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為如今的朝堂上，通過政治改革保證了文官集團擁有了對抗皇權的力量，同時也通過這股力量維護了皇權的穩固，這個世界總是這樣，月滿則缺，水滿則溢，當皇權達到頂峰的時候，也就是皇權應該衰落的時候，民主也是一樣，當民主達到頂峰的時候，一個集權國家就會誕生，而當自由達到頂峰的時候，無政府主義便會誕生，什麽東西，隻要到了一個極端，就不是什麽好東西了。
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是智慧的，他們早就料想到，當一種思想占據了社會的主流，並且還在不斷極端化所產生的危害，所以創造出了中庸這樣一種社會哲學，什麽都要做，什麽也不要偏倚，這種在現代人看來又能平庸的哲學思想，在政治上卻無疑是最好的思想了。
在西方，中庸這個思想，並不為人們所知，他們認為在政治上贏者通吃才是社會的法則，所以在他們的民主自由社會中，參加一場選舉，黨派並不代表全國，他隻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當他被選上台以後，所能照顧的，也就是投票給他的那部分人，也就是所謂的基本盤，但一個國家的利益就那麽大，且在現代社會中，想要開拓更大的市場，也就是把蛋糕變大，在經濟下行的狀態下是非常困難的。
在這種時候，當選的黨派能做的，就是把不投票給自己的民眾利益拿過來，然後放在那些給自己投票的人身上，這顯然是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了，隻需要改變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稅收的比例就可以了，如果是富人投我，就給富人減稅，如果是窮人投我，就提高稅收繳納最低上限，如果是少數族裔投我，就給少數族裔更多的平等權利，如果是驢叫投我，就給他們定居權，這種部分人的政黨，顯然不用什麽中庸之道，因為他隻需要照顧自己的基本盤就行了，至於敵人那一方的，又官他什麽事情呢。
等到人神共怒的時候，一個代表新的階層的政黨就會將他取而代之，然後繼續為自己的基本盤盤剝利益，這也就是所謂多黨製的由來，因為在他們的國家中，一個國家，是有多股政治力量存在的，而這些政治力量並不能團結，他們必須要在選舉這一場會考中取得勝利，才能奪得真正的權益，然後幾年之後，再進行洗牌。
所以我們經常能夠在西方的媒體上看到哪位新當選的總統，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否決自己前任提出的重要舉措或者法案，然後按照自己的方式再來執行，這種做法，就是雙方之間零和博弈的結果，因為兩邊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階級，所以在換屆之後，自然會出現巨大的問題。
民主製度這種東西，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比較穩定，它的穩定倒不是因為它民主，而是因為多黨製，因為多黨製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好處，當然，這個好處是對於政客人們來說，那就是他的責任原，是多個的，而不僅僅是一個的。
像多黨製國家，如果民眾不滿政府，政府完全可以推脫說是上一屆政府造成的問題，這個時候，老百姓的責難聲就會小很多，詳情請參考彎彎，這個地區就是如此，凡是出現了什麽問題，都可以退給上一屆政府，然後下一屆政府再推給如今的政府，尋返往複，把民眾耍的團團轉，但確實可以保證政府的穩定，畢竟責任方多了，你總不能揪著一個不放吧，相比起來，一黨國家就要困難的多了。
因為他隻要犯錯，他沒有任何人可以推卸，你說前一屆政府，但前一屆也是你啊，這就是很大的問題了，民眾的怨怒也容易積累下來，然後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這就是多黨製的好處，但是壞處也就有了，那就是這套製度，民眾的憤怒是會累積的，他長時間得不到發泄就會一次性爆發，平常時候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當大危機來臨的時候，民主政府，通常會出現十分巨大的問題。
這一點，看二戰之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就知道了，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能夠與之比擬的恐怕也隻有2008年的金融海嘯能夠媲美了，在這場危機中，民眾的怒火瞬間被點燃，當時有多少個民主政府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獨裁、法西斯，這都是曆史課本上記載著的，這便是民主一個很大的問題。
時間是一個輪迴，當年的局勢會不會重新出現在今天，這也是一個未解之謎。
而中庸之道則不同，他所代表的，是整一個國家所有人民的利益，因此在許多問題上，便沒有了答案，所謂中庸，如果用一張圖來表示的話就應該是太極的模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這樣一個國家之中，平衡才是核心需要保持的東西，既不可以讓一方勢力太過於強大，也不能讓一方勢力太過於弱小，相互之間始終保持著平衡，這才是中庸的真諦。
而相比起西方的價值觀來說，這套中庸的思想有幾個很明顯的好處，那就是這個國家不至於走極端，縱觀中國曆史，很少出現太過於極端的情況，當然，極端的情況也出現過，可相比起西方來說，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的思想就有他的優越性，而除了很少走極端之外，這種中庸思想，也能讓人比較心平氣和，比較會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而不是完全的唯我主義，隻思考自己的利益得失，不顧忌他人的利益是否會因為自己的自由而受到損失，這樣的唯我主義，如今在整個西方蔓延，隻要我認為是對的東西，那麽反對方就一定是錯誤的，甚至反對的人都是邪惡的。
為什麽思想會有這麽極端的思想，這其實跟宗教有關，因為基督教是一神教，在他的世界觀中，價值觀是固定的，是不可以改變的，因為那是神告訴你的，你怎麽可以去改變呢？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西方人都比較固執，這當然有好處，比如說他們很尊重契約精神，由此而引發來文藝複興和商業的興起，這是好處。
但也有不少壞處，那就是當雙方產生矛盾的時候，誰都不會去想怎麽和解，而隻會在腦子裏想怎麽消滅對方，這種情況在整個歐洲都非常明顯，且在現代也是時常成為熱點問題，比如說難民問題，一派人就覺得難民應該得到救助，自己的國家應該敞開懷抱接納難民，而另外一派則認為難民問題不應該由自己一個國家來承擔，提出要其他國家也來承擔難民問題，不然就要把多餘的難民遣送會自己的國家，或者幹脆極端一點的就是讓所有難民都離開自己的國家，迴到自己的老家去。
這樣的分裂，是完全沒有調和的可能的，因為他們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驅動他們的不是利益，而是價值觀，這跟中國決然不同，如果中國的周圍出現了難民，老百姓如果反對，理由隻可能是一個，那就是難民的到來侵犯了他們的利益，隻要政府能夠保證難民的到來不會侵害到百姓的利益，甚至還能從中得利，百姓是決然不會太過於暴力的反抗難民入境政策的。
但歐洲卻不同，因為它的價值觀是固定的，無論哪一種價值觀，隻要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那些不想要難民的人，他們就是認為這些人不應該出現在自己的國家，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不是阿拉伯人的德國，而另一派就認為世界全球化，德國是世界的德國，不是德國人的德國，這兩派人的矛盾，從現代化開始的那一瞬間，便在每個一神教國家中固定下來，生根發芽，難民問題，則是引爆這個問題的炸藥，根源其實並不在難民，而在於德國人對於自己的理解而已。
當然，不能否認許多德國人之所以反對難民，金錢也有很大的比重，但更中國這樣一個現實主義國家來說，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在中國，許多東西是可以商量的，這是好事，也是壞事，但在歐洲，有些事就是不能拿來商量，這當然也有好有壞，總的來說，歐洲人的想法比較偏向於價值取向，而東方人則更加偏向於利益取向。
所以中國的製度，其實最適合的還是集權製，因為想要搞中庸，就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政府，如果一個中庸的文化下去搞多黨製，那麽這個國家必然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比如說政府效率低下，以及國家成為企業財團的靠山，最後政府被企業所綁架，政府也不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企業主的政府。
這些都在事實上證明了，一個中庸的國度，若是使用多黨製，必然會使國家陷入衰退之中，所以可以看到東亞曆史上，雖然日韓兩國後來都變成了民主製度，但是日本這個民主製度，從1955年到1993年，長達三十八年的時間裏就沒有換過執政黨，騎士一種變相的一黨製，順便說一下，現任的****首相，他的黨籍也是自民黨，從這裏也能看得出來，日本這種民主，說實話，其實也就是變相的一黨製了。
至於韓國，倒確實有幾分多黨製的感覺了，可是從他曆任總統下場都很慘的狀況來看，這民主質量，也確實是非常低的了，至於為什麽韓國總統總是非常悲劇，這其實也是跟韓國民眾，對於民主期望過高的原因。
他們認為隻要一個國家民主了，他就會欣欣向榮，他就會沒有腐敗，他就會奔向更好的明天，但其實並不會，對於韓國來說，最為繁榮昌盛的時代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個時代的韓國創造了所謂的漢江奇跡，一瞬間將原本破敗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而做下這一切的，正是***的父親，樸正熙，一個獨裁者。
曆史總是如此的諷刺，仿佛他如果不對你發笑，他就要死了一樣，而民主也並沒有給韓國帶來什麽繁榮昌盛，他的繁榮昌盛，大體是在獨裁時代所創立的，然後便是慣性發展，和曆史的機遇而已，與民主體製並無關係，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強盛也是如此，***獨裁幾十年的時間，造就了新加坡的奇跡，台灣也是如此，最光輝的時代，便是經國時代，在那個時代，台灣錢淹腳目，遠遠不是現在這副慘兮兮的模樣。
從這裏就能看得出來，其實整個東北亞地區，所有的國家與區域幾乎都是如此，因為這些地區，全部都信奉中庸的思想，或者是被中庸化了的佛教，神道教，在這樣的思想洗禮下，想進行歐洲的民主製度，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徐清會進行這種改革的原因。
中國必須要有一個統治者在上麵，但是統治者的權利卻不能太大，因為太大的話，隻要他想做什麽就就能做什麽，根本沒有人能夠控製的了他，可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話就一點用都沒有了，畢竟皇帝不犯渾這事是做到了，可還要防止權臣造反啊，你像當年二戰前的日本，就因為日本天皇權利太小，直接被軍方給來了個下克上，最後直接完蛋的組建了一個軍人內閣，這就是統治者權利太小所導致的結果，當然，跟天皇本人過於貪心也有很大的關係，他也是有那個吞並中國的心，這才會想讓軍方來執政，從而讓文官集團徹底退出了政治的舞台，總而言之，這就是權利不平衡所導致的災禍。
而如今宋朝的這套製度，顯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平衡，皇帝可以對權臣動手，但需要仔細想一想自己付不付得起這個代價，畢竟如今的宋朝工商業發達，人民的思想也早已經接受過了一輪輪的洗禮，要是殺死了徐清，許多跟他有利益關係的人都會舉旗造反，其中第一個就是那些商人們，第二個則是權臣有沒有必要殺死皇帝自己做皇帝？
(本章完)
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是智慧的，他們早就料想到，當一種思想占據了社會的主流，並且還在不斷極端化所產生的危害，所以創造出了中庸這樣一種社會哲學，什麽都要做，什麽也不要偏倚，這種在現代人看來又能平庸的哲學思想，在政治上卻無疑是最好的思想了。
在西方，中庸這個思想，並不為人們所知，他們認為在政治上贏者通吃才是社會的法則，所以在他們的民主自由社會中，參加一場選舉，黨派並不代表全國，他隻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當他被選上台以後，所能照顧的，也就是投票給他的那部分人，也就是所謂的基本盤，但一個國家的利益就那麽大，且在現代社會中，想要開拓更大的市場，也就是把蛋糕變大，在經濟下行的狀態下是非常困難的。
在這種時候，當選的黨派能做的，就是把不投票給自己的民眾利益拿過來，然後放在那些給自己投票的人身上，這顯然是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了，隻需要改變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稅收的比例就可以了，如果是富人投我，就給富人減稅，如果是窮人投我，就提高稅收繳納最低上限，如果是少數族裔投我，就給少數族裔更多的平等權利，如果是驢叫投我，就給他們定居權，這種部分人的政黨，顯然不用什麽中庸之道，因為他隻需要照顧自己的基本盤就行了，至於敵人那一方的，又官他什麽事情呢。
等到人神共怒的時候，一個代表新的階層的政黨就會將他取而代之，然後繼續為自己的基本盤盤剝利益，這也就是所謂多黨製的由來，因為在他們的國家中，一個國家，是有多股政治力量存在的，而這些政治力量並不能團結，他們必須要在選舉這一場會考中取得勝利，才能奪得真正的權益，然後幾年之後，再進行洗牌。
所以我們經常能夠在西方的媒體上看到哪位新當選的總統，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否決自己前任提出的重要舉措或者法案，然後按照自己的方式再來執行，這種做法，就是雙方之間零和博弈的結果，因為兩邊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階級，所以在換屆之後，自然會出現巨大的問題。
民主製度這種東西，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比較穩定，它的穩定倒不是因為它民主，而是因為多黨製，因為多黨製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好處，當然，這個好處是對於政客人們來說，那就是他的責任原，是多個的，而不僅僅是一個的。
像多黨製國家，如果民眾不滿政府，政府完全可以推脫說是上一屆政府造成的問題，這個時候，老百姓的責難聲就會小很多，詳情請參考彎彎，這個地區就是如此，凡是出現了什麽問題，都可以退給上一屆政府，然後下一屆政府再推給如今的政府，尋返往複，把民眾耍的團團轉，但確實可以保證政府的穩定，畢竟責任方多了，你總不能揪著一個不放吧，相比起來，一黨國家就要困難的多了。
因為他隻要犯錯，他沒有任何人可以推卸，你說前一屆政府，但前一屆也是你啊，這就是很大的問題了，民眾的怨怒也容易積累下來，然後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這就是多黨製的好處，但是壞處也就有了，那就是這套製度，民眾的憤怒是會累積的，他長時間得不到發泄就會一次性爆發，平常時候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當大危機來臨的時候，民主政府，通常會出現十分巨大的問題。
這一點，看二戰之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就知道了，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能夠與之比擬的恐怕也隻有2008年的金融海嘯能夠媲美了，在這場危機中，民眾的怒火瞬間被點燃，當時有多少個民主政府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獨裁、法西斯，這都是曆史課本上記載著的，這便是民主一個很大的問題。
時間是一個輪迴，當年的局勢會不會重新出現在今天，這也是一個未解之謎。
而中庸之道則不同，他所代表的，是整一個國家所有人民的利益，因此在許多問題上，便沒有了答案，所謂中庸，如果用一張圖來表示的話就應該是太極的模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這樣一個國家之中，平衡才是核心需要保持的東西，既不可以讓一方勢力太過於強大，也不能讓一方勢力太過於弱小，相互之間始終保持著平衡，這才是中庸的真諦。
而相比起西方的價值觀來說，這套中庸的思想有幾個很明顯的好處，那就是這個國家不至於走極端，縱觀中國曆史，很少出現太過於極端的情況，當然，極端的情況也出現過，可相比起西方來說，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的思想就有他的優越性，而除了很少走極端之外，這種中庸思想，也能讓人比較心平氣和，比較會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而不是完全的唯我主義，隻思考自己的利益得失，不顧忌他人的利益是否會因為自己的自由而受到損失，這樣的唯我主義，如今在整個西方蔓延，隻要我認為是對的東西，那麽反對方就一定是錯誤的，甚至反對的人都是邪惡的。
為什麽思想會有這麽極端的思想，這其實跟宗教有關，因為基督教是一神教，在他的世界觀中，價值觀是固定的，是不可以改變的，因為那是神告訴你的，你怎麽可以去改變呢？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西方人都比較固執，這當然有好處，比如說他們很尊重契約精神，由此而引發來文藝複興和商業的興起，這是好處。
但也有不少壞處，那就是當雙方產生矛盾的時候，誰都不會去想怎麽和解，而隻會在腦子裏想怎麽消滅對方，這種情況在整個歐洲都非常明顯，且在現代也是時常成為熱點問題，比如說難民問題，一派人就覺得難民應該得到救助，自己的國家應該敞開懷抱接納難民，而另外一派則認為難民問題不應該由自己一個國家來承擔，提出要其他國家也來承擔難民問題，不然就要把多餘的難民遣送會自己的國家，或者幹脆極端一點的就是讓所有難民都離開自己的國家，迴到自己的老家去。
這樣的分裂，是完全沒有調和的可能的，因為他們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驅動他們的不是利益，而是價值觀，這跟中國決然不同，如果中國的周圍出現了難民，老百姓如果反對，理由隻可能是一個，那就是難民的到來侵犯了他們的利益，隻要政府能夠保證難民的到來不會侵害到百姓的利益，甚至還能從中得利，百姓是決然不會太過於暴力的反抗難民入境政策的。
但歐洲卻不同，因為它的價值觀是固定的，無論哪一種價值觀，隻要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那些不想要難民的人，他們就是認為這些人不應該出現在自己的國家，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不是阿拉伯人的德國，而另一派就認為世界全球化，德國是世界的德國，不是德國人的德國，這兩派人的矛盾，從現代化開始的那一瞬間，便在每個一神教國家中固定下來，生根發芽，難民問題，則是引爆這個問題的炸藥，根源其實並不在難民，而在於德國人對於自己的理解而已。
當然，不能否認許多德國人之所以反對難民，金錢也有很大的比重，但更中國這樣一個現實主義國家來說，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在中國，許多東西是可以商量的，這是好事，也是壞事，但在歐洲，有些事就是不能拿來商量，這當然也有好有壞，總的來說，歐洲人的想法比較偏向於價值取向，而東方人則更加偏向於利益取向。
所以中國的製度，其實最適合的還是集權製，因為想要搞中庸，就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政府，如果一個中庸的文化下去搞多黨製，那麽這個國家必然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比如說政府效率低下，以及國家成為企業財團的靠山，最後政府被企業所綁架，政府也不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企業主的政府。
這些都在事實上證明了，一個中庸的國度，若是使用多黨製，必然會使國家陷入衰退之中，所以可以看到東亞曆史上，雖然日韓兩國後來都變成了民主製度，但是日本這個民主製度，從1955年到1993年，長達三十八年的時間裏就沒有換過執政黨，騎士一種變相的一黨製，順便說一下，現任的****首相，他的黨籍也是自民黨，從這裏也能看得出來，日本這種民主，說實話，其實也就是變相的一黨製了。
至於韓國，倒確實有幾分多黨製的感覺了，可是從他曆任總統下場都很慘的狀況來看，這民主質量，也確實是非常低的了，至於為什麽韓國總統總是非常悲劇，這其實也是跟韓國民眾，對於民主期望過高的原因。
他們認為隻要一個國家民主了，他就會欣欣向榮，他就會沒有腐敗，他就會奔向更好的明天，但其實並不會，對於韓國來說，最為繁榮昌盛的時代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個時代的韓國創造了所謂的漢江奇跡，一瞬間將原本破敗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而做下這一切的，正是***的父親，樸正熙，一個獨裁者。
曆史總是如此的諷刺，仿佛他如果不對你發笑，他就要死了一樣，而民主也並沒有給韓國帶來什麽繁榮昌盛，他的繁榮昌盛，大體是在獨裁時代所創立的，然後便是慣性發展，和曆史的機遇而已，與民主體製並無關係，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強盛也是如此，***獨裁幾十年的時間，造就了新加坡的奇跡，台灣也是如此，最光輝的時代，便是經國時代，在那個時代，台灣錢淹腳目，遠遠不是現在這副慘兮兮的模樣。
從這裏就能看得出來，其實整個東北亞地區，所有的國家與區域幾乎都是如此，因為這些地區，全部都信奉中庸的思想，或者是被中庸化了的佛教，神道教，在這樣的思想洗禮下，想進行歐洲的民主製度，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徐清會進行這種改革的原因。
中國必須要有一個統治者在上麵，但是統治者的權利卻不能太大，因為太大的話，隻要他想做什麽就就能做什麽，根本沒有人能夠控製的了他，可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話就一點用都沒有了，畢竟皇帝不犯渾這事是做到了，可還要防止權臣造反啊，你像當年二戰前的日本，就因為日本天皇權利太小，直接被軍方給來了個下克上，最後直接完蛋的組建了一個軍人內閣，這就是統治者權利太小所導致的結果，當然，跟天皇本人過於貪心也有很大的關係，他也是有那個吞並中國的心，這才會想讓軍方來執政，從而讓文官集團徹底退出了政治的舞台，總而言之，這就是權利不平衡所導致的災禍。
而如今宋朝的這套製度，顯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平衡，皇帝可以對權臣動手，但需要仔細想一想自己付不付得起這個代價，畢竟如今的宋朝工商業發達，人民的思想也早已經接受過了一輪輪的洗禮，要是殺死了徐清，許多跟他有利益關係的人都會舉旗造反，其中第一個就是那些商人們，第二個則是權臣有沒有必要殺死皇帝自己做皇帝？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