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這篇文章之前，首先想到了後果。也許我人微言輕，像一粒沙子投入河中，激不起一點浪花。也許會因此惹怒許多人，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可能是本性使然，也還有一點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六十二歲的我決定鋌而走險，跟所謂的“蘋果文化”叫一次板。因為我有很多疑惑，不吐不快。
－、洛川蘋果發展的曆史和現狀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個叫做李新安的年輕人用毛驢從河南靈寶馱迴洛川故鄉二百棵蘋果樹苗，從此蘋果就在洛川生根成長。七十年時光轉瞬即過，如今蘋果已經發展成為洛川的支柱產業。洛川由於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所產蘋果質優味美，享譽國內外，蘋果也為洛川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一座高原新城拔地而起，四通八達的柏油馬路把每一個村寨相連，村村寨寨一排排新修的樓房代替了古老的窯洞，幾乎家家院裏都停一輛小車，果農們出行大都開上了自己的愛車，小小的縣城被各種汽車擁堵得水泄不通。金秋十月紅紅的蘋果香飄四海，高速公路上拉蘋果的汽車川流不息，高原兒女敞開胸懷歡迎天涯海角的賓客。
據筆者考證，蘋果最早從歐洲引進，先在東北、新疆栽培，以後逐漸向黃河以北發展。解放初期東北蘋果享譽全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山東蘋果取而代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陝西蘋果後來居上。洛川蘋果其所以能有現在的規模，自然也經曆了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自2001年以來，洛川蘋果麵積一直穩定在五十萬畝左右，年產蘋果十多億斤，產值二十億上下。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定的規律，如同一個人，有他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時期。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發展起來的蘋果園，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收獲期，已經逐漸衰敗，這些果園占到洛川蘋果園麵積的大約三分之一。每年冬春季節，樹葉落光時，便可以看到那些老果園的果樹缺胳膊少腿，殘缺不全，少量果園已經被果農挖掉，又重新栽上幼樹。據有關蘋果專家介紹，老果園毀掉以後，必須進行土壤改改良，才能栽植新果樹，如果不改良土壤，蘋果樹的結果壽命將會大大縮短，形成惡性循環。筆者認為，老果園的更新改造是洛川蘋果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洛川蘋果進入穩產時期。可是果農的收入是否每年都在增加？筆者跟某些果農交談，果農們說，2001年跟2011年相比，蘋果的售價上漲了百分之三十，而農藥化肥幾乎上漲了一倍，勞動力成本更是數倍上漲。加之物價上漲，一袋麵粉由2001年的三十多元上漲到現在的八十多元，扣除物價因素，洛川果農的實際收入每年都在下降，至少十年期間沒有增加。
這就是洛川蘋果發展的現狀。可是我們的縣級主要領導沒有憂患意識，不去思考怎樣帶領洛川人民從蘋果的單一經濟中走出來，發展多種經營，提高農民收入；不去探索一條怎樣使洛川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路子，而是滿足於目前的虛假繁榮，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津津樂道地躺在蘋果樹下欣賞著什麽“蘋果文化”。蘋果文化的內涵是什麽？可能連我們的領導也無法說清。
二、品牌、符號，當官之道
筆者並不否認蘋果文化，認為蘋果文化是一種自然現象，它根植於人民群眾之中，跟飲食文化、茶文化、黃土文化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一樣，是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積累，在實踐中不斷充實發展。並不是某一個領導人發明的專利。
公元2008年金秋，我應邀參加縣上一個電視劇創作研討會，第一次聽到蘋果文化這個名詞時有一種新鮮感，聽領導作報告甚至還有點振奮，記得領導說過，我們現在有優質蘋果這個品牌，我們還必須有自己的文化符號，這個文化符號就叫做“蘋果文化”（不是原話）。緊接著縣上就成立了可能是目前為止全國唯一的、以蘋果文化為專題的《洛川縣蘋果文化研究協會》，會長由省上的一位文化名人兼任，顧問的名字一長串，全是一些中央、省、市領導或者名人。
其實這樣做也無可厚非，符號跟品牌同樣重要，通過文化宣傳提高洛川蘋果的知名度，對開拓蘋果市場也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的領導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花巨資在北京成立了一個《北京洛川蘋果文化研究協會》，邀請名人寫文章、出書、出畫冊，大肆渲染“洛川蘋果文化”。之後又在西安成立了《西安洛川蘋果文化研究協會》，聽說還在上海、深圳、延安等地成立了所謂的《洛川蘋果文化研究協會》，同樣又廣邀名人到會捧場。縣裏當然也有不少追捧者領會領導意圖，大肆宣揚現任領導獨具慧眼、有開拓精神。一時間有關蘋果文化的宣傳甚囂塵上，大有壓倒一切之勢。奇怪的是，我們有些省、市、甚至中央領導都在不痛不癢地發表言論、寫一些吹捧文章替蘋果文化鳴鑼開道，好像蘋果文化真成了什麽新鮮事物、偉大發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陝西省洛川縣的大地上升起了一顆耀眼的新星。
少數人盲目地吹捧，更多的人陷入思考：現任領導這樣做的目的究竟是為什麽？這些所謂的《蘋果文化研究協會》究竟研究什麽？研究出了什麽成果？是實實在在的研究機構還是徒有虛名？成立這些協會時究竟花費了多少資金？能不能給全縣人民一個交待？是為洛川人民謀福祉還是在作秀？為什麽不去實實在在地幹一點實事，做一點調查研究，親自下到基層去了解一下果農究竟在想什麽？有什麽實際困難需要解決？為什麽不在科研上下一番功夫，解決蘋果園的更新改造問題？蘋果腐爛病每年都在蠶食著我們的大片果園，為什麽不在洛川成裏一個《蘋果腐爛病研究防治中心》？為什麽我們周圍其他縣都在探索工業強縣的路子，而我們卻要始終抱緊“蘋果生產專業縣”這塊招牌不放？任何一個縣，如果光抓農業，不因地製宜地實施工業發展的路子，很難擺脫貧困。試問這幾年以來，我們的主要領導為縣上引進了什麽項目？據說，國家每年補貼洛川縣財政兩個億的資金，吃國家財政補貼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什麽時候、通過什麽方式才能使我縣實現財政盈餘？
有人做過一番統計，縣裏每年光送禮的蘋果就有十幾萬。（究竟是十幾萬斤還是十幾萬箱？有待落實）本縣原有的文化遺產得不到重視和發展，土生土長的文化人才無人問津，卻出高價聘請來一大群根本不懂蘋果的文人、退休幹部著書立說，為《蘋果文化》貼金。不能不使人懷疑領導大肆渲染《蘋果文化》的真實目的，這個文化符號用得恰到好處，得到了幾乎所有上級領導的肯定和鼓勵，成為主要領導晉升的階梯。
筆者不禁要問：全中國兩千多個縣，差不多每一個縣都有自己的特色產業，為什麽其它縣的領導不去搞什麽《西瓜文化》、《大棗文化》、《桔子文化》、《核桃文化》、《梨文化》、《杏文化》、《桃文化》……以及其它多得數不清的特色文化。假如所有的縣級單位都在北京建立一個什麽特色文化研究協會，需要多少人力財力？文化本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命題，如果把所有的產業都以文化命名，是不是有點太俗？
三、緬懷和思考
曆史上，洛川曾經是一個多民族集聚的地方。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成就了獨具風格的黃土文化。鏗鏘有力的蹩鼓奏響了先輩們征服大自然的號角，老奶奶剪刀下的窗花彰顯了高原民族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父輩們粗獷的嗓門吼出來的秧歌調子演繹著黃土地的變遷，幾千年沿襲下來的禮儀習俗凝聚了少數民族和漢民族共同的智慧。筆者認為，黃土文化才是高原民族的真諦，蘋果文化應當歸屬於黃土文化的範疇。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那些為洛川蘋果的發展凝聚了心血的先輩們一個個在我的大腦裏顯現，使我不得不書。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原國民黨付師長屈伸。出身於洛川縣城內一戶殷實人家，早年出外求學，一生憂國憂民，曾經利用迴家探親的機會訪貧問苦，大罵當年洛川駐軍集二師長“草菅人命”，其父屈老先生為此被集二師長打死在褳褡溝。正是這位仁人誌士指示其親屬李新安把蘋果樹引進洛川。
解放初期洛川隸屬原黃龍行署，黃龍行署專員郭景龍打聽得洛川出了一個能人李新安，培植出了蘋果樹時，親自騎上毛驢拜訪李新安，跟李新安促膝而談，探討黃土高原發展農業的路子。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原縣委書記王安民參觀城關園林場，吃一個蘋果都要親自掏錢。果樹專家鄭彥勇在洛川工作二十年，差不多每一個果園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為洛川蘋果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還有“果癡”安金海、“泥腿子”幹部史連讓，他們的事跡家喻戶曉，在洛川廣為流傳。正是由於這些領導、幹部和群眾的不懈努力，洛川蘋果才有了今天的規模。事實上，哪一任幹部在洛川表現怎樣，每個老百姓的心裏都有一本賬，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洛川人的心上，有人卻很快被洛川人遺忘。
我六十二歲了，已經退休，生活穩定，無後顧之憂。整天逛公園、帶孫子才是自己的正經營生，大可不必去憂國憂民，亂發議論。有人說凡是遇事愛較真的人一輩子都活得很累。我相信。我就是吃了愛較真的虧。但是我無悔，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則。
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種怪現象，遇到想不通的問題私下議論的多了，公開質疑的少了。許多領導被一群言聽計從者簇擁著，幾乎聽不到任何批評意見，甚至也沒有發表批評意見的場合。大家互相吹捧，一團和氣，想盡千方百計投機鑽營，在一個單位幹幾年得不到提拔便有了怨氣。有些領導更是別出心裁，搞一些有名無實的花架子工程，欺世盜名，謀取所謂的“政績”，比如《蘋果文化》。
早在春秋時期我們的先祖就提倡百家爭鳴。曆史學家把“文死諫、武死戰”（注1）列為忠臣良將的道德範疇。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會上說過：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我認為，領導幹部應該能上能下，在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過程中應當把領導必須接受人民群眾監督列入其中，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此文作於2012年。
(本章完)
－、洛川蘋果發展的曆史和現狀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個叫做李新安的年輕人用毛驢從河南靈寶馱迴洛川故鄉二百棵蘋果樹苗，從此蘋果就在洛川生根成長。七十年時光轉瞬即過，如今蘋果已經發展成為洛川的支柱產業。洛川由於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所產蘋果質優味美，享譽國內外，蘋果也為洛川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一座高原新城拔地而起，四通八達的柏油馬路把每一個村寨相連，村村寨寨一排排新修的樓房代替了古老的窯洞，幾乎家家院裏都停一輛小車，果農們出行大都開上了自己的愛車，小小的縣城被各種汽車擁堵得水泄不通。金秋十月紅紅的蘋果香飄四海，高速公路上拉蘋果的汽車川流不息，高原兒女敞開胸懷歡迎天涯海角的賓客。
據筆者考證，蘋果最早從歐洲引進，先在東北、新疆栽培，以後逐漸向黃河以北發展。解放初期東北蘋果享譽全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山東蘋果取而代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陝西蘋果後來居上。洛川蘋果其所以能有現在的規模，自然也經曆了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自2001年以來，洛川蘋果麵積一直穩定在五十萬畝左右，年產蘋果十多億斤，產值二十億上下。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定的規律，如同一個人，有他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時期。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發展起來的蘋果園，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收獲期，已經逐漸衰敗，這些果園占到洛川蘋果園麵積的大約三分之一。每年冬春季節，樹葉落光時，便可以看到那些老果園的果樹缺胳膊少腿，殘缺不全，少量果園已經被果農挖掉，又重新栽上幼樹。據有關蘋果專家介紹，老果園毀掉以後，必須進行土壤改改良，才能栽植新果樹，如果不改良土壤，蘋果樹的結果壽命將會大大縮短，形成惡性循環。筆者認為，老果園的更新改造是洛川蘋果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洛川蘋果進入穩產時期。可是果農的收入是否每年都在增加？筆者跟某些果農交談，果農們說，2001年跟2011年相比，蘋果的售價上漲了百分之三十，而農藥化肥幾乎上漲了一倍，勞動力成本更是數倍上漲。加之物價上漲，一袋麵粉由2001年的三十多元上漲到現在的八十多元，扣除物價因素，洛川果農的實際收入每年都在下降，至少十年期間沒有增加。
這就是洛川蘋果發展的現狀。可是我們的縣級主要領導沒有憂患意識，不去思考怎樣帶領洛川人民從蘋果的單一經濟中走出來，發展多種經營，提高農民收入；不去探索一條怎樣使洛川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路子，而是滿足於目前的虛假繁榮，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津津樂道地躺在蘋果樹下欣賞著什麽“蘋果文化”。蘋果文化的內涵是什麽？可能連我們的領導也無法說清。
二、品牌、符號，當官之道
筆者並不否認蘋果文化，認為蘋果文化是一種自然現象，它根植於人民群眾之中，跟飲食文化、茶文化、黃土文化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一樣，是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積累，在實踐中不斷充實發展。並不是某一個領導人發明的專利。
公元2008年金秋，我應邀參加縣上一個電視劇創作研討會，第一次聽到蘋果文化這個名詞時有一種新鮮感，聽領導作報告甚至還有點振奮，記得領導說過，我們現在有優質蘋果這個品牌，我們還必須有自己的文化符號，這個文化符號就叫做“蘋果文化”（不是原話）。緊接著縣上就成立了可能是目前為止全國唯一的、以蘋果文化為專題的《洛川縣蘋果文化研究協會》，會長由省上的一位文化名人兼任，顧問的名字一長串，全是一些中央、省、市領導或者名人。
其實這樣做也無可厚非，符號跟品牌同樣重要，通過文化宣傳提高洛川蘋果的知名度，對開拓蘋果市場也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的領導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花巨資在北京成立了一個《北京洛川蘋果文化研究協會》，邀請名人寫文章、出書、出畫冊，大肆渲染“洛川蘋果文化”。之後又在西安成立了《西安洛川蘋果文化研究協會》，聽說還在上海、深圳、延安等地成立了所謂的《洛川蘋果文化研究協會》，同樣又廣邀名人到會捧場。縣裏當然也有不少追捧者領會領導意圖，大肆宣揚現任領導獨具慧眼、有開拓精神。一時間有關蘋果文化的宣傳甚囂塵上，大有壓倒一切之勢。奇怪的是，我們有些省、市、甚至中央領導都在不痛不癢地發表言論、寫一些吹捧文章替蘋果文化鳴鑼開道，好像蘋果文化真成了什麽新鮮事物、偉大發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陝西省洛川縣的大地上升起了一顆耀眼的新星。
少數人盲目地吹捧，更多的人陷入思考：現任領導這樣做的目的究竟是為什麽？這些所謂的《蘋果文化研究協會》究竟研究什麽？研究出了什麽成果？是實實在在的研究機構還是徒有虛名？成立這些協會時究竟花費了多少資金？能不能給全縣人民一個交待？是為洛川人民謀福祉還是在作秀？為什麽不去實實在在地幹一點實事，做一點調查研究，親自下到基層去了解一下果農究竟在想什麽？有什麽實際困難需要解決？為什麽不在科研上下一番功夫，解決蘋果園的更新改造問題？蘋果腐爛病每年都在蠶食著我們的大片果園，為什麽不在洛川成裏一個《蘋果腐爛病研究防治中心》？為什麽我們周圍其他縣都在探索工業強縣的路子，而我們卻要始終抱緊“蘋果生產專業縣”這塊招牌不放？任何一個縣，如果光抓農業，不因地製宜地實施工業發展的路子，很難擺脫貧困。試問這幾年以來，我們的主要領導為縣上引進了什麽項目？據說，國家每年補貼洛川縣財政兩個億的資金，吃國家財政補貼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什麽時候、通過什麽方式才能使我縣實現財政盈餘？
有人做過一番統計，縣裏每年光送禮的蘋果就有十幾萬。（究竟是十幾萬斤還是十幾萬箱？有待落實）本縣原有的文化遺產得不到重視和發展，土生土長的文化人才無人問津，卻出高價聘請來一大群根本不懂蘋果的文人、退休幹部著書立說，為《蘋果文化》貼金。不能不使人懷疑領導大肆渲染《蘋果文化》的真實目的，這個文化符號用得恰到好處，得到了幾乎所有上級領導的肯定和鼓勵，成為主要領導晉升的階梯。
筆者不禁要問：全中國兩千多個縣，差不多每一個縣都有自己的特色產業，為什麽其它縣的領導不去搞什麽《西瓜文化》、《大棗文化》、《桔子文化》、《核桃文化》、《梨文化》、《杏文化》、《桃文化》……以及其它多得數不清的特色文化。假如所有的縣級單位都在北京建立一個什麽特色文化研究協會，需要多少人力財力？文化本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命題，如果把所有的產業都以文化命名，是不是有點太俗？
三、緬懷和思考
曆史上，洛川曾經是一個多民族集聚的地方。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成就了獨具風格的黃土文化。鏗鏘有力的蹩鼓奏響了先輩們征服大自然的號角，老奶奶剪刀下的窗花彰顯了高原民族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父輩們粗獷的嗓門吼出來的秧歌調子演繹著黃土地的變遷，幾千年沿襲下來的禮儀習俗凝聚了少數民族和漢民族共同的智慧。筆者認為，黃土文化才是高原民族的真諦，蘋果文化應當歸屬於黃土文化的範疇。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那些為洛川蘋果的發展凝聚了心血的先輩們一個個在我的大腦裏顯現，使我不得不書。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原國民黨付師長屈伸。出身於洛川縣城內一戶殷實人家，早年出外求學，一生憂國憂民，曾經利用迴家探親的機會訪貧問苦，大罵當年洛川駐軍集二師長“草菅人命”，其父屈老先生為此被集二師長打死在褳褡溝。正是這位仁人誌士指示其親屬李新安把蘋果樹引進洛川。
解放初期洛川隸屬原黃龍行署，黃龍行署專員郭景龍打聽得洛川出了一個能人李新安，培植出了蘋果樹時，親自騎上毛驢拜訪李新安，跟李新安促膝而談，探討黃土高原發展農業的路子。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原縣委書記王安民參觀城關園林場，吃一個蘋果都要親自掏錢。果樹專家鄭彥勇在洛川工作二十年，差不多每一個果園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為洛川蘋果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還有“果癡”安金海、“泥腿子”幹部史連讓，他們的事跡家喻戶曉，在洛川廣為流傳。正是由於這些領導、幹部和群眾的不懈努力，洛川蘋果才有了今天的規模。事實上，哪一任幹部在洛川表現怎樣，每個老百姓的心裏都有一本賬，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洛川人的心上，有人卻很快被洛川人遺忘。
我六十二歲了，已經退休，生活穩定，無後顧之憂。整天逛公園、帶孫子才是自己的正經營生，大可不必去憂國憂民，亂發議論。有人說凡是遇事愛較真的人一輩子都活得很累。我相信。我就是吃了愛較真的虧。但是我無悔，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則。
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種怪現象，遇到想不通的問題私下議論的多了，公開質疑的少了。許多領導被一群言聽計從者簇擁著，幾乎聽不到任何批評意見，甚至也沒有發表批評意見的場合。大家互相吹捧，一團和氣，想盡千方百計投機鑽營，在一個單位幹幾年得不到提拔便有了怨氣。有些領導更是別出心裁，搞一些有名無實的花架子工程，欺世盜名，謀取所謂的“政績”，比如《蘋果文化》。
早在春秋時期我們的先祖就提倡百家爭鳴。曆史學家把“文死諫、武死戰”（注1）列為忠臣良將的道德範疇。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會上說過：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我認為，領導幹部應該能上能下，在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過程中應當把領導必須接受人民群眾監督列入其中，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此文作於2012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