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裏，大家應該猜到了噠莎和周春生的隱藏身份——蘇共特工。
當然，李士群也是。
先說李士群，他在蘇聯學習的這段經曆一直是個謎。
據前蘇聯檔案透露：
1927年至1928年間，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學生有800人左右。
應中共領導人要求，蘇聯舉辦了專門的軍事特訓班，特訓班由蘇軍總參謀部負責。
蘇軍總參謀部下屬有個情報總局，與全俄肅反委員會（1922年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1934年改名為國家安全總局，1954年改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克格勃）和共產國際聯絡局是斯大林時代蘇聯三大特工機構之一。
李士群在蘇軍總參謀部的軍事特訓班學習時被他的老師同時是當時的情報總局頭目謝苗·彼德羅維奇·烏裏茨基將軍相中。
之後被秘密送到西伯利亞蘇聯特種警察（特工）學校受訓，受訓結束後成為了蘇軍情報總局的直屬情報員。
按照蘇軍情報總局規定，該局情報人員首要條件是蘇共黨員，李士群自然也是。
所以當丁默邨拿著讓周春生看過的偽裝成家書的軍事情報交給他時，他與丁一拍即合直接將情報上報給日軍情報部門邀功。
因為他之前已經收到了和噠莎在庫茲明花園餐廳收到的一模一樣的任務：
【為配合諾門罕戰役，要求在遠東的情報人員摸清中國戰場日軍動向，伺機幹擾日軍判斷，擾亂日軍軍事調動。】
而這封“家書”的來曆大家也許已經猜到，是周春生偽造並且通過軍統的秘密信箱故意讓丁默邨“查到”的。
而李士群是什麽時候猜到周春生的隱藏身份呢?
在周春生因為何天鳳與陳明楚被軍統混進76號的特務槍殺被捕後，李士群提議將周春生軟禁在辦公樓的三層。
他知道周春生能夠在新京從一個小警察快速變為警察廳副廳長，到了上海後搖身一變又成了警察局副局長，背後沒有勢力推動是不可能的。
單純靠軍統很難實現。
他要摸清周春生的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這個人在危急時能夠調動什麽樣的力量。
所以軟禁周春生的房間裏留了一個關鍵道具——電話。
他給了周春生向外求救的路，而他自己則站在路邊審視周春生的救兵。
周春生心裏很清楚不管這件事發展成什麽樣自己都不會死，無非是動用多少底牌。
而現在還不是掀王牌的時候，所以他在被軟禁的時候隻打了一個電話——給周公館報平安。
電話是噠莎接的。
周春生隻是輕描淡寫的說自己在76號有點公務，會有段時間不迴家，讓噠莎不用做他那份飯。
竊聽器那頭的李士群沒從這個電話裏聽出什麽有用的信息，不過很快卻收到了一份意料之外的指令。
噠莎在電話裏通過兩人之間的暗語以及周春生的語氣聽出來他似乎遇到點麻煩，不過問題並不算大，於是按流程向自己的上級匯報了周春生的事。
上級通過76號的其他內線了解到周春生的處境，經過權衡後指示李士群【保周春生】。
指令很短，但是足以說明周春生即使不是蘇共的也和蘇共有很深的瓜葛。
之後雖然互相之間沒有點明，但李士群已經把周春生視作半個自己人。
之所以是半個，因為這些多重身份的特工不要說外人看不清，很多時候他們自己都會對自己的身份產生模糊感，到底是為自己還是為某一方做事多數時候隻能看結果而追究不了原因。
...
噠莎1907年出生在聖彼得堡。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後全家逃亡法國。
1925年考入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文學院。
1926年在校內被發展為蘇共黨員。
1929年畢業前夕進入蘇軍情報總局西歐區負責法國情報工作。
1930年隨全家遷至哈爾濱，轉為替蘇軍情報總局遠東區搜集情報。
1933年經組織批準，與哈爾濱警察局特務股股長普格喬夫成婚。
在通過普格喬夫與周春生接觸後將其發展為自己的下線，當然周春生甘心為蘇聯人搜集情報自然也有他的目的，這裏不詳述。
1937年，普格喬夫在查辦一起案件中發現線索隱約指向他的妻子噠莎，他沒有宣揚而是獨自展開調查。
之後噠莎也出於特工的敏感察覺到普格喬夫對她的試探。
1937年10月16日夜，噠莎將普格喬夫約至哈站前大和賓館，說是重溫第一次“幽會”的激情。
普格喬夫從噠莎的話裏和表情中似乎看到噠莎想借再次“幽會”向自己坦白，出於多年夫妻之情，普格喬夫沒有多疑隻身赴約。
當夜，噠莎在確認普格喬夫對她的猜疑沒有告知第三人後夥同事先藏匿在房間中的周春生將其刺死並偽裝成情殺。
普格喬夫死後，周春生潛迴新京並於兩日後趕赴上海。
噠莎留在哈爾濱繼續負責蘇共對遠東的情報工作。
本來兩人之間不會再有交集，可隨著一個人的叛變兩人又再次走到一起。
1938年6月，蘇聯國家安全總局遠東區負責人留希科夫因為斯大林開展的“大清洗運動”叛逃至偽滿投靠關東軍。
關東軍根據留希科夫提供的名單，將蘇聯隱藏在偽滿境內一百多名情報人員捕獲。
噠莎和留希科夫分屬不同的情報部門，雖然互相之間有聯係，但是她隻與蘇聯國家安全總局遠東區一個情報人員單線聯係，幸運的是那名情報人員因為當時沒在偽滿躲過一劫。
不過留希科夫加入關東軍情報部門後令殘存下來的蘇聯情報人員工作越來越難開展。
在得知周春生順利當上上海警察局副局長之後，噠莎向上級申請赴上海借周春生的關係開展情報工作。
上級很快同意了她的申請，她的工作又從遠東區轉到上海。
當然，李士群也是。
先說李士群，他在蘇聯學習的這段經曆一直是個謎。
據前蘇聯檔案透露：
1927年至1928年間，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學生有800人左右。
應中共領導人要求，蘇聯舉辦了專門的軍事特訓班，特訓班由蘇軍總參謀部負責。
蘇軍總參謀部下屬有個情報總局，與全俄肅反委員會（1922年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1934年改名為國家安全總局，1954年改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克格勃）和共產國際聯絡局是斯大林時代蘇聯三大特工機構之一。
李士群在蘇軍總參謀部的軍事特訓班學習時被他的老師同時是當時的情報總局頭目謝苗·彼德羅維奇·烏裏茨基將軍相中。
之後被秘密送到西伯利亞蘇聯特種警察（特工）學校受訓，受訓結束後成為了蘇軍情報總局的直屬情報員。
按照蘇軍情報總局規定，該局情報人員首要條件是蘇共黨員，李士群自然也是。
所以當丁默邨拿著讓周春生看過的偽裝成家書的軍事情報交給他時，他與丁一拍即合直接將情報上報給日軍情報部門邀功。
因為他之前已經收到了和噠莎在庫茲明花園餐廳收到的一模一樣的任務：
【為配合諾門罕戰役，要求在遠東的情報人員摸清中國戰場日軍動向，伺機幹擾日軍判斷，擾亂日軍軍事調動。】
而這封“家書”的來曆大家也許已經猜到，是周春生偽造並且通過軍統的秘密信箱故意讓丁默邨“查到”的。
而李士群是什麽時候猜到周春生的隱藏身份呢?
在周春生因為何天鳳與陳明楚被軍統混進76號的特務槍殺被捕後，李士群提議將周春生軟禁在辦公樓的三層。
他知道周春生能夠在新京從一個小警察快速變為警察廳副廳長，到了上海後搖身一變又成了警察局副局長，背後沒有勢力推動是不可能的。
單純靠軍統很難實現。
他要摸清周春生的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這個人在危急時能夠調動什麽樣的力量。
所以軟禁周春生的房間裏留了一個關鍵道具——電話。
他給了周春生向外求救的路，而他自己則站在路邊審視周春生的救兵。
周春生心裏很清楚不管這件事發展成什麽樣自己都不會死，無非是動用多少底牌。
而現在還不是掀王牌的時候，所以他在被軟禁的時候隻打了一個電話——給周公館報平安。
電話是噠莎接的。
周春生隻是輕描淡寫的說自己在76號有點公務，會有段時間不迴家，讓噠莎不用做他那份飯。
竊聽器那頭的李士群沒從這個電話裏聽出什麽有用的信息，不過很快卻收到了一份意料之外的指令。
噠莎在電話裏通過兩人之間的暗語以及周春生的語氣聽出來他似乎遇到點麻煩，不過問題並不算大，於是按流程向自己的上級匯報了周春生的事。
上級通過76號的其他內線了解到周春生的處境，經過權衡後指示李士群【保周春生】。
指令很短，但是足以說明周春生即使不是蘇共的也和蘇共有很深的瓜葛。
之後雖然互相之間沒有點明，但李士群已經把周春生視作半個自己人。
之所以是半個，因為這些多重身份的特工不要說外人看不清，很多時候他們自己都會對自己的身份產生模糊感，到底是為自己還是為某一方做事多數時候隻能看結果而追究不了原因。
...
噠莎1907年出生在聖彼得堡。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後全家逃亡法國。
1925年考入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文學院。
1926年在校內被發展為蘇共黨員。
1929年畢業前夕進入蘇軍情報總局西歐區負責法國情報工作。
1930年隨全家遷至哈爾濱，轉為替蘇軍情報總局遠東區搜集情報。
1933年經組織批準，與哈爾濱警察局特務股股長普格喬夫成婚。
在通過普格喬夫與周春生接觸後將其發展為自己的下線，當然周春生甘心為蘇聯人搜集情報自然也有他的目的，這裏不詳述。
1937年，普格喬夫在查辦一起案件中發現線索隱約指向他的妻子噠莎，他沒有宣揚而是獨自展開調查。
之後噠莎也出於特工的敏感察覺到普格喬夫對她的試探。
1937年10月16日夜，噠莎將普格喬夫約至哈站前大和賓館，說是重溫第一次“幽會”的激情。
普格喬夫從噠莎的話裏和表情中似乎看到噠莎想借再次“幽會”向自己坦白，出於多年夫妻之情，普格喬夫沒有多疑隻身赴約。
當夜，噠莎在確認普格喬夫對她的猜疑沒有告知第三人後夥同事先藏匿在房間中的周春生將其刺死並偽裝成情殺。
普格喬夫死後，周春生潛迴新京並於兩日後趕赴上海。
噠莎留在哈爾濱繼續負責蘇共對遠東的情報工作。
本來兩人之間不會再有交集，可隨著一個人的叛變兩人又再次走到一起。
1938年6月，蘇聯國家安全總局遠東區負責人留希科夫因為斯大林開展的“大清洗運動”叛逃至偽滿投靠關東軍。
關東軍根據留希科夫提供的名單，將蘇聯隱藏在偽滿境內一百多名情報人員捕獲。
噠莎和留希科夫分屬不同的情報部門，雖然互相之間有聯係，但是她隻與蘇聯國家安全總局遠東區一個情報人員單線聯係，幸運的是那名情報人員因為當時沒在偽滿躲過一劫。
不過留希科夫加入關東軍情報部門後令殘存下來的蘇聯情報人員工作越來越難開展。
在得知周春生順利當上上海警察局副局長之後，噠莎向上級申請赴上海借周春生的關係開展情報工作。
上級很快同意了她的申請，她的工作又從遠東區轉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