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各國選派的法官，此時正在陸續趕往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各國派出的法官，給予了高規格的待遇。他們被安排住在當時東京最豪華的飯店--帝國飯店，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帶辦公室和陽台的套間，配有高級轎車和專職司機。
讓梅汝敖感到高興的是，他到東京不久就遇到了過去的老友，教育部次長兼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秀。顧毓秀受政府之托，前來考察戰後日本教育現狀。
兩人見麵時，顧毓秀將一把寶劍贈給梅汝敖，梅汝敖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個故事，梅汝敖說：紅粉贈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我既不是佳人，也不是壯士，不敢當，受之有愧。
但顧毓秀鄭重的說：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這個侵略國的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壯觀的嗎？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
梅汝敖接過寶劍，拔劍出鞘，看著寒光閃爍的劍鋒說：中國的檄文裏常有這樣的情景，若是手裏拿了尚方寶劍，就可以先斬後奏，但如今是法製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倒真要先斬他幾個，才解我心頭之恨。
時間在一天天過去，東京審判開庭日，也因為方方麵麵的緣故，一再向後延遲。盟軍總部的國際檢察局壓力非常大，他們不僅要搜集證據、審訊犯人、錄取口供，還要從日本政府的檔案中，查找可以作證的文件，采錄證人證言。
到了1946年春天，國際檢察局對在押戰犯的經曆、職務和罪行，基本了解清楚，對戰犯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也有了更多的掌握。此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起訴書，起訴書的中國部分，自然就落在向哲俊身上。
撰寫起訴書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控訴這些被告犯罪行為的時候，從什麽時間算起呢？國際監察局內部對此發生了嚴重分歧。
一種觀點認為要從日本偷襲珍珠港算起，因為正是這一事件，才引發了他對一係列亞洲國家的戰爭。另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從1937年，日本在盧溝橋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作為起點。還有的觀點認為，要從1931年日軍占領中國沈陽算起。
中方檢察官向哲俊向國際檢察局鄭重提出了，中國的起訴時間以1928年日本在中國製造皇姑屯事件，作為起點。
為什麽向哲俊要把皇姑屯事件發生的時間，作為控訴罪犯的起點呢？
1927年夏天，奉係軍閥張作霖在北京組成軍政府，執掌政權，控製著山東、河北、平津和東北地區。
張作霖曾經得到過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也希望利用張作霖的勢力進一步霸占東北，但他畢竟是中國人，對日本越來越過分的種種侵略要求，他不是委婉拒絕，就是借故拖延。
此時，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惱羞成怒，決意除掉張作霖。就在張作霖決定從北京撤迴關外東北的時候，日本人覺得機會來了。
就在1928年6月4日早晨，日軍在皇姑屯炸死了張作霖，這就是震驚全國的皇姑屯事件。
後來的采訪中說道：“日本在皇姑屯這個地方把張作霖被炸死了，大家一定不要低估炸死張作霖這樣的，他所包含的外交的政治上的，國際關係上的含義，張作霖是誰，張作霖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合法的中國政府，因為當時的南京政府還沒得到外交承認，國際社會承認的北京政府對實際上的國家元首”。
利用陰謀炸死一個國家的元首，這不是國家間的戰爭又是什麽呢？向哲俊的主張占了上風，並最終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接受。於是，1928年1月1日，就被正式確定為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
就在國際檢察局緊鑼密鼓，趕製起訴書的時候，澳大利亞法官衛勃來到東京，衛勃爵士剛剛成為澳大利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三個月前，這個澳大利亞法官被麥克阿瑟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廳長。法官們就審判的程序和具體工作細則進行了反複磋商，為即將開始的審判做好準備。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法官大體上相處融洽。衛勃甚至主動聲明說，大家最好不要叫他爵士，那樣顯得太客氣了，就叫老衛得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辦公地點和審判地點，設在東京新宿區市之穀原日本陸軍部大廈，日本人習慣的把這裏叫做軍部大廈。
這裏最早曾經是日本陸軍學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部大廈成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神經中樞。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在這裏，用意十分明顯。審判大廳是利用軍部大廈的禮堂改建的，相當氣派。
在各國檢察官和助手們的通力合作下，起訴書的撰寫工作終於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訴書最終確定了共28名日本被告。
一天以後，起訴書被送到巢鴨監獄28名被告手中，巢鴨監獄裏異乎尋常的一片寂靜。28名日本戰犯麵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他們的正式指控，白紙黑字，觸目驚心。交織著陰謀與血腥的往事，浮現在他們眼前，喪鍾就要敲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塵埃落定，盟軍占領日本，為了懲罰戰爭陰謀的製造者，同盟國相繼在歐洲與亞洲組建國際軍事法庭，對德意日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狂人進行審判。這是同盟國的集體意誌。
中國政府派出了自己的檢察官向哲俊和法官梅汝敖前往東京，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盟國的同事們並肩作戰，一場世紀審判即將拉開大幕。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的前一天，5月2日，法庭做了最後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這次彩排中，一場尖銳的衝突，幾乎差點毀掉即將開始的東京審判。造成這場衝突的原因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們的座次安排。
之前采訪中說道：那麽這裏邊有這麽一個問題，就是說，按照法官，最高法官的排名呢，我們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呢，這個梅汝敖法官一直堅持我們要排在第二位。那麽這裏麵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就是說在整個遠東戰場或者太平洋戰場上，中國付出的犧牲是最大的，中國就是對日本抵抗的時間最長。那麽就是說我們應該是排在美國的第二，就是說是算為這個最有力的一個同盟國，第二方麵就是說我們知道九月二號在密蘇裏艦上有個投降的，日本投降的儀式，那麽在這個儀式上呢，也就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名的，我們也是排在第二。
那麽從這兩方麵來講，我們在法官的座次上，也應該是排在第二，我覺得就是說梅汝敖、中國法官堅持這一點是非常有道理的。
雖然法庭憲章對此並沒有明文規定，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卻極為敏感，法官會議曾有過激烈討論。照理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受降各國所派遣，法官的席位當然應該以受降簽字的先後為序。
即按照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印度、新西蘭、菲律賓的順序排列。這樣，衛勃的左右手應當是美國和中國法官。
但庭長衛勃卻不喜歡這個安排，他想讓兩位和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國法官梅汝敖主張按日本投降書簽字次序排列。
由於法官們爭執不下，梅汝敖就幽默地提議道，如果庭長和大家不讚成這個辦法，我們不妨找一個體重測量器來看看個人的體重是多少，然後按照他來安排席位，體重的人居中，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最公平、最客觀的標準了。
這話引得哄堂大笑，衛勃邊笑邊說，你的辦法很好，但它隻適用於拳擊比賽。梅汝敖說，假使不照受降簽字的次序，那麽我認為稱體重，就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標準。衛勃始終沒有表態，直到開庭前的一天，終於攤牌了。
這一天是法官席位次序之爭最尖銳的一天，用梅汝敖的話說，就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天。5月2日上午，法庭書記官緊急通知各國法官，下午四點舉行開庭儀式預演，到時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做好準備。
當11國法官來到法庭內的法官專用休息室的時候，庭長衛勃宣布說：排列次序是，美國、英國、中國、蘇聯、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荷蘭、印度、新西蘭、菲律賓。
衛勃還鄭重補充道，這是經過盟軍最高統帥部同意的，梅汝敖對衛勃的話感到突然，他說這個安排是荒謬的，究竟用意何在？我不能接受這種安排，也不打算參加今天的預演儀式。說完，他離開休息室，迴到自己的辦公室，脫下法袍。
衛勃尾隨梅汝敖來到辦公室解釋說，美國法官和英國法官坐在我的左右手，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英美法程序更熟悉一點，純粹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著想，絲毫沒有歧視中國的意思。
梅汝敖不同意，他說，這是國際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居中的必要。
衛勃說，照現在的安排，你的近鄰將是美國法官和法國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國將軍，這對你將是很愉快的。
梅汝敖冷冷一笑，“庭長先生，我不是為了愉快才來到東京的”。
讓梅汝敖感到高興的是，他到東京不久就遇到了過去的老友，教育部次長兼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秀。顧毓秀受政府之托，前來考察戰後日本教育現狀。
兩人見麵時，顧毓秀將一把寶劍贈給梅汝敖，梅汝敖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個故事，梅汝敖說：紅粉贈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我既不是佳人，也不是壯士，不敢當，受之有愧。
但顧毓秀鄭重的說：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這個侵略國的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壯觀的嗎？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
梅汝敖接過寶劍，拔劍出鞘，看著寒光閃爍的劍鋒說：中國的檄文裏常有這樣的情景，若是手裏拿了尚方寶劍，就可以先斬後奏，但如今是法製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倒真要先斬他幾個，才解我心頭之恨。
時間在一天天過去，東京審判開庭日，也因為方方麵麵的緣故，一再向後延遲。盟軍總部的國際檢察局壓力非常大，他們不僅要搜集證據、審訊犯人、錄取口供，還要從日本政府的檔案中，查找可以作證的文件，采錄證人證言。
到了1946年春天，國際檢察局對在押戰犯的經曆、職務和罪行，基本了解清楚，對戰犯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也有了更多的掌握。此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起訴書，起訴書的中國部分，自然就落在向哲俊身上。
撰寫起訴書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控訴這些被告犯罪行為的時候，從什麽時間算起呢？國際監察局內部對此發生了嚴重分歧。
一種觀點認為要從日本偷襲珍珠港算起，因為正是這一事件，才引發了他對一係列亞洲國家的戰爭。另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從1937年，日本在盧溝橋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作為起點。還有的觀點認為，要從1931年日軍占領中國沈陽算起。
中方檢察官向哲俊向國際檢察局鄭重提出了，中國的起訴時間以1928年日本在中國製造皇姑屯事件，作為起點。
為什麽向哲俊要把皇姑屯事件發生的時間，作為控訴罪犯的起點呢？
1927年夏天，奉係軍閥張作霖在北京組成軍政府，執掌政權，控製著山東、河北、平津和東北地區。
張作霖曾經得到過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也希望利用張作霖的勢力進一步霸占東北，但他畢竟是中國人，對日本越來越過分的種種侵略要求，他不是委婉拒絕，就是借故拖延。
此時，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惱羞成怒，決意除掉張作霖。就在張作霖決定從北京撤迴關外東北的時候，日本人覺得機會來了。
就在1928年6月4日早晨，日軍在皇姑屯炸死了張作霖，這就是震驚全國的皇姑屯事件。
後來的采訪中說道：“日本在皇姑屯這個地方把張作霖被炸死了，大家一定不要低估炸死張作霖這樣的，他所包含的外交的政治上的，國際關係上的含義，張作霖是誰，張作霖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合法的中國政府，因為當時的南京政府還沒得到外交承認，國際社會承認的北京政府對實際上的國家元首”。
利用陰謀炸死一個國家的元首，這不是國家間的戰爭又是什麽呢？向哲俊的主張占了上風，並最終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接受。於是，1928年1月1日，就被正式確定為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
就在國際檢察局緊鑼密鼓，趕製起訴書的時候，澳大利亞法官衛勃來到東京，衛勃爵士剛剛成為澳大利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三個月前，這個澳大利亞法官被麥克阿瑟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廳長。法官們就審判的程序和具體工作細則進行了反複磋商，為即將開始的審判做好準備。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法官大體上相處融洽。衛勃甚至主動聲明說，大家最好不要叫他爵士，那樣顯得太客氣了，就叫老衛得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辦公地點和審判地點，設在東京新宿區市之穀原日本陸軍部大廈，日本人習慣的把這裏叫做軍部大廈。
這裏最早曾經是日本陸軍學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部大廈成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神經中樞。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在這裏，用意十分明顯。審判大廳是利用軍部大廈的禮堂改建的，相當氣派。
在各國檢察官和助手們的通力合作下，起訴書的撰寫工作終於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訴書最終確定了共28名日本被告。
一天以後，起訴書被送到巢鴨監獄28名被告手中，巢鴨監獄裏異乎尋常的一片寂靜。28名日本戰犯麵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他們的正式指控，白紙黑字，觸目驚心。交織著陰謀與血腥的往事，浮現在他們眼前，喪鍾就要敲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塵埃落定，盟軍占領日本，為了懲罰戰爭陰謀的製造者，同盟國相繼在歐洲與亞洲組建國際軍事法庭，對德意日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狂人進行審判。這是同盟國的集體意誌。
中國政府派出了自己的檢察官向哲俊和法官梅汝敖前往東京，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盟國的同事們並肩作戰，一場世紀審判即將拉開大幕。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的前一天，5月2日，法庭做了最後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這次彩排中，一場尖銳的衝突，幾乎差點毀掉即將開始的東京審判。造成這場衝突的原因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們的座次安排。
之前采訪中說道：那麽這裏邊有這麽一個問題，就是說，按照法官，最高法官的排名呢，我們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呢，這個梅汝敖法官一直堅持我們要排在第二位。那麽這裏麵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就是說在整個遠東戰場或者太平洋戰場上，中國付出的犧牲是最大的，中國就是對日本抵抗的時間最長。那麽就是說我們應該是排在美國的第二，就是說是算為這個最有力的一個同盟國，第二方麵就是說我們知道九月二號在密蘇裏艦上有個投降的，日本投降的儀式，那麽在這個儀式上呢，也就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名的，我們也是排在第二。
那麽從這兩方麵來講，我們在法官的座次上，也應該是排在第二，我覺得就是說梅汝敖、中國法官堅持這一點是非常有道理的。
雖然法庭憲章對此並沒有明文規定，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卻極為敏感，法官會議曾有過激烈討論。照理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受降各國所派遣，法官的席位當然應該以受降簽字的先後為序。
即按照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印度、新西蘭、菲律賓的順序排列。這樣，衛勃的左右手應當是美國和中國法官。
但庭長衛勃卻不喜歡這個安排，他想讓兩位和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國法官梅汝敖主張按日本投降書簽字次序排列。
由於法官們爭執不下，梅汝敖就幽默地提議道，如果庭長和大家不讚成這個辦法，我們不妨找一個體重測量器來看看個人的體重是多少，然後按照他來安排席位，體重的人居中，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最公平、最客觀的標準了。
這話引得哄堂大笑，衛勃邊笑邊說，你的辦法很好，但它隻適用於拳擊比賽。梅汝敖說，假使不照受降簽字的次序，那麽我認為稱體重，就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標準。衛勃始終沒有表態，直到開庭前的一天，終於攤牌了。
這一天是法官席位次序之爭最尖銳的一天，用梅汝敖的話說，就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天。5月2日上午，法庭書記官緊急通知各國法官，下午四點舉行開庭儀式預演，到時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做好準備。
當11國法官來到法庭內的法官專用休息室的時候，庭長衛勃宣布說：排列次序是，美國、英國、中國、蘇聯、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荷蘭、印度、新西蘭、菲律賓。
衛勃還鄭重補充道，這是經過盟軍最高統帥部同意的，梅汝敖對衛勃的話感到突然，他說這個安排是荒謬的，究竟用意何在？我不能接受這種安排，也不打算參加今天的預演儀式。說完，他離開休息室，迴到自己的辦公室，脫下法袍。
衛勃尾隨梅汝敖來到辦公室解釋說，美國法官和英國法官坐在我的左右手，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英美法程序更熟悉一點，純粹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著想，絲毫沒有歧視中國的意思。
梅汝敖不同意，他說，這是國際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居中的必要。
衛勃說，照現在的安排，你的近鄰將是美國法官和法國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國將軍，這對你將是很愉快的。
梅汝敖冷冷一笑，“庭長先生，我不是為了愉快才來到東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