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瑞年此時道：“這異地存兌業務，我感覺有一點象唐時的飛票，未知對否？”
“嗯，老唐說的對。”惟功親自答道：“可見不管什麽新奇花樣，其實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
這話說的諧趣，眾人都笑將起來。
唐時天下的中心在長安，不論是淮揚特產還是蜀中的蜀錦，大宗貨物，肯定會集長安，不論是去買或是賣，攜帶大量的現錢都是很困難的事，特別是唐時還沒有把金銀當成流通貨幣，唐初的貨幣單位是銅錢和絹，中唐之後出現銀錢交易，不過隻是小宗，更多的還是以銅錢為主。一直到宋，也是以銅幣為最重要的計量單位，大宗的貨品交易，都是以“貫”來計算。
一貫錢平均是千錢，價值也就一兩左右的白銀，銅錢做為貨幣單位對農民是好事，交稅容易，流通方便，手中可以一直持有，不象白銀，在持有使用的過程中不停的夾剪損耗，銀本位有利於商人和大士紳，也方便了朝廷，畢竟明季的銅礦采量連宋時的零頭亦不如，朝廷省事省錢，也省得管製大量的礦工，以明季的管理水平，怕是要真如宋人那樣采礦，礦工造反，怕是真的會此起彼伏了。
唐人以銅錢為主要的交易貨幣，帶來的問題就是運輸不易。明季千兩白銀購買力就足夠做一筆大買賣，攜帶上京，不過百來斤重，一輛獨輪車就推的如飛而走，一頭毛驢也盡夠了。唐人卻得千貫以上銅錢，不說重量，光是體積算算就嚇死人了，如一座小錢山一般，光驢馬就得好多頭才運的動，費用自然也就高漲上去了。
所謂窮則思變，唐時的飛票製度，便是應運而生。
各地大商人和藩鎮將貨物運至京城後發賣，然後將銅錢放在各道於京師的進奏院之中，不僅是進奏院，還有各軍使及大商號的分號等，取半聯飛錢票，迴到各道之後，憑半聯票與各道的分院分號驗票，然後憑票取錢。
這樣，省得攜帶大量銅錢奔波於途，不僅省了耗費，更要緊的便是安全了。
以中唐之後四處攻伐，山賊馬匪到處都是的治安情形，如果攜帶大量銅錢到處奔走，就象是嬰兒於鬧市持黃金而行，想叫人不惦記也難。
而大明立國後先以實物貿易為主，後來元氣漸複，改為金銀，後又發行寶鈔，所以這種飛票製度，一直沒有施行。
一直到明末時才有雛形出現，到了清季康乾年間，山西票號才煥發光彩，到了嘉慶，道光年間，票號開始壯大，到有“日升昌”這樣的擁資千萬的大票號時已經是清末，票號發展到了極致，但等外國資本順利進入，正統銀行業開辦起來，股本更為雄厚，經營更為靈活，發展更為快捷，同時外國銀行可以在中國發行鈔票，種種特權之下，將山西票號打的節節敗退，到民國之時，票號已經被銀行給徹底取代了。
既然票號不如現代銀行業，惟功也自然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候再去搞落後的票號，他的這個銀行設想當然還不及真正的現代銀行的業務，不過在這個時代而言，已經極為先進了。
歐洲的銀行業要更早一些，遠在中世紀時，因為聖殿騎士團的出現產生了銀行業的雛形，發展至今已經頗具規模，但如果遼陽銀行成立發展的話，此時的歐洲亦是沒得比。
“大人真是……”到了此時，諸多問題解答，宋錢度心裏明白，這銀行一成立，必定又是一個裏程碑式的發展。
從順字行單純的物流業務，再到發展成大規模的南北之間的貿易，然後大興海船，海上貿易興起，順字行開始大量賺取海外貿易的利潤，同時，將江南的商業脈落相當的部份掌控在手中，這又是一個重要變化。
再下來就是發展棉花種植，然後就是紡織業，現在遼陽布雖然還沒有行銷天下，不過以順字行和遼陽的實力，這一步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然後就是因南北貿易興趣和運輸業的發展而興起的保險業務，光是這一宗新業務，一年利潤肯定超過常人想象。
再接著是四海商行這個公辦商行興起，鹽鐵業成為遼陽鎮收入並且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四海商行的股本在手，就等於良田在手，可以傳諸於子孫，這一點，已經深入遼陽上下的人心，武官們可以替四海行去打仗，因為這等於是替自己打仗，就這一點來說，真真是難得的舉措，可謂妙手天成。
當然，他們也不知道，其實四海行的製度來源於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這一層，惟功自不會與這些人點破。
再有這個銀行業，宋錢度和李文昭對視一眼，兩人均是有一種無力之感。
他們的家族，都已經資財過百萬，在江南也是最頂尖的巨富之家，但他們的規模和收益與眼前這位比起來，實在是相差的是太遠了。
李文昭性子要跳脫一些，當下有所思便是直接笑道：“大人真是了不得，這銀行一辦，數年之後，年入千萬怕也不在話下了。”
言下之意，不乏羨慕，也有一點兒別樣情緒在裏頭。
當時的人，講究盈滿則虧，不好太過，所以很多事情做到一定地步，不僅不前進，反要講個退步。
在李文昭看來，惟功的產業出息已經極盛，不要說這一生一世，便是傳諸子孫，幾十世也盡夠榮華富貴了，國初那些勳貴人家，二百多年下來，還是富貴榮華，又何必汲汲於財富，做這樣的事，順字行固然不怕，但惹怒太多的官紳階層，於惟功名聲須有不利之處，而銀行放貸收利，雖然是低息，造福萬民，但在有心人播弄之下，怕也要沾上放高利貸的不好名聲，對惟功一向良好的形象，也是一種點汙。既然銀錢足夠，又何必一定去做？
以國人的心思，要麽索性做壞事，要麽幹脆就行善事，不能獲利，否則必定是兩頭不討好。以李文昭與惟功和遼陽的關係，當然是希望善始善終，不希望出現不該有的波折。
惟功何等人，李文昭一說，他便明白對方的意思。
當下點了點頭，對任磊道：“任磊，將去年遼陽歲入和歲出和他們說說。”
“是，大人。”
任磊站起身來，對眾人微笑道：“遼陽歲入，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頗具吸引的迷題，但為了害怕泄露出來，引起朝廷各方的矚目注意，我們在此之前是將此事設為最高密級，除了大人和必要的相關人員外，一律不得與聞，一旦泄露，有司就會徹查，就算現在，也是高等密級，在這裏聽到的人，會被記錄在案，一旦將來有泄密的情形，查出泄露源頭在哪，各位一定會受到相關的懲罰，哪怕是兩位不屬於遼陽體係的東主，也是一樣。”
聽到這話，在場的人都是神色凜然，連李文昭和宋錢度也是點了點頭，示意自己已經知道其中的得失利害。
“去歲，我們征稅，包括順字行和並將作司下各廠，各坊織廠，絲廠，各屯堡，各普通商行，外來商人，從坐稅到行商厘稅等，一共歲入是兩千一百萬兩白銀……”看到各人震驚的眼神，任磊得意一笑，止住有想說話的人，接著道：“我還沒有說完。然後是四海商行的鹽鐵利潤，除去給持有股本的股東分紅，各種成本，四海商行上繳給鎮裏是六百八十萬兩白銀。另，海事司下的海船貿易，去掉死難人員的撫恤金，來往費用，修船折舊費用，預留資金等，所有海船上交給鎮財務司是四百萬兩白銀。另外還有一些雜項收入是一百二十萬兩，所以去歲的總收入是三千三百萬兩，比起大明的全國賦稅還要多出不少，盈餘麽，去歲盈餘一千餘萬，但估計要拿來堵今年的窟窿，今年不僅不會有盈餘，還得把曆年所積多半用出去了。”
明朝一年的賦稅在張居正改革之前是沒有盈餘的，嘉靖年間年年虧空，朝廷的軍費開支和官員俸祿都要發不上來，在張居正改革之後，太倉每年能盈餘四百萬到三百萬之間，這筆銀子在後人聽來確實不多，但這是財政盈餘，在張居正之前是完全沒有的東西，不僅是白銀有盈餘，通州糧庫裏還有確保在庫的千萬石以上的糧食，以白銀和糧食的積儲數字，足夠帝國打好幾場大仗和應對相當必要的緊急支出，比如大規模的災荒和大工程開銷等等。
這筆銀子如果好好積存下來，倒是頗為可觀，可惜的是，萬曆年年以各種名義支取，大半收入被取入內廷，外朝所留，其實並不為多。
“嗯，老唐說的對。”惟功親自答道：“可見不管什麽新奇花樣，其實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
這話說的諧趣，眾人都笑將起來。
唐時天下的中心在長安，不論是淮揚特產還是蜀中的蜀錦，大宗貨物，肯定會集長安，不論是去買或是賣，攜帶大量的現錢都是很困難的事，特別是唐時還沒有把金銀當成流通貨幣，唐初的貨幣單位是銅錢和絹，中唐之後出現銀錢交易，不過隻是小宗，更多的還是以銅錢為主。一直到宋，也是以銅幣為最重要的計量單位，大宗的貨品交易，都是以“貫”來計算。
一貫錢平均是千錢，價值也就一兩左右的白銀，銅錢做為貨幣單位對農民是好事，交稅容易，流通方便，手中可以一直持有，不象白銀，在持有使用的過程中不停的夾剪損耗，銀本位有利於商人和大士紳，也方便了朝廷，畢竟明季的銅礦采量連宋時的零頭亦不如，朝廷省事省錢，也省得管製大量的礦工，以明季的管理水平，怕是要真如宋人那樣采礦，礦工造反，怕是真的會此起彼伏了。
唐人以銅錢為主要的交易貨幣，帶來的問題就是運輸不易。明季千兩白銀購買力就足夠做一筆大買賣，攜帶上京，不過百來斤重，一輛獨輪車就推的如飛而走，一頭毛驢也盡夠了。唐人卻得千貫以上銅錢，不說重量，光是體積算算就嚇死人了，如一座小錢山一般，光驢馬就得好多頭才運的動，費用自然也就高漲上去了。
所謂窮則思變，唐時的飛票製度，便是應運而生。
各地大商人和藩鎮將貨物運至京城後發賣，然後將銅錢放在各道於京師的進奏院之中，不僅是進奏院，還有各軍使及大商號的分號等，取半聯飛錢票，迴到各道之後，憑半聯票與各道的分院分號驗票，然後憑票取錢。
這樣，省得攜帶大量銅錢奔波於途，不僅省了耗費，更要緊的便是安全了。
以中唐之後四處攻伐，山賊馬匪到處都是的治安情形，如果攜帶大量銅錢到處奔走，就象是嬰兒於鬧市持黃金而行，想叫人不惦記也難。
而大明立國後先以實物貿易為主，後來元氣漸複，改為金銀，後又發行寶鈔，所以這種飛票製度，一直沒有施行。
一直到明末時才有雛形出現，到了清季康乾年間，山西票號才煥發光彩，到了嘉慶，道光年間，票號開始壯大，到有“日升昌”這樣的擁資千萬的大票號時已經是清末，票號發展到了極致，但等外國資本順利進入，正統銀行業開辦起來，股本更為雄厚，經營更為靈活，發展更為快捷，同時外國銀行可以在中國發行鈔票，種種特權之下，將山西票號打的節節敗退，到民國之時，票號已經被銀行給徹底取代了。
既然票號不如現代銀行業，惟功也自然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候再去搞落後的票號，他的這個銀行設想當然還不及真正的現代銀行的業務，不過在這個時代而言，已經極為先進了。
歐洲的銀行業要更早一些，遠在中世紀時，因為聖殿騎士團的出現產生了銀行業的雛形，發展至今已經頗具規模，但如果遼陽銀行成立發展的話，此時的歐洲亦是沒得比。
“大人真是……”到了此時，諸多問題解答，宋錢度心裏明白，這銀行一成立，必定又是一個裏程碑式的發展。
從順字行單純的物流業務，再到發展成大規模的南北之間的貿易，然後大興海船，海上貿易興起，順字行開始大量賺取海外貿易的利潤，同時，將江南的商業脈落相當的部份掌控在手中，這又是一個重要變化。
再下來就是發展棉花種植，然後就是紡織業，現在遼陽布雖然還沒有行銷天下，不過以順字行和遼陽的實力，這一步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然後就是因南北貿易興趣和運輸業的發展而興起的保險業務，光是這一宗新業務，一年利潤肯定超過常人想象。
再接著是四海商行這個公辦商行興起，鹽鐵業成為遼陽鎮收入並且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四海商行的股本在手，就等於良田在手，可以傳諸於子孫，這一點，已經深入遼陽上下的人心，武官們可以替四海行去打仗，因為這等於是替自己打仗，就這一點來說，真真是難得的舉措，可謂妙手天成。
當然，他們也不知道，其實四海行的製度來源於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這一層，惟功自不會與這些人點破。
再有這個銀行業，宋錢度和李文昭對視一眼，兩人均是有一種無力之感。
他們的家族，都已經資財過百萬，在江南也是最頂尖的巨富之家，但他們的規模和收益與眼前這位比起來，實在是相差的是太遠了。
李文昭性子要跳脫一些，當下有所思便是直接笑道：“大人真是了不得，這銀行一辦，數年之後，年入千萬怕也不在話下了。”
言下之意，不乏羨慕，也有一點兒別樣情緒在裏頭。
當時的人，講究盈滿則虧，不好太過，所以很多事情做到一定地步，不僅不前進，反要講個退步。
在李文昭看來，惟功的產業出息已經極盛，不要說這一生一世，便是傳諸子孫，幾十世也盡夠榮華富貴了，國初那些勳貴人家，二百多年下來，還是富貴榮華，又何必汲汲於財富，做這樣的事，順字行固然不怕，但惹怒太多的官紳階層，於惟功名聲須有不利之處，而銀行放貸收利，雖然是低息，造福萬民，但在有心人播弄之下，怕也要沾上放高利貸的不好名聲，對惟功一向良好的形象，也是一種點汙。既然銀錢足夠，又何必一定去做？
以國人的心思，要麽索性做壞事，要麽幹脆就行善事，不能獲利，否則必定是兩頭不討好。以李文昭與惟功和遼陽的關係，當然是希望善始善終，不希望出現不該有的波折。
惟功何等人，李文昭一說，他便明白對方的意思。
當下點了點頭，對任磊道：“任磊，將去年遼陽歲入和歲出和他們說說。”
“是，大人。”
任磊站起身來，對眾人微笑道：“遼陽歲入，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頗具吸引的迷題，但為了害怕泄露出來，引起朝廷各方的矚目注意，我們在此之前是將此事設為最高密級，除了大人和必要的相關人員外，一律不得與聞，一旦泄露，有司就會徹查，就算現在，也是高等密級，在這裏聽到的人，會被記錄在案，一旦將來有泄密的情形，查出泄露源頭在哪，各位一定會受到相關的懲罰，哪怕是兩位不屬於遼陽體係的東主，也是一樣。”
聽到這話，在場的人都是神色凜然，連李文昭和宋錢度也是點了點頭，示意自己已經知道其中的得失利害。
“去歲，我們征稅，包括順字行和並將作司下各廠，各坊織廠，絲廠，各屯堡，各普通商行，外來商人，從坐稅到行商厘稅等，一共歲入是兩千一百萬兩白銀……”看到各人震驚的眼神，任磊得意一笑，止住有想說話的人，接著道：“我還沒有說完。然後是四海商行的鹽鐵利潤，除去給持有股本的股東分紅，各種成本，四海商行上繳給鎮裏是六百八十萬兩白銀。另，海事司下的海船貿易，去掉死難人員的撫恤金，來往費用，修船折舊費用，預留資金等，所有海船上交給鎮財務司是四百萬兩白銀。另外還有一些雜項收入是一百二十萬兩，所以去歲的總收入是三千三百萬兩，比起大明的全國賦稅還要多出不少，盈餘麽，去歲盈餘一千餘萬，但估計要拿來堵今年的窟窿，今年不僅不會有盈餘，還得把曆年所積多半用出去了。”
明朝一年的賦稅在張居正改革之前是沒有盈餘的，嘉靖年間年年虧空，朝廷的軍費開支和官員俸祿都要發不上來，在張居正改革之後，太倉每年能盈餘四百萬到三百萬之間，這筆銀子在後人聽來確實不多，但這是財政盈餘，在張居正之前是完全沒有的東西，不僅是白銀有盈餘，通州糧庫裏還有確保在庫的千萬石以上的糧食，以白銀和糧食的積儲數字，足夠帝國打好幾場大仗和應對相當必要的緊急支出，比如大規模的災荒和大工程開銷等等。
這筆銀子如果好好積存下來，倒是頗為可觀，可惜的是，萬曆年年以各種名義支取，大半收入被取入內廷，外朝所留，其實並不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