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案子裏似乎沒有牽扯進哪個男同，和目前確認併案的幾起，似乎沒了關聯。
幾位警察轉而又說起，要安排下對某個人的盯梢工作。
他們說的是個陌生的人名，尚揚從沒聽過這個名字，不知道是要盯誰，正想問一問，坐他旁邊的那位負責接收深圳警方反饋信息的刑警，麵前電腦彈出消息提醒。
“聽我說，”這位刑警示意大家安靜，道，“法醫剛才發現，女死者曾經做過取卵手術。”
第64章
經死者家屬的同意，法醫進行了屍體解剖，死者的死因確係低血糖，身體無其他內外傷，也沒有疾病。但法醫有了很意外的發現，這位女死者在一到兩年內，曾做過取卵手術。
不過死者的身邊人，包括父母、男友還有那位閨蜜，都表示對此毫不知情。
聽到這話，尚揚的第一個念頭便是：“會是她曾經賣過卵子嗎？”
一位同事也道：“她學歷高，長得還漂亮，在這種不法市場裏，她的卵子應該還挺受歡迎。”
另一位卻說：“她可是拆二代，經濟條件這麽好，會去幹這個？做這手術是很受罪的，賣一次拿幾萬十幾萬，以她的經濟條件，不至於。”
她和“自願”去做代媽的農村婦女們，在知識和經濟上的差距猶如天塹，確實不至於為了錢去做這種對自己傷害極大的事。
“不光是錢的問題，”那位參與過此類案件的同事還提供了一個新角度，“在這種市場裏，死者雖然條件不錯，可年齡稍微有點大，前兩年我跟進這麽一個案子，機構負責人說他們的客戶，就隻要十七歲到二十八歲的卵妹，他們認為超過二十八，卵子質量就不好了。”
換言之，在這種“市場”裏，身體、器官、細胞，統統都變成等待估價的貨物，隻要進入了這個“市場”，就再沒有“人”，也做不了“人”，隻是商品。
尚揚問這位同事：“吳警官，你經手的是什麽案子？”
吳警官道：“有個被忽悠賣卵的女大學生，第一次賣完覺得沒事，第二次又去了，被取了接近三十顆卵子，還沒出那診所，人沒了。”
尚揚：“……”
金旭也問道：“最後怎麽處理的？”
吳警官道：“給她取卵的醫生，還有所謂的介紹人，都進去了。”
金旭道：“就沒順藤摸瓜，把這機構一鍋端了？”
吳警官明顯有些無奈，隻道：“當時是端了。”
一眾警察一齊靜默了片刻。
非法行醫害死女孩的是醫生，騙女孩去賣卵的是中介。機構仿佛什麽也沒做，而那些“客戶”，更是在這起殘害生命的案件裏，完全隱形了。
公安是執法前沿，在有些案件中，公安部門能做的事十分有限。
說迴案件，一位刑警猜測道：“深圳離香港那麽近，會不會這拆二代是過關，到那邊做過凍卵？”
另一位道：“如果手術時間再久點，還有這可能，可法醫說是一到兩年內做的。”
疫情前到疫情這兩年裏，那邊什麽情況，人人都知道，正常人如非必要不可能過去，更不用說還是去做這種需要進醫療機構的事，這種可能微乎其微。
那會不會是：“死者這男友剛談不久，有沒有可能是和前男友愛得死去活來，到了想要孩子的地步。她這麽注重外表，可能怕身材走樣，不想自己生，去內地這種機構當過 ‘客戶’，找過代媽。”
目前看，這確實成了最可能的一種可能。
“可是，”尚揚道，“剛才不是說，她經常在網絡平台上，為女性主義發聲嗎？”
眾人：“……”
尚揚也知道自己問的是一個很天真的問題，但他實在不願相信，一個曾舉起過“姐姐來了”旗幟的女孩，真的會在現實世界裏，隻因為自己不想承擔生育的風險和痛楚，就去購買一位“姐姐”？
“還是等深圳警方的調查結果吧，”金旭道，“事實出來之前，過早下結論，對死者也不公平。”
眾人點頭同意。不管女死者究竟為什麽做這手術，起碼現在能初步判斷，這起案子和其他案件有了相通的屬性。
如此一來，會計師汞中毒案，和其他案件又有點格格不入。
但尚揚琢磨了琢磨，倘若他是那個會計師，奔四的男同，找了個小自己十幾歲的女研究生結婚，騙婚還要找高學歷同妻，能圖什麽？自然是貪圖女孩年輕漂亮還有高學歷，換句話說，女孩的基因好。
“我”都是能做出這種事的男同了，“我”可太想要個擁有“我”血脈的孩子了，那“我”自然也完全有可能從前也光顧過不法機構，可能倒黴吧，一些原因沒能成功。哎？那“我”一不做二不休，騙婚一個女研究生豈不妙哉，花費還比去機構少呢，不愧是“我”，資深會計師，算盤打得當然好。
尚揚代入想了一番，痛罵起了“我”：媽的，什麽狗東西。
有電話打到辦公室來，一位刑警去接了，講完後迴來與眾人道：“基站監測到，他正給那律師打電話，同事監聽到的，他找律師借錢，說想迴老家。”
幾位警察轉而又說起，要安排下對某個人的盯梢工作。
他們說的是個陌生的人名，尚揚從沒聽過這個名字，不知道是要盯誰，正想問一問，坐他旁邊的那位負責接收深圳警方反饋信息的刑警，麵前電腦彈出消息提醒。
“聽我說，”這位刑警示意大家安靜，道，“法醫剛才發現，女死者曾經做過取卵手術。”
第64章
經死者家屬的同意，法醫進行了屍體解剖，死者的死因確係低血糖，身體無其他內外傷，也沒有疾病。但法醫有了很意外的發現，這位女死者在一到兩年內，曾做過取卵手術。
不過死者的身邊人，包括父母、男友還有那位閨蜜，都表示對此毫不知情。
聽到這話，尚揚的第一個念頭便是：“會是她曾經賣過卵子嗎？”
一位同事也道：“她學歷高，長得還漂亮，在這種不法市場裏，她的卵子應該還挺受歡迎。”
另一位卻說：“她可是拆二代，經濟條件這麽好，會去幹這個？做這手術是很受罪的，賣一次拿幾萬十幾萬，以她的經濟條件，不至於。”
她和“自願”去做代媽的農村婦女們，在知識和經濟上的差距猶如天塹，確實不至於為了錢去做這種對自己傷害極大的事。
“不光是錢的問題，”那位參與過此類案件的同事還提供了一個新角度，“在這種市場裏，死者雖然條件不錯，可年齡稍微有點大，前兩年我跟進這麽一個案子，機構負責人說他們的客戶，就隻要十七歲到二十八歲的卵妹，他們認為超過二十八，卵子質量就不好了。”
換言之，在這種“市場”裏，身體、器官、細胞，統統都變成等待估價的貨物，隻要進入了這個“市場”，就再沒有“人”，也做不了“人”，隻是商品。
尚揚問這位同事：“吳警官，你經手的是什麽案子？”
吳警官道：“有個被忽悠賣卵的女大學生，第一次賣完覺得沒事，第二次又去了，被取了接近三十顆卵子，還沒出那診所，人沒了。”
尚揚：“……”
金旭也問道：“最後怎麽處理的？”
吳警官道：“給她取卵的醫生，還有所謂的介紹人，都進去了。”
金旭道：“就沒順藤摸瓜，把這機構一鍋端了？”
吳警官明顯有些無奈，隻道：“當時是端了。”
一眾警察一齊靜默了片刻。
非法行醫害死女孩的是醫生，騙女孩去賣卵的是中介。機構仿佛什麽也沒做，而那些“客戶”，更是在這起殘害生命的案件裏，完全隱形了。
公安是執法前沿，在有些案件中，公安部門能做的事十分有限。
說迴案件，一位刑警猜測道：“深圳離香港那麽近，會不會這拆二代是過關，到那邊做過凍卵？”
另一位道：“如果手術時間再久點，還有這可能，可法醫說是一到兩年內做的。”
疫情前到疫情這兩年裏，那邊什麽情況，人人都知道，正常人如非必要不可能過去，更不用說還是去做這種需要進醫療機構的事，這種可能微乎其微。
那會不會是：“死者這男友剛談不久，有沒有可能是和前男友愛得死去活來，到了想要孩子的地步。她這麽注重外表，可能怕身材走樣，不想自己生，去內地這種機構當過 ‘客戶’，找過代媽。”
目前看，這確實成了最可能的一種可能。
“可是，”尚揚道，“剛才不是說，她經常在網絡平台上，為女性主義發聲嗎？”
眾人：“……”
尚揚也知道自己問的是一個很天真的問題，但他實在不願相信，一個曾舉起過“姐姐來了”旗幟的女孩，真的會在現實世界裏，隻因為自己不想承擔生育的風險和痛楚，就去購買一位“姐姐”？
“還是等深圳警方的調查結果吧，”金旭道，“事實出來之前，過早下結論，對死者也不公平。”
眾人點頭同意。不管女死者究竟為什麽做這手術，起碼現在能初步判斷，這起案子和其他案件有了相通的屬性。
如此一來，會計師汞中毒案，和其他案件又有點格格不入。
但尚揚琢磨了琢磨，倘若他是那個會計師，奔四的男同，找了個小自己十幾歲的女研究生結婚，騙婚還要找高學歷同妻，能圖什麽？自然是貪圖女孩年輕漂亮還有高學歷，換句話說，女孩的基因好。
“我”都是能做出這種事的男同了，“我”可太想要個擁有“我”血脈的孩子了，那“我”自然也完全有可能從前也光顧過不法機構，可能倒黴吧，一些原因沒能成功。哎？那“我”一不做二不休，騙婚一個女研究生豈不妙哉，花費還比去機構少呢，不愧是“我”，資深會計師，算盤打得當然好。
尚揚代入想了一番，痛罵起了“我”：媽的，什麽狗東西。
有電話打到辦公室來，一位刑警去接了，講完後迴來與眾人道：“基站監測到，他正給那律師打電話，同事監聽到的，他找律師借錢，說想迴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