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武人地方專權的情況愈演愈烈。經曆五代十國後，宋朝開始重文輕武，自此中國的文武關係發生了逆轉。其實，在唐代，文武官員並沒有嚴格的區分，很多文官也有一個當武將的夢想。那麽，文官與武將是從何時開始相輕？這還得從唐朝尋找原因。、
出將入相的理想
從高祖至玄宗時期（618～756年），軍功是唐代文武官員追求升遷的重要途徑，這不僅是由於唐初統治階層承繼了北朝以來的尚武傳統，也與當時的國家情勢與正治體製有著密切的關係。
這個時期的統治者多半熱衷於開邊拓土，經常發動對外戰爭，對於建立軍功的官員極為重視。不論官員的出身背景或職務，隻要能立下戰功，官位快速升遷是常見的酬賞。這是吸引士人和文官參與軍事的重要因素。
由於士人不論是通過恩蔭還是通過科考入仕，在仕宦的初期，常被派任地方基層職務，若任職地點為邊區，即有參與戰爭、一展軍事長才的可能；若能立下戰功，往往受到倚重而長期統兵，如武則天時期的名將唐休璟。休璟於明經中第後起家吳王府典簽，後調為營府戶曹。高宗調露元年（679年），突厥、奚和契丹連兵入侵河北道，休璟統兵抵禦，一戰成名，開始了長期的戎馬生涯。後於武後長安三年（703年），因“諳練邊事”而拜相，入朝參政。
此外，在朝廷任職的資深文官，也可能因得罪主政者而被貶官邊區，因此參與軍事工作。對於某些官員而言，此種挫折卻成為他們仕宦生涯的一個轉機。
以高宗朝的裴行儉為例，他本由明經入仕，任職長安令期間，因參加反對高宗策立武則天的行動，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後來升任安西都護。
這一段經曆，奠定了他日後處理西部邊防的基礎。上元三年（676年），行儉由吏部侍郎轉任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從此成為高宗朝對抗吐蕃和突厥的名將。
玄宗初年的宰相張說也有類似的經曆。開元元年（713年），張說因姚崇的排擠，失去相位且遭外貶，一度轉任武職，擔任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但他在開元八年、九年（720～721年）連續弭平胡人的叛亂後，憑此戰功得以再度入朝為相。由此可見軍功對於官員升遷的重要性，也使“出將入相”成為部分高階官員的仕途寫照。
相對於武將，擁有學術知識的文士若能在軍事領域中嶄露頭角，將比同儕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睞，高宗朝的劉仁軌即為一例。劉仁軌與劉仁願於龍朔三年（663年）同時領軍鎮丫百濟的叛亂，事定之後，仁軌奉命留守，仁願帶兵返迴京城。
由於仁軌才兼文武，他的仕途就比同時立功的劉仁願順遂。麟德二年（665年），也就是平定百濟後的第二年，劉仁軌率領新羅等四國的酋長參與泰山的封禪大典，展現其經營域外的成績，高宗即授予大司憲之職，一年後，升任右相。仁軌在四年內，由刺史而拜相，其升遷之速，充分顯示了具有文武兩方麵能力的官員在仕進上所占的優勢。
軍功成為官員獲取升遷的重要途徑，即使是進士出身的文官，仍會爭取統兵的機會，高宗朝的婁師德是一個例子。師德雖為文臣，仍自詡為“猛士”，由京官轉而任職軍旅，前後長達三十多年，並因此兩度拜相，入朝參政。另外，朝廷中高階官員是皇帝選派將帥時首先考量的人選，宰相或諸部尚書往往被任命為行軍總管，指揮大軍出征，形成“卿相統兵”的現象。武德二年（619年），以尚書右仆射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統兵征討宋金剛是最早的例子。到了高宗、武後時期更為常見，並一直持續至玄宗時期。
“唾麵自幹”的婁師德
在玄宗朝後期，新的發展趨勢開始成形。
一方麵，是國家內部的長期安定，促使學術持續發展，文學之士的自我優越感日益增強，開始攔阻建立軍功官員的升遷。開元初年，宰相宋璟壓製邊將郝靈佺誅殺突厥默啜可汗的戰功，致使靈佺憤而自盡，已開其端。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因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立下戰功，欲以之為相，張九齡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為理由，成功加以阻止。至天寶年間，玄宗重用缺乏學術知識的蕃將為節度使，邊將入相的可能性大為降低。
另一方麵，玄宗不斷發動對外戰爭，受倚重的邊將往往長期統兵，也減少了朝中文官與聞軍事的機會。部分文官即使擔任節度使，也因缺乏軍事能力，致使兵權旁落。例如，擔任劍南節度使的張宥因“文吏不習軍旅”，所有軍政都委由團練副使章仇兼瓊掌管，玄宗乃於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將張宥調迴朝廷，由章仇兼瓊接任節度使。
開元末期，宰相李林甫以“文士為將，怯當矢石”為由，建議玄宗重用蕃將，進一步削減了文士出身官員的統兵機會。後來安史亂起，朝廷為了作戰任務的需要，也改派有軍事經驗的武將取代某些由儒者擔任的地方官職。例如，河東太守李麟，在任時甚有政聲，但因安祿山的軍隊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侮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賁代還”。
事實上，儒者、文士不能統兵隻是一種刻板印象，並不表示在當時全無例外。武人輕視文人的軍事能力是唐朝後期出現的普遍現象，但這種態度有時反而成為招致失敗的原因，一位在德宗朝被譽為“有將帥材”的文臣樊澤也有類似的狀況。樊澤於建中元年（780年）試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入仕。他生長於河朔，既有武藝，又好讀兵書，因此“朝廷以其有將帥材，尋兼禦史中丞，充通和蕃使”。
也就是說，朝中的執政者雖看重其軍事能力，卻未派任軍職，而是命他出使吐蕃，處理兩國會盟的相關事宜。因此，樊澤雖具有統兵的能力，終其一生，參與軍事任務的機會仍然有限，僅在山東南道節度使時，領軍參與討平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之亂，並立軍功。由此可見，個別的文官雖具有處理軍務的能力，仍無助於改變武官對兵權的專擅。
自安祿山叛亂以來，武將的擅權削弱了朝廷對地方軍、政事務的控製。朝廷威信的減弱，成為嚴重的正治問題。
朝中的主政者對武將有所猜忌，任命朝中高階文官執掌軍務，就成為維係朝廷統兵之權的象征。杜佑就特別強調“出將入相”傳統對於國家安定的必要性。
出將入相的理想
從高祖至玄宗時期（618～756年），軍功是唐代文武官員追求升遷的重要途徑，這不僅是由於唐初統治階層承繼了北朝以來的尚武傳統，也與當時的國家情勢與正治體製有著密切的關係。
這個時期的統治者多半熱衷於開邊拓土，經常發動對外戰爭，對於建立軍功的官員極為重視。不論官員的出身背景或職務，隻要能立下戰功，官位快速升遷是常見的酬賞。這是吸引士人和文官參與軍事的重要因素。
由於士人不論是通過恩蔭還是通過科考入仕，在仕宦的初期，常被派任地方基層職務，若任職地點為邊區，即有參與戰爭、一展軍事長才的可能；若能立下戰功，往往受到倚重而長期統兵，如武則天時期的名將唐休璟。休璟於明經中第後起家吳王府典簽，後調為營府戶曹。高宗調露元年（679年），突厥、奚和契丹連兵入侵河北道，休璟統兵抵禦，一戰成名，開始了長期的戎馬生涯。後於武後長安三年（703年），因“諳練邊事”而拜相，入朝參政。
此外，在朝廷任職的資深文官，也可能因得罪主政者而被貶官邊區，因此參與軍事工作。對於某些官員而言，此種挫折卻成為他們仕宦生涯的一個轉機。
以高宗朝的裴行儉為例，他本由明經入仕，任職長安令期間，因參加反對高宗策立武則天的行動，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後來升任安西都護。
這一段經曆，奠定了他日後處理西部邊防的基礎。上元三年（676年），行儉由吏部侍郎轉任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從此成為高宗朝對抗吐蕃和突厥的名將。
玄宗初年的宰相張說也有類似的經曆。開元元年（713年），張說因姚崇的排擠，失去相位且遭外貶，一度轉任武職，擔任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但他在開元八年、九年（720～721年）連續弭平胡人的叛亂後，憑此戰功得以再度入朝為相。由此可見軍功對於官員升遷的重要性，也使“出將入相”成為部分高階官員的仕途寫照。
相對於武將，擁有學術知識的文士若能在軍事領域中嶄露頭角，將比同儕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睞，高宗朝的劉仁軌即為一例。劉仁軌與劉仁願於龍朔三年（663年）同時領軍鎮丫百濟的叛亂，事定之後，仁軌奉命留守，仁願帶兵返迴京城。
由於仁軌才兼文武，他的仕途就比同時立功的劉仁願順遂。麟德二年（665年），也就是平定百濟後的第二年，劉仁軌率領新羅等四國的酋長參與泰山的封禪大典，展現其經營域外的成績，高宗即授予大司憲之職，一年後，升任右相。仁軌在四年內，由刺史而拜相，其升遷之速，充分顯示了具有文武兩方麵能力的官員在仕進上所占的優勢。
軍功成為官員獲取升遷的重要途徑，即使是進士出身的文官，仍會爭取統兵的機會，高宗朝的婁師德是一個例子。師德雖為文臣，仍自詡為“猛士”，由京官轉而任職軍旅，前後長達三十多年，並因此兩度拜相，入朝參政。另外，朝廷中高階官員是皇帝選派將帥時首先考量的人選，宰相或諸部尚書往往被任命為行軍總管，指揮大軍出征，形成“卿相統兵”的現象。武德二年（619年），以尚書右仆射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統兵征討宋金剛是最早的例子。到了高宗、武後時期更為常見，並一直持續至玄宗時期。
“唾麵自幹”的婁師德
在玄宗朝後期，新的發展趨勢開始成形。
一方麵，是國家內部的長期安定，促使學術持續發展，文學之士的自我優越感日益增強，開始攔阻建立軍功官員的升遷。開元初年，宰相宋璟壓製邊將郝靈佺誅殺突厥默啜可汗的戰功，致使靈佺憤而自盡，已開其端。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因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立下戰功，欲以之為相，張九齡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為理由，成功加以阻止。至天寶年間，玄宗重用缺乏學術知識的蕃將為節度使，邊將入相的可能性大為降低。
另一方麵，玄宗不斷發動對外戰爭，受倚重的邊將往往長期統兵，也減少了朝中文官與聞軍事的機會。部分文官即使擔任節度使，也因缺乏軍事能力，致使兵權旁落。例如，擔任劍南節度使的張宥因“文吏不習軍旅”，所有軍政都委由團練副使章仇兼瓊掌管，玄宗乃於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將張宥調迴朝廷，由章仇兼瓊接任節度使。
開元末期，宰相李林甫以“文士為將，怯當矢石”為由，建議玄宗重用蕃將，進一步削減了文士出身官員的統兵機會。後來安史亂起，朝廷為了作戰任務的需要，也改派有軍事經驗的武將取代某些由儒者擔任的地方官職。例如，河東太守李麟，在任時甚有政聲，但因安祿山的軍隊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侮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賁代還”。
事實上，儒者、文士不能統兵隻是一種刻板印象，並不表示在當時全無例外。武人輕視文人的軍事能力是唐朝後期出現的普遍現象，但這種態度有時反而成為招致失敗的原因，一位在德宗朝被譽為“有將帥材”的文臣樊澤也有類似的狀況。樊澤於建中元年（780年）試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入仕。他生長於河朔，既有武藝，又好讀兵書，因此“朝廷以其有將帥材，尋兼禦史中丞，充通和蕃使”。
也就是說，朝中的執政者雖看重其軍事能力，卻未派任軍職，而是命他出使吐蕃，處理兩國會盟的相關事宜。因此，樊澤雖具有統兵的能力，終其一生，參與軍事任務的機會仍然有限，僅在山東南道節度使時，領軍參與討平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之亂，並立軍功。由此可見，個別的文官雖具有處理軍務的能力，仍無助於改變武官對兵權的專擅。
自安祿山叛亂以來，武將的擅權削弱了朝廷對地方軍、政事務的控製。朝廷威信的減弱，成為嚴重的正治問題。
朝中的主政者對武將有所猜忌，任命朝中高階文官執掌軍務，就成為維係朝廷統兵之權的象征。杜佑就特別強調“出將入相”傳統對於國家安定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