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文書中的用詞，對外（西域、突騎施、堅昆）的用詞是“撫寧”、“防製”，而對內則全部使用“統”和“治”。
可見，此時的“西域”蔥嶺以西，不在唐朝直接管轄的地區，而“安西”則已經是內部地區了。
這和《漢書·西域傳》中，“蔥嶺以東”的“西域”，已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從管理層級的角度上說，安西都護府西遷龜茲後，702年（武周長安二年）庭州設北庭都護府，但依舊歸屬於安西都護府。
景雲二年（711年），北庭都護府升為大都護府，與安西都護府分治。玄宗開元年間，又設“磧西節度使”，管轄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治西州。
以天山為界，以北包括阿爾泰山和巴爾喀什湖以西的廣大地區，歸北庭都護府統轄，以南直至蔥嶺以西、阿姆河流域的遼闊地區，屬安西都護府管轄。
迴溯唐朝向西的拓展，可以明顯看出唐庭對東、西突厥戰略戰術的差異。與擊倒東突厥時，充滿賭博意味的國運之戰不同，唐朝在經營西域過程中，明顯采取了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策略。
出河西走廊後，先拿下天山北麓的牧場，然後以三州之地為籠，駐軍屯墾，強硬推行州縣製改革，穩固局麵。
足足四年之後（貞觀十八年），唐軍才越過天山進討焉耆國（今新疆焉耆）。又過了四年（貞觀二十二年），才西去平龜茲國（今新疆庫車）。
在安西四鎮設置之初，唐朝的戰略目的依舊止步於，打碎西突厥在南疆的統治。
安西地區不過是構建了一個，以四鎮為支撐點的戰略緩衝區，便心滿意足了。
所以才會有四鎮不駐軍，以“撫”的主的大方針。
但南疆複雜的政治環境超過了唐庭的預期，尤其是吐蕃從安西以南強勢崛起，連續不斷的以穿越昆侖山和取道小勃律兩條路線入疆博弈。最終，逼得唐朝不得不在四鎮屯重兵固守。至此，南北疆的統治策略才開始趨同。
而對於蔥嶺以西，真正意義上的“西域”，唐庭實際上是綿長莫及，隻要能夠保持住朝貢體係，使其不倒向敵人便很滿意了。
從層級上說，北疆三州是河西走廊的防禦緩衝區，南疆的安西是北疆三州的防禦緩衝區，而西域則是安西地區的防禦緩衝區。
大家不要小看防禦緩衝區的作用，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吐蕃軍神欽陵和唐朝通泉縣尉郭元振，曾有一次野狐河（今青海察汗烏蘇河）之會。
二人唇槍舌劍鬥得不亦樂乎，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安西的歸屬。雙方都希望掌控安西四鎮，作為自己實際控製區的戰略緩衝區。
古代王朝通常沒有非常明確的“邊境”概念，多以“勢力範圍”來劃分。大多數情況下，“勢力範圍”的邊界都可以理解為戰略緩衝區。而安西地區恰恰是聯係中亞和東亞的節點，因此才成了唐蕃兩國必爭之地。
綜上所述，唐朝的“西域”概念，至少經過了兩次西移。
第一次，從指“敦煌以西”改為“高昌以西”，表現為唐境西擴北疆，伊、西、庭納入州縣體製之內，
第二次，從“高昌以西”變為“於闐以西”。
但這次西移經過三十多年的艱苦博弈，期間多次出現反複。最終，以四鎮駐軍為基點，將“西域”所指推到了蔥嶺以西，並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亂爆發（注意不是怛羅斯之戰）。
唐朝“西域”範疇的西移，伴隨著唐朝邊境的不斷拓展。
《資治通鑒》天寶十二年條目所載：“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裏，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當不是虛言。
弄清楚“西域”地望的不斷變化，是研究唐朝在西域政治、軍事製度的基礎，同時也有助於搞清各地羈縻州府的差異。
正如前文所述，安西四鎮是唐朝胡漢並存統治方式的交叉點，而這正是它迷人的地方。
唐憲宗李純是中唐時期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其在位的十五年間（805-820，年號“元和”），任用李吉甫、杜黃裳、李絳、裴度等幾位賢相，力主革除弊製、養兵削藩，討劉辟、除李琦、收魏博、平淮西、滅李師道。
隨著唐庭權威的再度樹立，沉屙數十年的藩鎮割據局麵幾乎一掃而空，各地藩鎮都開始重新上繳賦稅，接受朝廷任命的官吏。如果不是之後穆宗、文宗等幾位皇帝實在不堪，唐朝的國祚尚有逆轉的可能。
正因於此，目前史學界多將目光專注於“元和中興”時期，“兩稅製”推行和“削除藩鎮”之上，少有人關注憲宗在位期間唐蕃兩國的博弈。
今天，我們就憲宗在位的十五年，從唐蕃二百年的關係史中抽離出來。看看這個頗有意味的時間段裏，唐蕃兩國是如何在朝堂、沙場兩個層麵角逐博弈的。
如果用一條曲線，來勾勒出唐蕃二百年的關係史。那太宗時期處於上揚周期，最高點是文成入藏後的十年。
之後，在高宗武後時期開始震蕩下行，中宗李顯嫁金城公主入藏，至玄宗天寶年間，兩國關係開始轉暖，雖依舊上下搖擺，但總體保持平穩，算是一段略有上升的盤整階段。
安史之亂爆發後，吐蕃並吞河攏西域，兩國關係斷崖式跳水，戰爭成了對話的主要方式，尤其在唐德宗貞元三年（787年），平涼劫盟事件爆發後，唐蕃關係跌入穀底，幾乎斷了使臣互訪。
憲宗即位後，曲線再度上揚，兩國在朝堂、邊疆兩個戰場上鬥得你來我往。
（這其實恰好說明了，唐朝在安史之亂後，曆經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四朝的黑暗期，至憲宗時已有了還手之力。）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鹽州之戰以唐軍獲勝告終，此後兩國再也無心戀戰，和談成了雙方唯一的選擇。
可見，此時的“西域”蔥嶺以西，不在唐朝直接管轄的地區，而“安西”則已經是內部地區了。
這和《漢書·西域傳》中，“蔥嶺以東”的“西域”，已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從管理層級的角度上說，安西都護府西遷龜茲後，702年（武周長安二年）庭州設北庭都護府，但依舊歸屬於安西都護府。
景雲二年（711年），北庭都護府升為大都護府，與安西都護府分治。玄宗開元年間，又設“磧西節度使”，管轄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治西州。
以天山為界，以北包括阿爾泰山和巴爾喀什湖以西的廣大地區，歸北庭都護府統轄，以南直至蔥嶺以西、阿姆河流域的遼闊地區，屬安西都護府管轄。
迴溯唐朝向西的拓展，可以明顯看出唐庭對東、西突厥戰略戰術的差異。與擊倒東突厥時，充滿賭博意味的國運之戰不同，唐朝在經營西域過程中，明顯采取了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策略。
出河西走廊後，先拿下天山北麓的牧場，然後以三州之地為籠，駐軍屯墾，強硬推行州縣製改革，穩固局麵。
足足四年之後（貞觀十八年），唐軍才越過天山進討焉耆國（今新疆焉耆）。又過了四年（貞觀二十二年），才西去平龜茲國（今新疆庫車）。
在安西四鎮設置之初，唐朝的戰略目的依舊止步於，打碎西突厥在南疆的統治。
安西地區不過是構建了一個，以四鎮為支撐點的戰略緩衝區，便心滿意足了。
所以才會有四鎮不駐軍，以“撫”的主的大方針。
但南疆複雜的政治環境超過了唐庭的預期，尤其是吐蕃從安西以南強勢崛起，連續不斷的以穿越昆侖山和取道小勃律兩條路線入疆博弈。最終，逼得唐朝不得不在四鎮屯重兵固守。至此，南北疆的統治策略才開始趨同。
而對於蔥嶺以西，真正意義上的“西域”，唐庭實際上是綿長莫及，隻要能夠保持住朝貢體係，使其不倒向敵人便很滿意了。
從層級上說，北疆三州是河西走廊的防禦緩衝區，南疆的安西是北疆三州的防禦緩衝區，而西域則是安西地區的防禦緩衝區。
大家不要小看防禦緩衝區的作用，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吐蕃軍神欽陵和唐朝通泉縣尉郭元振，曾有一次野狐河（今青海察汗烏蘇河）之會。
二人唇槍舌劍鬥得不亦樂乎，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安西的歸屬。雙方都希望掌控安西四鎮，作為自己實際控製區的戰略緩衝區。
古代王朝通常沒有非常明確的“邊境”概念，多以“勢力範圍”來劃分。大多數情況下，“勢力範圍”的邊界都可以理解為戰略緩衝區。而安西地區恰恰是聯係中亞和東亞的節點，因此才成了唐蕃兩國必爭之地。
綜上所述，唐朝的“西域”概念，至少經過了兩次西移。
第一次，從指“敦煌以西”改為“高昌以西”，表現為唐境西擴北疆，伊、西、庭納入州縣體製之內，
第二次，從“高昌以西”變為“於闐以西”。
但這次西移經過三十多年的艱苦博弈，期間多次出現反複。最終，以四鎮駐軍為基點，將“西域”所指推到了蔥嶺以西，並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亂爆發（注意不是怛羅斯之戰）。
唐朝“西域”範疇的西移，伴隨著唐朝邊境的不斷拓展。
《資治通鑒》天寶十二年條目所載：“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裏，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當不是虛言。
弄清楚“西域”地望的不斷變化，是研究唐朝在西域政治、軍事製度的基礎，同時也有助於搞清各地羈縻州府的差異。
正如前文所述，安西四鎮是唐朝胡漢並存統治方式的交叉點，而這正是它迷人的地方。
唐憲宗李純是中唐時期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其在位的十五年間（805-820，年號“元和”），任用李吉甫、杜黃裳、李絳、裴度等幾位賢相，力主革除弊製、養兵削藩，討劉辟、除李琦、收魏博、平淮西、滅李師道。
隨著唐庭權威的再度樹立，沉屙數十年的藩鎮割據局麵幾乎一掃而空，各地藩鎮都開始重新上繳賦稅，接受朝廷任命的官吏。如果不是之後穆宗、文宗等幾位皇帝實在不堪，唐朝的國祚尚有逆轉的可能。
正因於此，目前史學界多將目光專注於“元和中興”時期，“兩稅製”推行和“削除藩鎮”之上，少有人關注憲宗在位期間唐蕃兩國的博弈。
今天，我們就憲宗在位的十五年，從唐蕃二百年的關係史中抽離出來。看看這個頗有意味的時間段裏，唐蕃兩國是如何在朝堂、沙場兩個層麵角逐博弈的。
如果用一條曲線，來勾勒出唐蕃二百年的關係史。那太宗時期處於上揚周期，最高點是文成入藏後的十年。
之後，在高宗武後時期開始震蕩下行，中宗李顯嫁金城公主入藏，至玄宗天寶年間，兩國關係開始轉暖，雖依舊上下搖擺，但總體保持平穩，算是一段略有上升的盤整階段。
安史之亂爆發後，吐蕃並吞河攏西域，兩國關係斷崖式跳水，戰爭成了對話的主要方式，尤其在唐德宗貞元三年（787年），平涼劫盟事件爆發後，唐蕃關係跌入穀底，幾乎斷了使臣互訪。
憲宗即位後，曲線再度上揚，兩國在朝堂、邊疆兩個戰場上鬥得你來我往。
（這其實恰好說明了，唐朝在安史之亂後，曆經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四朝的黑暗期，至憲宗時已有了還手之力。）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鹽州之戰以唐軍獲勝告終，此後兩國再也無心戀戰，和談成了雙方唯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