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並不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學子。
唐紹儀是廣粵人，而廣粵一向是所謂“豬仔”甚至“豬花”的重災區，所以早在來花旗國之前，唐紹儀就已經聽聞過這些黛青海外勞工的事情。
所謂“豬仔”、“豬花”都是黛青被拐騙勞工的代稱“豬仔”是男性，“豬花”則是女性。
說是勞工，其實就是奴隸。
隻不過現在的花旗國早就在全國範圍廢除了奴隸製，所以即便是拐騙而來的，到了花旗國以後也隻能是以契約勞工的形式存在，並且具備一些最基本的人權。
但是他們實際上混的還不如祖先曾經是奴隸的那些人。
畢竟他們已經積累了上百年的鬥爭經驗。
而黛青勞工純粹是老實好欺負的。
相比男性，女性被拐勞工，處境更為悲慘。
當然，唐紹儀的這點聽聞並不特殊，因為留學花旗幼童中絕大多數來自廣粵，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知道這個事情的。
但不同的是，唐紹儀早在花旗國的時候，就對此事非常重視，而來到花旗國以後，更是用心做了很多相關的調查。
從一開始，他就對這些黛青勞工充滿了同情，更以此為黛青的國恥。
相比勞工被拐、被賣，被奴役，他覺得最大的痛苦和最切身的恥辱則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黛青朝廷和外交部門居然毫無有效作為。
一個國家。
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四萬萬國人的泱泱大帝國，居然眼看著自己的子民被人家拐賣為奴，卻不能做出任何有實際意義的事情，這就不僅僅是奴工之苦之恥了，更是整個黛青的舉國之苦，舉國之恥。
當然，達到唐紹儀這種認識的人，不多，尤其是那些幼童們。
雖說幼童們之中幾乎沒有什麽達官顯貴人家，但是也絕對沒有底層門戶，其中都是小康中產。他們之中，並不缺少與海外國家有所了解或者有所接觸的。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勞工是一個從來不會想到的階層，根本與他們無關。
他們所想的，是掌握西學，達到朝廷所要求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水平，然後迴國報效，大受重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舉進入官紳階層，實現自己和家族的“改換門庭”。
可是唐紹儀，便就與他們不一樣。
花旗國的黛青勞工問題，他已經默默的研究了五年了。所接觸到的，了解到的黛青勞工，早就不下一百了。
雖然對於完全解決這一問題還沒有好的辦法，但是提出改善的方案，那還是胸有成竹的。
現在真正的問題在於，僅僅這樣提交任務的話，就太沒有挑戰性了。
所以他自己在考慮給這個任務加加碼。
一舉解決黛青勞工處境問題！
想到自己一介書生，居然可以拯救數萬黛青勞工的苦境，更解決了困擾黛青-花旗兩個國家外交部門多年的難題，唐紹儀心裏快樂由然而生。
他現在思考的，就是怎麽做到用一個月時間，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方案肯定是要提的，而且要完美無瑕，否則不足以證明自己的實力。
實踐調查接觸方麵，絕對不能簡單的止步於調查接觸，而是要直接改變處境，要帶動黛青勞工整個群體發生本質性的變化。
想一想就刺激。
“哈哈哈哈”想到得意之處，唐紹儀甚至高興的開懷大笑起來。
此時此刻，生活在花旗國的數萬黛青勞工，根本想不到，改變他們命運的曆史時刻已經到了。
而提出設計這一任務的，其實正是吳子登。
按照奕譓的意思，大家有什麽難題，隻管提出來，一者用以考驗這些留學幼童，二者，就算他們提不出好的方案，至少也可以給大家以後辦事提供好的創意和想法。
而吳子登，自從來到花旗國之後，就目睹了黛青勞工的艱難處境，也幫著陳立秋想過不少辦法，做過不少努力，但是效果卻是非常微弱的。所以他就提出了這樣的題目。
最關鍵的難點就在於，黛青勞工本身的素質就非常低下，幹不了什麽高級活兒。而來到花旗國的這些勞工，其實在本國也都是一些失地失業極端窮苦的人，因此也不可能把他們再送迴黛青。好在這些人確實足夠吃苦耐勞，對於自己的處境，還能忍受得住，也不至於生出什麽大的亂子。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危機。
自從太平光明國被剿滅之後，就有很多太平光明國的殘餘分子，遠渡重洋，來到花旗大陸。這些人不同於那些被拐帶來的人，他們有極強的組織性和戰鬥經驗，平時抱團，一旦有什麽風吹草動，隨時可能引發事端。
好在，這些人一般都集中在南花旗洲，而不在花旗國所處，北花旗洲。
但是，因為通過整個實踐考核需要十一分，所以一個頂級任務還是不夠的。
唐紹儀很幸福的另外又抽了兩個，一個是“義”，另一個是“信”。
“義”科的任務是搜集南花旗洲的太平光明國殘餘分子的相關情報。
“智”科的任務則是設計一個當前最先進的工廠。
這兩個題目的出題人一個是陳立秋，另一個則是奕譓。
作為黛青駐花旗國的大使，陳立秋已經察覺到了一些太平光明國殘餘分子在南花旗洲活動的情況。他覺得這是一個危機，所以當然想要排除。但是又恐怕在這種國際環境中，處理不好的話不僅不能排除反而可能會激活危機，把問題擴大國際化。
於是就把這個問題當作任務給提出來了。
至於奕譓提出設計工廠的題目，原因就簡單得多了。
他答應過送兒子兩個工廠的。
總而言之，調查團基本上把各種讓他們覺得難辦的問題，都掏出來給這些留學幼童們用上了。
這是為了檢測出幼童們是否有“不合禮儀，放蕩淫逸”之類的行為嗎？
當然不是。
事實上，此時的奕譓以及黛青朝廷根本不在乎這些留洋的孩子們是否有這些風紀操行方麵的問題，即或有問題，也該是具體主管老師負責就地處理的。朝廷根本沒因為孩子們“西化”而將其撤迴的想法。
現在調查團真正所要調查清楚的，當然也是朝廷真正關心的，是這些孩子們是否有真正處理事務的能力，尤其是是否有打破黛青舊有思維的創新能力。
隻要具備這樣的能力，即或他是一個純粹的洋人，用之又有何妨？
如果沒有這些能力，那麽能把儒家經典背得滾瓜爛熟的書蟲，黛青國內有的是，又何必不遠數千裏，花費钜金，來花旗國學習？
而具體提出這種考核方法的，不是別人，正是載汲。
唐紹儀是廣粵人，而廣粵一向是所謂“豬仔”甚至“豬花”的重災區，所以早在來花旗國之前，唐紹儀就已經聽聞過這些黛青海外勞工的事情。
所謂“豬仔”、“豬花”都是黛青被拐騙勞工的代稱“豬仔”是男性，“豬花”則是女性。
說是勞工，其實就是奴隸。
隻不過現在的花旗國早就在全國範圍廢除了奴隸製，所以即便是拐騙而來的，到了花旗國以後也隻能是以契約勞工的形式存在，並且具備一些最基本的人權。
但是他們實際上混的還不如祖先曾經是奴隸的那些人。
畢竟他們已經積累了上百年的鬥爭經驗。
而黛青勞工純粹是老實好欺負的。
相比男性，女性被拐勞工，處境更為悲慘。
當然，唐紹儀的這點聽聞並不特殊，因為留學花旗幼童中絕大多數來自廣粵，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知道這個事情的。
但不同的是，唐紹儀早在花旗國的時候，就對此事非常重視，而來到花旗國以後，更是用心做了很多相關的調查。
從一開始，他就對這些黛青勞工充滿了同情，更以此為黛青的國恥。
相比勞工被拐、被賣，被奴役，他覺得最大的痛苦和最切身的恥辱則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黛青朝廷和外交部門居然毫無有效作為。
一個國家。
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四萬萬國人的泱泱大帝國，居然眼看著自己的子民被人家拐賣為奴，卻不能做出任何有實際意義的事情，這就不僅僅是奴工之苦之恥了，更是整個黛青的舉國之苦，舉國之恥。
當然，達到唐紹儀這種認識的人，不多，尤其是那些幼童們。
雖說幼童們之中幾乎沒有什麽達官顯貴人家，但是也絕對沒有底層門戶，其中都是小康中產。他們之中，並不缺少與海外國家有所了解或者有所接觸的。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勞工是一個從來不會想到的階層，根本與他們無關。
他們所想的，是掌握西學，達到朝廷所要求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水平，然後迴國報效，大受重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舉進入官紳階層，實現自己和家族的“改換門庭”。
可是唐紹儀，便就與他們不一樣。
花旗國的黛青勞工問題，他已經默默的研究了五年了。所接觸到的，了解到的黛青勞工，早就不下一百了。
雖然對於完全解決這一問題還沒有好的辦法，但是提出改善的方案，那還是胸有成竹的。
現在真正的問題在於，僅僅這樣提交任務的話，就太沒有挑戰性了。
所以他自己在考慮給這個任務加加碼。
一舉解決黛青勞工處境問題！
想到自己一介書生，居然可以拯救數萬黛青勞工的苦境，更解決了困擾黛青-花旗兩個國家外交部門多年的難題，唐紹儀心裏快樂由然而生。
他現在思考的，就是怎麽做到用一個月時間，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方案肯定是要提的，而且要完美無瑕，否則不足以證明自己的實力。
實踐調查接觸方麵，絕對不能簡單的止步於調查接觸，而是要直接改變處境，要帶動黛青勞工整個群體發生本質性的變化。
想一想就刺激。
“哈哈哈哈”想到得意之處，唐紹儀甚至高興的開懷大笑起來。
此時此刻，生活在花旗國的數萬黛青勞工，根本想不到，改變他們命運的曆史時刻已經到了。
而提出設計這一任務的，其實正是吳子登。
按照奕譓的意思，大家有什麽難題，隻管提出來，一者用以考驗這些留學幼童，二者，就算他們提不出好的方案，至少也可以給大家以後辦事提供好的創意和想法。
而吳子登，自從來到花旗國之後，就目睹了黛青勞工的艱難處境，也幫著陳立秋想過不少辦法，做過不少努力，但是效果卻是非常微弱的。所以他就提出了這樣的題目。
最關鍵的難點就在於，黛青勞工本身的素質就非常低下，幹不了什麽高級活兒。而來到花旗國的這些勞工，其實在本國也都是一些失地失業極端窮苦的人，因此也不可能把他們再送迴黛青。好在這些人確實足夠吃苦耐勞，對於自己的處境，還能忍受得住，也不至於生出什麽大的亂子。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危機。
自從太平光明國被剿滅之後，就有很多太平光明國的殘餘分子，遠渡重洋，來到花旗大陸。這些人不同於那些被拐帶來的人，他們有極強的組織性和戰鬥經驗，平時抱團，一旦有什麽風吹草動，隨時可能引發事端。
好在，這些人一般都集中在南花旗洲，而不在花旗國所處，北花旗洲。
但是，因為通過整個實踐考核需要十一分，所以一個頂級任務還是不夠的。
唐紹儀很幸福的另外又抽了兩個，一個是“義”，另一個是“信”。
“義”科的任務是搜集南花旗洲的太平光明國殘餘分子的相關情報。
“智”科的任務則是設計一個當前最先進的工廠。
這兩個題目的出題人一個是陳立秋，另一個則是奕譓。
作為黛青駐花旗國的大使，陳立秋已經察覺到了一些太平光明國殘餘分子在南花旗洲活動的情況。他覺得這是一個危機，所以當然想要排除。但是又恐怕在這種國際環境中，處理不好的話不僅不能排除反而可能會激活危機，把問題擴大國際化。
於是就把這個問題當作任務給提出來了。
至於奕譓提出設計工廠的題目，原因就簡單得多了。
他答應過送兒子兩個工廠的。
總而言之，調查團基本上把各種讓他們覺得難辦的問題，都掏出來給這些留學幼童們用上了。
這是為了檢測出幼童們是否有“不合禮儀，放蕩淫逸”之類的行為嗎？
當然不是。
事實上，此時的奕譓以及黛青朝廷根本不在乎這些留洋的孩子們是否有這些風紀操行方麵的問題，即或有問題，也該是具體主管老師負責就地處理的。朝廷根本沒因為孩子們“西化”而將其撤迴的想法。
現在調查團真正所要調查清楚的，當然也是朝廷真正關心的，是這些孩子們是否有真正處理事務的能力，尤其是是否有打破黛青舊有思維的創新能力。
隻要具備這樣的能力，即或他是一個純粹的洋人，用之又有何妨？
如果沒有這些能力，那麽能把儒家經典背得滾瓜爛熟的書蟲，黛青國內有的是，又何必不遠數千裏，花費钜金，來花旗國學習？
而具體提出這種考核方法的，不是別人，正是載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