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吐蕃拿著幾張破紙就來了,這不是忽悠咱嗎?(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又把憲宗的熱情撅迴去了。


    雖然,憲宗再次拒絕了會談,但他也相應的釋放出了善意,下令釋放吐蕃俘虜17人迴蕃。吐蕃這邊也跟著投桃報李,於次年8月釋放包括僧人在內的450人迴唐。[11]


    隨即吐蕃再度加碼,這次他們可是撈幹的了,拿出的誘餌是安樂(寧夏中寧縣)、秦(甘肅天水)、原(甘肅鎮原縣)三州。


    要知道,此三州可不是之前那個沒營養的“千裏之地”。


    安樂州地處靈州(寧夏靈武)的南部,是唐朝朔方軍渡黃河南下的必經之路;


    原州處於隴山上隴道之要衝,直接威脅隴山防線的戰略支撐點慶州(慶陽縣)和涇州(涇源縣);


    秦州地處沿渭河東進之要衝,擁有秦州唐軍便可依托隴坻的大震關(甘肅清水東北),構建可靠的防線。


    這三個戰略性節點被吐蕃占據後,唐朝一直耿耿於懷,隻是限於軍事力量不足,雖多次嚐試但始終未能奪迴。


    現在吐蕃願意交還三州表明誠意,迅速就勾起唐朝的興趣。


    但餡餅吃到嘴裏不是那麽容易的,交還三州的動議在吐蕃國內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尤其是吐蕃河攏邊疆節度大使們堅決反對。


    時任蕃相兼沙州都元帥尚綺心兒跳出來表示,“此三州非創侵襲,不可割屬大唐來”[12]。麵對群情激奮的將領,吐蕃讚普赤德鬆讚和僧相(缽闡布)娘?定埃增似乎也有後撤的意圖。


    元和四年(809年),吐蕃使臣論與勃藏訪唐時,便開始顧左右而言他,隻是催促唐朝盡快舉行會盟大典。


    為此唐使徐複迴訪時,帶去了一封由白居易代筆,署名為憲宗的書信。這封發給吐蕃二號人物缽闡布(僧相)的信中直言不諱的指出,“之前商議交還三州之事,已經說得很詳細了,但這次來的蕃使卻不再談論此事(已具前書,非不周細,及省來表,似未指明)。


    如果想要會談合盟,須重新劃定疆界,現在兩國談了幾年,隻要吐蕃交還三州馬上就可以開始下一步工作(必欲複修信誓,即須重畫封疆,雖兩國盟約之言,積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後,克日可期)。


    兩國會盟和好不僅僅是我的心願,也是你的誌向,怎能不努力完成呢?(朕之衷情,卿之誌願,俱在於此,豈不勉歟?)”[13]


    在這封信裏直接駁斥了他“此三州非創侵襲,不可割屬大唐來”的言論,說道“三州本就不是吐蕃領土,如果不是‘侵襲’,又是從何而來?現在不過是物歸原主,又怎能說是‘割屬’?(且此本不屬蕃,豈非侵襲所得,今是卻歸舊管,何引割屬為詞?)”。


    會盟之前的重定疆界,必須以歸還三州之後的邊界為準,否則兩國邊境如何界定?(若議修盟,即須重定封疆,先歸三郡。若三郡未複,兩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憑何以為要約?)[14]


    由上述兩封書信可見,吐蕃國內對交還三州意見頗大,即便貴為僧相也難以彈壓此類聲浪。


    即便白居易在信中曉之以理,又誘之以利,吐蕃依舊在元和五年(810年)表示,不能接受唐朝以歸還三州作為會盟的先決條件,自此雙方會盟的提議正式擱淺。


    唐朝之所以一口咬定必須首先歸還三州,除了先落袋為安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曾被吐蕃忽悠瘸過。


    德宗初期,李適(唐德宗)因做太子時與迴紇有舊仇,一心想聯合吐蕃共同對付迴紇。結果被尚結讚以歸還鹽、夏二州為誘餌,約在平涼川(甘肅平涼附近)舉行會盟大典。


    當時,深諳邊事的邠寧節度使韓遊瑰曾上書直言,“吐蕃強而求盟,必然有詐”(吐蕃弱則求盟,強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15],中唐名將李晟也認為“戎狄無信,不如擊之”。


    但李適拒不納言,被吐蕃軍隊在平涼川劫盟使、殺唐臣,這不但成了李適一生的恥辱,也讓後世唐朝君臣心有岌岌。


    因此,在這次談和之前,白居易就曾撰文警告憲宗李純,別高興的太早


    等到唐庭君臣發現,吐蕃已有三心二意之時(今者讚普來意,欲以再審此言)[17],平涼劫盟的陰影,迅速讓雙方本就微薄的信任化為烏有。


    既然和談已經進入了死循環,口水解決不了問題,剩下的就是拳頭了。


    不過此時,隴右的戰場形勢發生了一點變化。


    之前,唐軍受困於機動能力不足,隻能困守城中,麵對來去如風的吐蕃騎兵無可奈何。以至於,隻能每年焚燒草場,通過增加後勤壓力的方式,阻滯吐蕃騎兵的深入。


    即便如此消極的防禦手段,都引起了吐蕃的不滿,置書唐朝涇原四鎮節度使朱忠亮,詢問“頻見燒草,何使如此?”


    又是白居易代筆迴書給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表示燒草、築城都是常規操作,用不著一驚一乍的(歲焚宿草,蓋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


    隨著唐憲宗連續幹倒了,西川節度使劉辟、夏綏節度留後楊惠琳(元和元年806年)、魏博節度副使田懷諫(元和七年812年),尤其是平淮西節度吳元濟(元和十二年817年)、討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元和十三年818年)之後,各地節度懾於中央的權威,紛紛將子侄送入長安為質。[19]


    東部軍情的舒緩,讓唐庭逐漸有能力向西調動軍隊,朔方、隴右的防禦壓力開始緩解,並開始進行有計劃的主動出擊。


    818年(唐元和十三年)十月,吐蕃兵圍宥州(今內蒙鄂托克旗東北)。得到消息的唐軍紛紛展開救援行動,


    唐靈武節度使杜叔良率軍北援,在定遠城(寧夏石嘴山市平羅縣東南)與吐蕃阻援部隊相遇,兩軍在曠野上展開激戰,吐蕃軍隊戰死兩千餘人,一位節度副使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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