是如此，薛延陀也一般無二。
割據涼州150餘年的溫末政權，在北宋鹹平四年（1001年）進行過一次重要的權利轉移。
一度掌控涼州的“土豪”折逋氏，將權杖交給了更為強勢的潘羅支。
但即便潘羅支背後，有吐蕃六穀部的支持，北方不斷崛起的黨項部落（西夏前身），依舊是個難以忍受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