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8年，劍南節度使王昱調兵遣將，在左近另築兩城，試圖以長期圍困將其拿下。
但蕃軍大舉增援，在蓬婆嶺下大敗唐軍，王昱隻身逃脫，被貶而死。
安戎城讓李隆基如鯁在喉，曾親自主持作戰部署。
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南詔的聯絡下，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聯絡上了城內的吐蕃人翟都局。
三月，翟都局等人放唐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安戎城重迴唐朝。
六、九月吐蕃兩次派兵，均被唐軍擊退，興高采烈的李隆基，將其更名為平戎城，以誇耀功績。
但唐詔聯合共禦吐蕃的局麵，也基本到此為止，隨後兩國關係斷崖式跌落，南詔成了吐蕃的“兄弟之邦”。
二、棄唐聯蕃的轉折
一般來說，史料將唐詔交惡歸咎於三個人——張虔陀、鮮於仲通、楊國忠。
此三人位居雲南太守、劍南節度使、宰相，算是關鍵性崗位的關鍵人。
但兩國關係從盟友到兵戎，僅責難三個人，似乎有甩鍋的嫌疑。
畢竟能混到太守、節度的層級，哪個不是腦門鋥亮的老狐狸？
要是沒看到局勢變化，就算精蟲上腦，也必有收斂。
唐朝與南詔的關係，是種赤裸裸的互有需求、功能單一的關係。
唐朝需要一個有體量的盟友，協助抵禦吐蕃，畢竟逐一拉攏散裝的諸羌，效費比太低。
南詔則想仰仗唐朝拓展勢力，而非僅定位於協助抵禦吐蕃。
兩國關係定位上的巨大差異，必然造成分歧與爭端。
而這種分歧，被官員清清楚楚得看在眼裏，記在心上。
748年（天寶七年），南詔王皮邏閣去世，其子閣邏鳳繼位。
閣邏鳳主政後，繼續秉持對外擴張的策略，連續率軍打擊滇池附近的諸蠻勢力，將二十餘萬白蠻強行遷至大理，並派本族在滇東各要塞屯駐。
不受控製的南詔，讓唐庭深感憂慮，開始從政治、經濟等方麵布局擠壓。
時任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奉命開通從步頭(玉溪元江縣)至安寧（昆明安寧）的道路，並築安寧城為聯係南北的據點。
雲南太守張虔陀則嚐試在南詔國內部“摻沙子”，想用遭閣邏鳳的貶抵的異母弟誠節為雲南王。
唐朝的做法引起南詔不滿，閣邏鳳借機攪和，諸蠻紛起反抗，安寧城反倒落入南詔手裏。
749年（天寶8年），唐朝無法容忍南詔的繼續擴張，李隆基以熟知滇事的鮮於仲通為劍南節度使，決定以北攻南進政策，實施武力打擊。
在這種大背景下，張虔陀與閣邏鳳爆發了尖銳衝突，並以私人恩怨方式表現了出來。
750年，閣邏鳳照例攜妻女拜見張虔陀。
據說，好色的張虔陀見到王妃後魂不守舍，向閣邏鳳索要王妃為妾，雙方不歡而散。之後，張虔陀又“遣人罵辱之”。
閣邏鳳對此多次申訴，但唐廷置之不理。
忿怨不已的閣邏鳳，當年便遣大將攻姚州，破城殺張虔陀，城中百姓“皆被移隸遠處”。
“張虔陀事件”成了誘發天寶之戰的導火線，但究其實質，不過是唐詔利益關係，從合作走向激化的必然結果。
即便沒有張虔陀，也會有趙錢孫李，各種虔陀。
751年，鮮於仲通率軍征南詔，閣邏鳳遣使謝罪，願奉還所占土地、姚府戰俘及所掠財物，複置安寧、姚州都督府，並陳述交戰利害，恐讓吐蕃漁利。
但固執的鮮於仲通拒絕了建議，扣押南詔使，兵發西洱河。
閣邏鳳急遣使節至浪彎向吐蕃大將論若讚求援，論若讚“通變察情，分師入救”。
唐詔大戰於西洱河時，蕃軍從後方突襲，6萬唐軍團滅，鮮於仲通隻身逃迴成都。
擊敗唐軍後，南詔徹底倒向吐蕃，閣邏鳳派遣國中貴族60餘人，入拉薩朝覲吐蕃讚普赤德祖讚。
赤德祖讚倒履相迎，灑下大把政治餌料，封閣邏鳳為南國大詔，號東帝，給金印，約為兄弟之國，改南詔紀年為讚普鍾（意為“讚普之弟“）。
又娶南詔赤尊公主（赤尊為尊號，吐蕃時期非特指某人）為妃，結秦晉之好。
再授閣邏鳳之子鳳伽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南詔朝中之官吏，皆受吐蕃封賞。
753年，玄宗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率軍至雲南，希望複置姚州都督府。
閣邏鳳乘築城未就之際，派兵“絕其糧道”，唐軍潰散，姚州地區被南詔牢牢控製。
宰相楊國忠為掩飾雲南政策的失利，積極籌備再征南詔。
由於鮮於仲通之敗將劍南兵備消耗殆盡，再征雲南的軍士，多從陝西、河南、河北募集，北方民眾懼怕南方煙瘴多有逃亡。
楊國忠命人強製征兵，不從者銬送入營，三地百姓哭聲震天。
杜甫目睹窮兵黷武對百姓傷害，憤而寫下千古名篇《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
天寶十三年(754年)，唐軍以李宓為帥，十萬人馬再入雲南。
但就像首次天寶之戰一樣，失去諸羌協助的唐軍，在滇西群山間步履維艱。
閣邏鳳為增加唐軍的後勤壓力，以詐敗誘唐軍至洱海太和城下。
而後則據險守城，避而不戰，李宓孤軍深入水土不服，瘟疫蔓延，補給困難，不戰自潰。
唐軍見勢不妙選擇撤退，被蕃詔聯軍趁勢追殺。李宓沉江而死，十萬軍兵再度團滅。
時至今日，大理地區依舊能看到天寶將士塚、萬人塚、千人塚等曆史遺存，在默默訴說悲涼的往事。
存於太和城內的《南詔德化碑》對此記載為，“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裏徐來救，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犄角竟衝。彼方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雍水，三軍潰血刃，元帥沉江。”
天寶戰爭的失利，對唐蕃詔間的三角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朝一係列邊政處置的失誤，讓以共禦吐蕃為目標的唐詔聯盟破裂。
南詔以棄唐投蕃的策略，換取吐蕃為後盾，繼續擴大川滇交匯區的影響力。
吐蕃則是唐詔交惡的最大獲益者，形成了蕃詔聯合攻唐的戰略態勢。
三國關係的此消彼長，意味著三方軍力已成短兵相接之勢，再無迴旋緩衝的餘地。
但蕃軍大舉增援，在蓬婆嶺下大敗唐軍，王昱隻身逃脫，被貶而死。
安戎城讓李隆基如鯁在喉，曾親自主持作戰部署。
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南詔的聯絡下，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聯絡上了城內的吐蕃人翟都局。
三月，翟都局等人放唐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安戎城重迴唐朝。
六、九月吐蕃兩次派兵，均被唐軍擊退，興高采烈的李隆基，將其更名為平戎城，以誇耀功績。
但唐詔聯合共禦吐蕃的局麵，也基本到此為止，隨後兩國關係斷崖式跌落，南詔成了吐蕃的“兄弟之邦”。
二、棄唐聯蕃的轉折
一般來說，史料將唐詔交惡歸咎於三個人——張虔陀、鮮於仲通、楊國忠。
此三人位居雲南太守、劍南節度使、宰相，算是關鍵性崗位的關鍵人。
但兩國關係從盟友到兵戎，僅責難三個人，似乎有甩鍋的嫌疑。
畢竟能混到太守、節度的層級，哪個不是腦門鋥亮的老狐狸？
要是沒看到局勢變化，就算精蟲上腦，也必有收斂。
唐朝與南詔的關係，是種赤裸裸的互有需求、功能單一的關係。
唐朝需要一個有體量的盟友，協助抵禦吐蕃，畢竟逐一拉攏散裝的諸羌，效費比太低。
南詔則想仰仗唐朝拓展勢力，而非僅定位於協助抵禦吐蕃。
兩國關係定位上的巨大差異，必然造成分歧與爭端。
而這種分歧，被官員清清楚楚得看在眼裏，記在心上。
748年（天寶七年），南詔王皮邏閣去世，其子閣邏鳳繼位。
閣邏鳳主政後，繼續秉持對外擴張的策略，連續率軍打擊滇池附近的諸蠻勢力，將二十餘萬白蠻強行遷至大理，並派本族在滇東各要塞屯駐。
不受控製的南詔，讓唐庭深感憂慮，開始從政治、經濟等方麵布局擠壓。
時任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奉命開通從步頭(玉溪元江縣)至安寧（昆明安寧）的道路，並築安寧城為聯係南北的據點。
雲南太守張虔陀則嚐試在南詔國內部“摻沙子”，想用遭閣邏鳳的貶抵的異母弟誠節為雲南王。
唐朝的做法引起南詔不滿，閣邏鳳借機攪和，諸蠻紛起反抗，安寧城反倒落入南詔手裏。
749年（天寶8年），唐朝無法容忍南詔的繼續擴張，李隆基以熟知滇事的鮮於仲通為劍南節度使，決定以北攻南進政策，實施武力打擊。
在這種大背景下，張虔陀與閣邏鳳爆發了尖銳衝突，並以私人恩怨方式表現了出來。
750年，閣邏鳳照例攜妻女拜見張虔陀。
據說，好色的張虔陀見到王妃後魂不守舍，向閣邏鳳索要王妃為妾，雙方不歡而散。之後，張虔陀又“遣人罵辱之”。
閣邏鳳對此多次申訴，但唐廷置之不理。
忿怨不已的閣邏鳳，當年便遣大將攻姚州，破城殺張虔陀，城中百姓“皆被移隸遠處”。
“張虔陀事件”成了誘發天寶之戰的導火線，但究其實質，不過是唐詔利益關係，從合作走向激化的必然結果。
即便沒有張虔陀，也會有趙錢孫李，各種虔陀。
751年，鮮於仲通率軍征南詔，閣邏鳳遣使謝罪，願奉還所占土地、姚府戰俘及所掠財物，複置安寧、姚州都督府，並陳述交戰利害，恐讓吐蕃漁利。
但固執的鮮於仲通拒絕了建議，扣押南詔使，兵發西洱河。
閣邏鳳急遣使節至浪彎向吐蕃大將論若讚求援，論若讚“通變察情，分師入救”。
唐詔大戰於西洱河時，蕃軍從後方突襲，6萬唐軍團滅，鮮於仲通隻身逃迴成都。
擊敗唐軍後，南詔徹底倒向吐蕃，閣邏鳳派遣國中貴族60餘人，入拉薩朝覲吐蕃讚普赤德祖讚。
赤德祖讚倒履相迎，灑下大把政治餌料，封閣邏鳳為南國大詔，號東帝，給金印，約為兄弟之國，改南詔紀年為讚普鍾（意為“讚普之弟“）。
又娶南詔赤尊公主（赤尊為尊號，吐蕃時期非特指某人）為妃，結秦晉之好。
再授閣邏鳳之子鳳伽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南詔朝中之官吏，皆受吐蕃封賞。
753年，玄宗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率軍至雲南，希望複置姚州都督府。
閣邏鳳乘築城未就之際，派兵“絕其糧道”，唐軍潰散，姚州地區被南詔牢牢控製。
宰相楊國忠為掩飾雲南政策的失利，積極籌備再征南詔。
由於鮮於仲通之敗將劍南兵備消耗殆盡，再征雲南的軍士，多從陝西、河南、河北募集，北方民眾懼怕南方煙瘴多有逃亡。
楊國忠命人強製征兵，不從者銬送入營，三地百姓哭聲震天。
杜甫目睹窮兵黷武對百姓傷害，憤而寫下千古名篇《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
天寶十三年(754年)，唐軍以李宓為帥，十萬人馬再入雲南。
但就像首次天寶之戰一樣，失去諸羌協助的唐軍，在滇西群山間步履維艱。
閣邏鳳為增加唐軍的後勤壓力，以詐敗誘唐軍至洱海太和城下。
而後則據險守城，避而不戰，李宓孤軍深入水土不服，瘟疫蔓延，補給困難，不戰自潰。
唐軍見勢不妙選擇撤退，被蕃詔聯軍趁勢追殺。李宓沉江而死，十萬軍兵再度團滅。
時至今日，大理地區依舊能看到天寶將士塚、萬人塚、千人塚等曆史遺存，在默默訴說悲涼的往事。
存於太和城內的《南詔德化碑》對此記載為，“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裏徐來救，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犄角竟衝。彼方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雍水，三軍潰血刃，元帥沉江。”
天寶戰爭的失利，對唐蕃詔間的三角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朝一係列邊政處置的失誤，讓以共禦吐蕃為目標的唐詔聯盟破裂。
南詔以棄唐投蕃的策略，換取吐蕃為後盾，繼續擴大川滇交匯區的影響力。
吐蕃則是唐詔交惡的最大獲益者，形成了蕃詔聯合攻唐的戰略態勢。
三國關係的此消彼長，意味著三方軍力已成短兵相接之勢，再無迴旋緩衝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