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說一陣，耶律元術話鋒一轉，提起了一件事情。
「徐樞密，宋遼從前是兄弟之國，今番再度聯手，一直是通過樞密相公。我主的意思，此番我來，一是拜會相公，二是看是否方便，去一趟江南？」
正如他所說，一直以來，大宋和契丹之間，都是通過陝西在聯繫。以至於耶律大石都在疑惑，宋遼兩國之間的事務，是不是陝西長官說了就算？不用經過宋帝？上迴蕭朵魯不來，曾經隱晦地問及過此事，得知是因為徐衛有「便宜行事」的權力。
耶律大石聽後，便吩咐出徵文武，去拜徐衛時，看有沒有機會去一趟江南，也見一見宋帝，這樣更穩妥一些。
徐衛反應很快，立即答道：「這是自然，就算尊使不提，我也會安排。徐衛雖然受天子命，鎮守地方，但終究是臣子。朝廷授予我便宜大權，原本是為救急。宋遼相逢一笑泯恩仇，此等大事，當然要由聖上和朝廷最後定奪，豈是徐某敢擅權的？這樣，你一路也辛苦，且在興元歇息兩日，我盡快安排，如何？」
耶律元術大喜，執禮道：「如此，就多勞樞密相公費心了！」
「客氣，今天晚上，我設下宴席，替各位接風洗塵，也預祝貴我兩朝能擊敗強敵，鼎定天下，再續兄弟之誼！」徐衛笑道。
「好！在下一定到！」耶律元術喜道。
隨後兩日，徐衛盡量把公務排開，專門在家裏隻作一件事情，寫奏本。他雖有便宜行事的權力，但更有事後報備的意義。關於結好黨項，聯絡契丹這些事情，雖然一直是由他主持，但也都向朝廷報備過。
隻不過，那是例行公事，不算詳細。而朝廷大概也沒有太過重視這迴事，可能杭州那幫人認為這事不太靠譜吧。這一迴，趁著契丹使者去江南的機會，他必須把這件事情詳細說明，這樣才不至於讓趙官家和六哥一頭霧水。
奏本寫好之後，他用樞密院專門的紅字牌加急發往行在。宋代的官方通訊，皇帝的詔命要用金字牌傳，而且上麵寫明「禦前文字，不得入鋪」；接下來，就是樞密院的青字牌；再下，就是地方各司用的銀字牌。禦前金字牌，規定一晝夜行五百裏，樞密院青字牌，一晝夜三百五十裏，而銀字牌就從來沒到過一晝夜三百裏。徐衛現在帶著「知樞密院事」頭銜，所以他可以用青字牌來傳遞消息。
送出奏本以來，他又安排耶律元術前往杭州。緊接著，一道軍令發到熙河帥司，命令姚平仲發兵收取西涼府，同時派陝西轉運司的轉運判官，權充軍前轉運使，負責協調糧草。至於他自己，這迴就不去了，你作為軍事統帥，發手下大將打仗，沒事就親自去，這讓底下人認為你不信任他。
卻說杭州方麵，在平息了政變以後，朝中開始了清洗。凡是跟太上皇有瓜葛的官員，都受到處置。嚴重的，如黃潛善、王宗濋、羅汝楫之流，丟了性命。次之如王次翁等輩也除名編管。剩下的那結，不是貶謫，就是安置。
徐六升為次相，他藉此機會，捎帶著把一些沒有參與此事，但卻極力主和的官員排擠出朝，紛紛下放到地方上任職。他這個作法，受到了台諫激烈的批判。宋代政治較為開明，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表現就在於言路的暢通。禦史台雖然隻是一個監察機構，既沒有行政權，也沒有司法權，更不用說兵權，但上到皇帝，下到百官，沒有人敢對台諫掉以輕心。羅汝楫為什麽敢上竄下跳，大放厥詞？因為他是言官，可以風聞言事，而且不因言獲罪。
宋代名臣包公包拯作言官時，為了反對皇帝提拔張貴妃的伯父為宣徽使，數次直諫，宋仁宗不為所動，堅持己見。包拯火了，攛掇整個禦史台的官員，在下朝之後，截留滿朝文武，當著百官的麵，激烈地反對皇帝的作法，甚至公然說張貴妃伯父是「盛世垃圾，白晝魔鬼」，說到冒火處，包拯是越走越近。
當著朝臣的麵，皇帝也不好發作。包拯又是他信任的臣子，於是皇帝退步了，以商量的口吻道：「既不作宣徽使，改作節度使如何？反正節度使是粗官。」
仁宗的本意是說，節度使在我大宋，已經不如唐末五代那樣把持大權了，而且多是授給武臣，被那些帶兵的粗人視為最高榮耀來追求，所以稱為「粗官」。
哪知這句話捅了馬蜂窩，包拯怒火衝天道：「節度使太祖，太宗都作過，恐非粗官！」他這一激動，唾沫星子濺了仁宗一臉。廷辯結束迴到後宮，皇帝的愛妃上前詢問是否替她伯父要到了官職，仁宗氣不打一處來，一邊用袖子擦臉，一邊責怪道：「你就曉得替你父要宣徵使，宣徵使，你可知道包拯是禦史！你看看吐我這一臉的口水！」
「殿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麵，汝隻管要宣徽使，宣徽使，豈不知包拯為禦史乎？」
從此事不難看出，宋代重視言官，容忍言官是有傳統的。徐良雖然是次相，但受到言官群起而攻，按理，他應該謙遜謹慎，收斂一些。可徐良不這麽幹，他手裏有人事權，首先就把禦史中丞給撤了，換了一個叫作周三畏的接任。結果，又遭到言官們的激烈反彈，他接下來更狠，把幾個態度最堅決的正言，司諫，禦史，全調離台諫。
他這種作法，叫作控製言路。皇帝一般都不這麽幹，他卻敢，為什麽？因為正是趙諶的授意。經過此變之後，趙諶認識到，自己還是太過心軟，如果早些聽宰執們的意見，清理跟太上皇有瓜葛的官員，不就沒有後來的事了麽？
「徐樞密，宋遼從前是兄弟之國，今番再度聯手，一直是通過樞密相公。我主的意思，此番我來，一是拜會相公，二是看是否方便，去一趟江南？」
正如他所說，一直以來，大宋和契丹之間，都是通過陝西在聯繫。以至於耶律大石都在疑惑，宋遼兩國之間的事務，是不是陝西長官說了就算？不用經過宋帝？上迴蕭朵魯不來，曾經隱晦地問及過此事，得知是因為徐衛有「便宜行事」的權力。
耶律大石聽後，便吩咐出徵文武，去拜徐衛時，看有沒有機會去一趟江南，也見一見宋帝，這樣更穩妥一些。
徐衛反應很快，立即答道：「這是自然，就算尊使不提，我也會安排。徐衛雖然受天子命，鎮守地方，但終究是臣子。朝廷授予我便宜大權，原本是為救急。宋遼相逢一笑泯恩仇，此等大事，當然要由聖上和朝廷最後定奪，豈是徐某敢擅權的？這樣，你一路也辛苦，且在興元歇息兩日，我盡快安排，如何？」
耶律元術大喜，執禮道：「如此，就多勞樞密相公費心了！」
「客氣，今天晚上，我設下宴席，替各位接風洗塵，也預祝貴我兩朝能擊敗強敵，鼎定天下，再續兄弟之誼！」徐衛笑道。
「好！在下一定到！」耶律元術喜道。
隨後兩日，徐衛盡量把公務排開，專門在家裏隻作一件事情，寫奏本。他雖有便宜行事的權力，但更有事後報備的意義。關於結好黨項，聯絡契丹這些事情，雖然一直是由他主持，但也都向朝廷報備過。
隻不過，那是例行公事，不算詳細。而朝廷大概也沒有太過重視這迴事，可能杭州那幫人認為這事不太靠譜吧。這一迴，趁著契丹使者去江南的機會，他必須把這件事情詳細說明，這樣才不至於讓趙官家和六哥一頭霧水。
奏本寫好之後，他用樞密院專門的紅字牌加急發往行在。宋代的官方通訊，皇帝的詔命要用金字牌傳，而且上麵寫明「禦前文字，不得入鋪」；接下來，就是樞密院的青字牌；再下，就是地方各司用的銀字牌。禦前金字牌，規定一晝夜行五百裏，樞密院青字牌，一晝夜三百五十裏，而銀字牌就從來沒到過一晝夜三百裏。徐衛現在帶著「知樞密院事」頭銜，所以他可以用青字牌來傳遞消息。
送出奏本以來，他又安排耶律元術前往杭州。緊接著，一道軍令發到熙河帥司，命令姚平仲發兵收取西涼府，同時派陝西轉運司的轉運判官，權充軍前轉運使，負責協調糧草。至於他自己，這迴就不去了，你作為軍事統帥，發手下大將打仗，沒事就親自去，這讓底下人認為你不信任他。
卻說杭州方麵，在平息了政變以後，朝中開始了清洗。凡是跟太上皇有瓜葛的官員，都受到處置。嚴重的，如黃潛善、王宗濋、羅汝楫之流，丟了性命。次之如王次翁等輩也除名編管。剩下的那結，不是貶謫，就是安置。
徐六升為次相，他藉此機會，捎帶著把一些沒有參與此事，但卻極力主和的官員排擠出朝，紛紛下放到地方上任職。他這個作法，受到了台諫激烈的批判。宋代政治較為開明，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表現就在於言路的暢通。禦史台雖然隻是一個監察機構，既沒有行政權，也沒有司法權，更不用說兵權，但上到皇帝，下到百官，沒有人敢對台諫掉以輕心。羅汝楫為什麽敢上竄下跳，大放厥詞？因為他是言官，可以風聞言事，而且不因言獲罪。
宋代名臣包公包拯作言官時，為了反對皇帝提拔張貴妃的伯父為宣徽使，數次直諫，宋仁宗不為所動，堅持己見。包拯火了，攛掇整個禦史台的官員，在下朝之後，截留滿朝文武，當著百官的麵，激烈地反對皇帝的作法，甚至公然說張貴妃伯父是「盛世垃圾，白晝魔鬼」，說到冒火處，包拯是越走越近。
當著朝臣的麵，皇帝也不好發作。包拯又是他信任的臣子，於是皇帝退步了，以商量的口吻道：「既不作宣徽使，改作節度使如何？反正節度使是粗官。」
仁宗的本意是說，節度使在我大宋，已經不如唐末五代那樣把持大權了，而且多是授給武臣，被那些帶兵的粗人視為最高榮耀來追求，所以稱為「粗官」。
哪知這句話捅了馬蜂窩，包拯怒火衝天道：「節度使太祖，太宗都作過，恐非粗官！」他這一激動，唾沫星子濺了仁宗一臉。廷辯結束迴到後宮，皇帝的愛妃上前詢問是否替她伯父要到了官職，仁宗氣不打一處來，一邊用袖子擦臉，一邊責怪道：「你就曉得替你父要宣徵使，宣徵使，你可知道包拯是禦史！你看看吐我這一臉的口水！」
「殿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麵，汝隻管要宣徽使，宣徽使，豈不知包拯為禦史乎？」
從此事不難看出，宋代重視言官，容忍言官是有傳統的。徐良雖然是次相，但受到言官群起而攻，按理，他應該謙遜謹慎，收斂一些。可徐良不這麽幹，他手裏有人事權，首先就把禦史中丞給撤了，換了一個叫作周三畏的接任。結果，又遭到言官們的激烈反彈，他接下來更狠，把幾個態度最堅決的正言，司諫，禦史，全調離台諫。
他這種作法，叫作控製言路。皇帝一般都不這麽幹，他卻敢，為什麽？因為正是趙諶的授意。經過此變之後，趙諶認識到，自己還是太過心軟，如果早些聽宰執們的意見，清理跟太上皇有瓜葛的官員，不就沒有後來的事了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