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珠單抗的使用邏輯這個其實非常簡單明了。就算孫立恩從頭開始講，一共也就花了十來分鍾時間。
托珠單抗的使用，本質上就是一次極其大膽的嚐試。它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場大規模實驗的標準步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認真實驗，最終得出結論。當然，現在的進展還在“認真實驗”的步驟上，但事實現在就擺在眼前，很難想象孫立恩的這次實驗最終會以不利結果作為結論。
在聽完了孫立恩的介紹之後，幾位專家先是一起沉默了一會，然後看著電腦屏幕，欲言又止。
“就……這麽簡單？”宋文是見過孫立恩遞交上來的用藥和實驗計劃的。但她也沒想到，孫立恩決定使用托珠單抗的原因居然這麽簡單——重症患者大部分都有嚴重且明顯的白介素-6（il-6）升高。因此考慮患者所遭受的肺部損傷和實變屬於免疫係統導致的細胞毒性損傷，並且以此作為出發點，認為降低患者的白介素-6可能有助於阻止炎症風暴，並且阻止進一步的肺部實質病變。
這個邏輯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同時也非常的簡潔明了並且直接。但問題是……孫立恩的這個思維邏輯似乎過程上太直接了一點。
大部分患者有白介素-6升高這沒錯，但升高的還有很多其他東西。不說肌酐和乳酸水平這些代表損傷的標誌物，其他免疫特征標誌物——比如cd4+和cd6+等免疫細胞的數量也有快速上升。白介素-6和免疫風暴的關係至今仍然處於研究階段，各種研究和假說仍然勢均力敵，難以獲得廣泛認可。
而孫立恩就瞄準了白介素-6，並且一槍命中，同時還獲得了一個相當不錯的結果。這不得不讓專家們感慨一下“初生牛犢不怕虎”，並且羨慕起了孫立恩的“好運氣”。
科研工作中，很少有人能這麽簡單直接的就找到關鍵節點。很多現在看上去理所應當的發現和認知，都是在一代又一代天才們勤奮刻苦奮鬥終生的研究下，才逐漸有了如今的成果。科研中有太多太多的反直覺關係，這樣的關係多到後來的科研工作者在提出假設的時候，總要多想，多驗證，多分析。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恐怕不會有人覺得冰淇淋能夠導致美國人溺水身亡。但如果把每一個月的美國冰淇淋銷量和溺水身亡人數做成圖標，隻要眼睛不瞎的人就都能看得出來，這兩個數據趨勢高度相符。
而擁有正常邏輯思維的就能明白，冰淇淋和溺水本身並無直接聯係。它們卻和另一個因素密切相關——氣溫變化。天氣越熱，吃冰淇淋的人就越多。與此同時，選擇遊泳避暑的人也就越多。所以這兩個數據才會呈現出密切相關的趨勢，甚至可能誤導人們認為“冰淇淋會導致溺水”。
另一個例子則更加讓人覺得神奇。這一組數據是全球各個地區瘧疾發病率和惡性腫瘤發病率的對比。
直觀的通過數據關係，人們能夠發現一個規律——瘧疾發病率越高的地區，惡性腫瘤的發病率就越低。如果直接通過數據進行理解，或許人們能夠得出一個結論——瘧疾可以治療或者預防惡性腫瘤。
而加入了邏輯進行推理和分析後，正常人都會認為瘧疾發病率的關係和惡性腫瘤發病率其實並沒有關係。一般來說，瘧疾發病率越高的地方經濟水平就越落後，居民的平均壽命更短，醫療水平比瘧疾發病率低的地方更差且汙染水平更低。而惡性腫瘤的診斷和年齡以及醫療水平和環境因素高度相關，因此才會出現這樣的差別。
換言之，瘧疾和腫瘤以及經濟水平的關係基本是和“冰淇淋、溺水死亡以及當時氣溫”的關係一致。它們看上去高度一致的原因是，這兩個數據本身和另一個隱藏條件高度相關。
所以說，並不是白介素-6水平高，就一定會和免疫風暴有直接因果關係。它們之間的聯係很有可能更加隱蔽。
同時，邏輯和推理分析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確的結論。瘧疾感染率和惡性腫瘤發病率成反比的邏輯似乎完全可以用上麵說的邏輯來解釋。但還真有有不信邪的醫生對此進行了研究，並且誕生出了一個全新的實驗性治療項目組——通過給終末期且對常規化療藥物耐藥的患者注射瘧原蟲，從而實現治療惡性腫瘤的目的。
這個治療組目前仍然在初步實驗中，但是現在的結果相當振奮人心——三十名接受治療的患者中，十人的生存期已經超過了一年，五人的治療效果可以被判定為有效，而其中三人則被認定為臨床治愈。
這是非常了不得的結果，那可是終末期且對常規化療乃至靶向藥物都耐藥的癌症患者。
邏輯分析和常理推斷並不能保證得到的結果就是真實可信的，要證明假設，需要更加嚴格設計的實驗和恰當充分的數據結論。
而讓這一批專家們震驚的點也就在這裏——沒有設計實驗、沒有數據結論、甚至連排除分析都沒有，孫立恩憑什麽能鎖定這個關鍵指標，並且還取得成績？
“你搞這個實驗的時候，為什麽不考慮其他的指標？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中還有很多都有其他的免疫指標變化吧?”宋文問出了其他專家們最關心的問題，“為什麽你會盯著白介素-6下手？”
“因為其他指標我幹預不了。”孫立恩堂堂正正的迴答道，“其他的免疫係統指標很難靶向幹預，如果隻是一股腦的往下壓免疫反應，那就幹脆用激素衝擊算了嘛——”他頓了頓繼續說道，“我們現在沒有什麽有效的抗病毒治療手段，要清除病毒就隻能盼著患者體內的免疫係統趕緊工作。用激素，一股腦把免疫反應壓下去了，那患者清除病毒的能力就會變弱。病程肯定會變長，非自身免疫造成的器官損傷就會擴大……這些都是壞消息。白介素-6是一個我們能靶向幹預的指標和炎症標誌物，同時在臨床觀察到的患者情況變化也符合推測——白介素-6上升導致外周血淋巴細胞數量減少，同時刺激t細胞通過細胞毒性破壞肺部組織，而吞噬能力減弱導致死亡的細胞無法被及時清除，從而產生類間質性肺炎損傷。”
宋文的表情很精彩，她挑著眉毛問道，“既然控製白介素-6以控製損傷的這個想法隻是猜測，你手頭沒有直接證據……如果你猜錯了怎麽辦？”
“接受托珠單抗的患者都是自願的，同時其他的治療也在繼續。”孫立恩答道，“作為臨床試驗，托珠單抗的治療方案肯定是不理想甚至是不可取的，畢竟我們現在搞的是千人千策個性化治療，無法控製的變量太多。但現在是特殊時期，我搞托珠單抗治療不是為了發個什麽高影響因子期刊，而是為了救人。隻要能讓病人有好轉就行——我這邊的治療數據可以全部交出來，各位老師要是有興趣做這個課題，我可以全力配合，絕不藏私。甚至可以說，我希望各位老師能盡快就這個項目展開研究，落實了對於托珠單抗的研究之後，這種藥物治療就可以迅速推開，這樣才能拯救更多生命嘛。”
托珠單抗的使用，本質上就是一次極其大膽的嚐試。它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場大規模實驗的標準步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認真實驗，最終得出結論。當然，現在的進展還在“認真實驗”的步驟上，但事實現在就擺在眼前，很難想象孫立恩的這次實驗最終會以不利結果作為結論。
在聽完了孫立恩的介紹之後，幾位專家先是一起沉默了一會，然後看著電腦屏幕，欲言又止。
“就……這麽簡單？”宋文是見過孫立恩遞交上來的用藥和實驗計劃的。但她也沒想到，孫立恩決定使用托珠單抗的原因居然這麽簡單——重症患者大部分都有嚴重且明顯的白介素-6（il-6）升高。因此考慮患者所遭受的肺部損傷和實變屬於免疫係統導致的細胞毒性損傷，並且以此作為出發點，認為降低患者的白介素-6可能有助於阻止炎症風暴，並且阻止進一步的肺部實質病變。
這個邏輯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同時也非常的簡潔明了並且直接。但問題是……孫立恩的這個思維邏輯似乎過程上太直接了一點。
大部分患者有白介素-6升高這沒錯，但升高的還有很多其他東西。不說肌酐和乳酸水平這些代表損傷的標誌物，其他免疫特征標誌物——比如cd4+和cd6+等免疫細胞的數量也有快速上升。白介素-6和免疫風暴的關係至今仍然處於研究階段，各種研究和假說仍然勢均力敵，難以獲得廣泛認可。
而孫立恩就瞄準了白介素-6，並且一槍命中，同時還獲得了一個相當不錯的結果。這不得不讓專家們感慨一下“初生牛犢不怕虎”，並且羨慕起了孫立恩的“好運氣”。
科研工作中，很少有人能這麽簡單直接的就找到關鍵節點。很多現在看上去理所應當的發現和認知，都是在一代又一代天才們勤奮刻苦奮鬥終生的研究下，才逐漸有了如今的成果。科研中有太多太多的反直覺關係，這樣的關係多到後來的科研工作者在提出假設的時候，總要多想，多驗證，多分析。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恐怕不會有人覺得冰淇淋能夠導致美國人溺水身亡。但如果把每一個月的美國冰淇淋銷量和溺水身亡人數做成圖標，隻要眼睛不瞎的人就都能看得出來，這兩個數據趨勢高度相符。
而擁有正常邏輯思維的就能明白，冰淇淋和溺水本身並無直接聯係。它們卻和另一個因素密切相關——氣溫變化。天氣越熱，吃冰淇淋的人就越多。與此同時，選擇遊泳避暑的人也就越多。所以這兩個數據才會呈現出密切相關的趨勢，甚至可能誤導人們認為“冰淇淋會導致溺水”。
另一個例子則更加讓人覺得神奇。這一組數據是全球各個地區瘧疾發病率和惡性腫瘤發病率的對比。
直觀的通過數據關係，人們能夠發現一個規律——瘧疾發病率越高的地區，惡性腫瘤的發病率就越低。如果直接通過數據進行理解，或許人們能夠得出一個結論——瘧疾可以治療或者預防惡性腫瘤。
而加入了邏輯進行推理和分析後，正常人都會認為瘧疾發病率的關係和惡性腫瘤發病率其實並沒有關係。一般來說，瘧疾發病率越高的地方經濟水平就越落後，居民的平均壽命更短，醫療水平比瘧疾發病率低的地方更差且汙染水平更低。而惡性腫瘤的診斷和年齡以及醫療水平和環境因素高度相關，因此才會出現這樣的差別。
換言之，瘧疾和腫瘤以及經濟水平的關係基本是和“冰淇淋、溺水死亡以及當時氣溫”的關係一致。它們看上去高度一致的原因是，這兩個數據本身和另一個隱藏條件高度相關。
所以說，並不是白介素-6水平高，就一定會和免疫風暴有直接因果關係。它們之間的聯係很有可能更加隱蔽。
同時，邏輯和推理分析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確的結論。瘧疾感染率和惡性腫瘤發病率成反比的邏輯似乎完全可以用上麵說的邏輯來解釋。但還真有有不信邪的醫生對此進行了研究，並且誕生出了一個全新的實驗性治療項目組——通過給終末期且對常規化療藥物耐藥的患者注射瘧原蟲，從而實現治療惡性腫瘤的目的。
這個治療組目前仍然在初步實驗中，但是現在的結果相當振奮人心——三十名接受治療的患者中，十人的生存期已經超過了一年，五人的治療效果可以被判定為有效，而其中三人則被認定為臨床治愈。
這是非常了不得的結果，那可是終末期且對常規化療乃至靶向藥物都耐藥的癌症患者。
邏輯分析和常理推斷並不能保證得到的結果就是真實可信的，要證明假設，需要更加嚴格設計的實驗和恰當充分的數據結論。
而讓這一批專家們震驚的點也就在這裏——沒有設計實驗、沒有數據結論、甚至連排除分析都沒有，孫立恩憑什麽能鎖定這個關鍵指標，並且還取得成績？
“你搞這個實驗的時候，為什麽不考慮其他的指標？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中還有很多都有其他的免疫指標變化吧?”宋文問出了其他專家們最關心的問題，“為什麽你會盯著白介素-6下手？”
“因為其他指標我幹預不了。”孫立恩堂堂正正的迴答道，“其他的免疫係統指標很難靶向幹預，如果隻是一股腦的往下壓免疫反應，那就幹脆用激素衝擊算了嘛——”他頓了頓繼續說道，“我們現在沒有什麽有效的抗病毒治療手段，要清除病毒就隻能盼著患者體內的免疫係統趕緊工作。用激素，一股腦把免疫反應壓下去了，那患者清除病毒的能力就會變弱。病程肯定會變長，非自身免疫造成的器官損傷就會擴大……這些都是壞消息。白介素-6是一個我們能靶向幹預的指標和炎症標誌物，同時在臨床觀察到的患者情況變化也符合推測——白介素-6上升導致外周血淋巴細胞數量減少，同時刺激t細胞通過細胞毒性破壞肺部組織，而吞噬能力減弱導致死亡的細胞無法被及時清除，從而產生類間質性肺炎損傷。”
宋文的表情很精彩，她挑著眉毛問道，“既然控製白介素-6以控製損傷的這個想法隻是猜測，你手頭沒有直接證據……如果你猜錯了怎麽辦？”
“接受托珠單抗的患者都是自願的，同時其他的治療也在繼續。”孫立恩答道，“作為臨床試驗，托珠單抗的治療方案肯定是不理想甚至是不可取的，畢竟我們現在搞的是千人千策個性化治療，無法控製的變量太多。但現在是特殊時期，我搞托珠單抗治療不是為了發個什麽高影響因子期刊，而是為了救人。隻要能讓病人有好轉就行——我這邊的治療數據可以全部交出來，各位老師要是有興趣做這個課題，我可以全力配合，絕不藏私。甚至可以說，我希望各位老師能盡快就這個項目展開研究，落實了對於托珠單抗的研究之後，這種藥物治療就可以迅速推開，這樣才能拯救更多生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