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的工作應該是治療病人，而不是決定誰能活下去。
為了解決“康複血漿給誰用”這個在道德上極為折磨人的問題，孫立恩冥思苦想了好一陣子。最終，他決定還是按照最客觀的角度來決定血漿的去向——患者本身應該有比較快速的進展，同時全身器官應當尚未出現嚴重的缺氧損傷。
最重要的一點是，患者從發病到使用血漿為止，整個病程不應當超過兩周。
病毒在人體內的數量變化是一個前半段呈指數上升，高峰期後開始快速降低的過程。當抗體開始產生的時候，病毒數量就會開始快速降低。而在病毒清零後，抗體仍然會在人體內維持一段時間。並且在人體再次感染病毒後快速大量產生抗體，從而消滅已經感染過一次的病毒。
這個整個過程被稱為“免疫反應”。而在這個過程中，能夠高效和病毒結合形成免疫結合物的抗體是igg。而最早產生用於抵抗感染的則是igm抗體。
igm抗體用於對抗病毒感染的效果並不是太好，而真正能夠起到一錘定音效果的，則是igg抗體。
目前醫生們對於這種抗體的研究還很少，畢竟不同的疾病所產生的抗體效果和滴度以及高峰出現時間都還不好確定。孫立恩所提出的兩周這個時間段，是參考了十七年前sars的研究數據所製定的。
在當年的研究中一共納入了一百零四名患者作為研究樣本。這一百零四名患者出現igg抗體的時間最短隻有8天，而最長的則有31天。大約有50%的病人會在發病的14天後，igg抗體開始轉為陽性。
同時，北五區的大部分患者都是在發病兩周左右開始出現嚴重症狀。並且最終需要入院進行治療的。從發病開始兩周，這樣的患者基本都是病毒載量最高的那一批。
如果他們的病情進展迅速，那就往往意味著預後會不太好。而這個時候，如果能夠給他們提供康複者血清，血清中的igg抗體就能夠中和掉很大一批病毒，為他們自身產生抗體爭取更多的時間。
對發病兩周左右，病情有迅速進展且沒有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使用康複者血清，這個應該是目前收益最大的治療方案，也是孫立恩能想到的，最合適的康複者血清介入時間點。
孫立恩把自己的初步想法發給了宋文和呂誌民以及李承平教授後，又把這個草案發給了帕斯卡爾博士，請他從免疫角度出發幫忙研究一下方案。
這麽一趟折騰下來，孫立恩居然生出了一種自己正在努力搞科研的錯覺。而且還是那種時間線特別緊迫的科研項目。如何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這是一個科研的大項目。而這個項目下方，孫立恩已經趟過或者說正準備去趟的子項目包括pcr檢查試劑盒、對患者的早期生命支持、對患者的器官損傷性質的研究、對重症患者的治療方案探討……現在還得再加上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免疫機製的研究。
說毫不費力那根本就是癡人說夢。這麽多研究項目，每一項都對治療患者至關重要，每一項又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以及研究人員的精力才能開始推動。這次的疫情是全國乃至全球性的。那麽，這樣的攻關科研自然也不可能隻靠一個小小的孫立恩。把整個寧遠醫學院填進去也不過是滄海一粟，翻不起什麽波浪。
這是一項需要集中所有力量，集中攻關的艱苦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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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案比較複雜，我需要一些時間。”淩晨四點鍾，帕斯卡爾博士從夢中被孫立恩的微信驚醒。懷著一股好夢被人打擾了的怨氣罵罵咧咧起身後，帕斯卡爾博士用了足足五分鍾才看明白孫立恩又給自己找了個多麽重要的工作。
簡短迴複了孫立恩之後，帕斯卡爾博士從床上起身。親吻了一下同樣被微信提示音驚醒的伊莎貝拉之後，他披著睡衣踩著拖鞋，晃晃悠悠的走到了自己的書房裏。擰開台燈的同時，他非常熟練的往自己眼睛裏滴了兩滴眼藥水，並且還為自己按了一杯膠囊咖啡。
從淩晨四點開始工作，這當然不是帕斯卡爾博士的日常。但孫立恩發來請求幫助的內容幹係實在是太大，帕斯卡爾博士覺得，自己有必要為這為自己平生僅見的二十八歲的主任醫師分析一下。
作為一名留守在寧遠後方的專業人士，帕斯卡爾博士一直都在關注著雲鶴當地的各種消息。寧遠的醫療隊已經出發了差不多四天時間，而從前線傳來的消息一天比一天令人心驚膽戰。作為一名曾經去過諸多戰區，多次在聯合國和無國界醫生組織旗幟下工作過的醫生，帕斯卡爾博士自己都罕見的產生了一絲“懼怕”的情緒。
他實在是想象不出來，如果自己去了雲鶴，能不能和孫立恩以及其他中國醫生們一樣，義無反顧的穿著防護衣，一腦門子紮進抗擊疫情的最前線戰場。
要不是見過自己寧遠的同事們平時是怎麽麵對病人的，帕斯卡爾恐怕隻會往“這些醫生都是被強迫的”方向去發散思維——這種不計得失、義無反顧前去幫助自己同胞的人國外倒不是沒有，但確實屬於少數。像孫立恩這樣，自己年輕有為前景無限的醫生，還一定要向著疫區逆行，甚至不惜以辭職撂挑子作為威脅的人……帕斯卡爾連聽都沒聽過。
勇氣是有感染力的。在孫立恩的感染下，帕斯卡爾的內心也開始出現了一些小小的變化。如果還在美國，他是絕對不會淩晨四點放棄睡眠，然後披著睡衣開始工作的。
“嘿，萊納斯。”當首都時間還是淩晨四點的時候，法國的時間還在前一天的晚上十點鍾。這正是一個紐約客每天最有精神的時候。於是，帕斯卡爾博士的第一個舉動就是給自己曾經的助手打電話，“我需要你給我幫個忙。”
目前在法國巴斯德研究所供職的萊納斯對於帕斯卡爾博士的請求言聽計從——畢竟這個職位還是老帕找了無數朋友和關係才為他爭取到的。但這個請求本身……卻讓萊納斯感覺有些莫名其妙。
“博士，這是傳染病的研究內容啊。”萊納斯在電話那頭有些困惑道，“傳染病的免疫機製……這個研究內容是您新的研究項目？”
“作為一名醫生，一名醫學領域的研究者。我們的研究方向不光需要符合之前的目標。”帕斯卡爾博士歎了口氣，“我們的根本研究目的隻有一個——拯救盡可能多的生命。你不覺得，保護生命才是我們的天職麽？”
為了解決“康複血漿給誰用”這個在道德上極為折磨人的問題，孫立恩冥思苦想了好一陣子。最終，他決定還是按照最客觀的角度來決定血漿的去向——患者本身應該有比較快速的進展，同時全身器官應當尚未出現嚴重的缺氧損傷。
最重要的一點是，患者從發病到使用血漿為止，整個病程不應當超過兩周。
病毒在人體內的數量變化是一個前半段呈指數上升，高峰期後開始快速降低的過程。當抗體開始產生的時候，病毒數量就會開始快速降低。而在病毒清零後，抗體仍然會在人體內維持一段時間。並且在人體再次感染病毒後快速大量產生抗體，從而消滅已經感染過一次的病毒。
這個整個過程被稱為“免疫反應”。而在這個過程中，能夠高效和病毒結合形成免疫結合物的抗體是igg。而最早產生用於抵抗感染的則是igm抗體。
igm抗體用於對抗病毒感染的效果並不是太好，而真正能夠起到一錘定音效果的，則是igg抗體。
目前醫生們對於這種抗體的研究還很少，畢竟不同的疾病所產生的抗體效果和滴度以及高峰出現時間都還不好確定。孫立恩所提出的兩周這個時間段，是參考了十七年前sars的研究數據所製定的。
在當年的研究中一共納入了一百零四名患者作為研究樣本。這一百零四名患者出現igg抗體的時間最短隻有8天，而最長的則有31天。大約有50%的病人會在發病的14天後，igg抗體開始轉為陽性。
同時，北五區的大部分患者都是在發病兩周左右開始出現嚴重症狀。並且最終需要入院進行治療的。從發病開始兩周，這樣的患者基本都是病毒載量最高的那一批。
如果他們的病情進展迅速，那就往往意味著預後會不太好。而這個時候，如果能夠給他們提供康複者血清，血清中的igg抗體就能夠中和掉很大一批病毒，為他們自身產生抗體爭取更多的時間。
對發病兩周左右，病情有迅速進展且沒有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使用康複者血清，這個應該是目前收益最大的治療方案，也是孫立恩能想到的，最合適的康複者血清介入時間點。
孫立恩把自己的初步想法發給了宋文和呂誌民以及李承平教授後，又把這個草案發給了帕斯卡爾博士，請他從免疫角度出發幫忙研究一下方案。
這麽一趟折騰下來，孫立恩居然生出了一種自己正在努力搞科研的錯覺。而且還是那種時間線特別緊迫的科研項目。如何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這是一個科研的大項目。而這個項目下方，孫立恩已經趟過或者說正準備去趟的子項目包括pcr檢查試劑盒、對患者的早期生命支持、對患者的器官損傷性質的研究、對重症患者的治療方案探討……現在還得再加上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免疫機製的研究。
說毫不費力那根本就是癡人說夢。這麽多研究項目，每一項都對治療患者至關重要，每一項又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以及研究人員的精力才能開始推動。這次的疫情是全國乃至全球性的。那麽，這樣的攻關科研自然也不可能隻靠一個小小的孫立恩。把整個寧遠醫學院填進去也不過是滄海一粟，翻不起什麽波浪。
這是一項需要集中所有力量，集中攻關的艱苦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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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案比較複雜，我需要一些時間。”淩晨四點鍾，帕斯卡爾博士從夢中被孫立恩的微信驚醒。懷著一股好夢被人打擾了的怨氣罵罵咧咧起身後，帕斯卡爾博士用了足足五分鍾才看明白孫立恩又給自己找了個多麽重要的工作。
簡短迴複了孫立恩之後，帕斯卡爾博士從床上起身。親吻了一下同樣被微信提示音驚醒的伊莎貝拉之後，他披著睡衣踩著拖鞋，晃晃悠悠的走到了自己的書房裏。擰開台燈的同時，他非常熟練的往自己眼睛裏滴了兩滴眼藥水，並且還為自己按了一杯膠囊咖啡。
從淩晨四點開始工作，這當然不是帕斯卡爾博士的日常。但孫立恩發來請求幫助的內容幹係實在是太大，帕斯卡爾博士覺得，自己有必要為這為自己平生僅見的二十八歲的主任醫師分析一下。
作為一名留守在寧遠後方的專業人士，帕斯卡爾博士一直都在關注著雲鶴當地的各種消息。寧遠的醫療隊已經出發了差不多四天時間，而從前線傳來的消息一天比一天令人心驚膽戰。作為一名曾經去過諸多戰區，多次在聯合國和無國界醫生組織旗幟下工作過的醫生，帕斯卡爾博士自己都罕見的產生了一絲“懼怕”的情緒。
他實在是想象不出來，如果自己去了雲鶴，能不能和孫立恩以及其他中國醫生們一樣，義無反顧的穿著防護衣，一腦門子紮進抗擊疫情的最前線戰場。
要不是見過自己寧遠的同事們平時是怎麽麵對病人的，帕斯卡爾恐怕隻會往“這些醫生都是被強迫的”方向去發散思維——這種不計得失、義無反顧前去幫助自己同胞的人國外倒不是沒有，但確實屬於少數。像孫立恩這樣，自己年輕有為前景無限的醫生，還一定要向著疫區逆行，甚至不惜以辭職撂挑子作為威脅的人……帕斯卡爾連聽都沒聽過。
勇氣是有感染力的。在孫立恩的感染下，帕斯卡爾的內心也開始出現了一些小小的變化。如果還在美國，他是絕對不會淩晨四點放棄睡眠，然後披著睡衣開始工作的。
“嘿，萊納斯。”當首都時間還是淩晨四點的時候，法國的時間還在前一天的晚上十點鍾。這正是一個紐約客每天最有精神的時候。於是，帕斯卡爾博士的第一個舉動就是給自己曾經的助手打電話，“我需要你給我幫個忙。”
目前在法國巴斯德研究所供職的萊納斯對於帕斯卡爾博士的請求言聽計從——畢竟這個職位還是老帕找了無數朋友和關係才為他爭取到的。但這個請求本身……卻讓萊納斯感覺有些莫名其妙。
“博士，這是傳染病的研究內容啊。”萊納斯在電話那頭有些困惑道，“傳染病的免疫機製……這個研究內容是您新的研究項目？”
“作為一名醫生，一名醫學領域的研究者。我們的研究方向不光需要符合之前的目標。”帕斯卡爾博士歎了口氣，“我們的根本研究目的隻有一個——拯救盡可能多的生命。你不覺得，保護生命才是我們的天職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