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李繼存帶著趙辛然迴到萬江，皇帝大婚和皇後的冊封大典便開始有條不紊準備起來。同時，一場準備良久的變法運動也在萬江拉開大幕。
因為帝都那次冒險的失敗，張鈞飛一度毫無信心，幸而李睿琦給了他足夠的勇氣。李睿琦知道張鈞飛的理想尚未實現，那日他把頭埋進自己懷裏哭泣的時候，他就知道，也許隻有真正天下太平的那天他才能真正變得內心純淨，否則他的壓力會一直存在下去。
這些日子，張鈞飛反複研究林從觀當年的改製主張，想從中尋找一些啟示，但他反複查找資料多日之後，突然意識到，今日之形勢已不盡相同，但依然可以引以為鑒。
“繼存，你還記得當年風海先生與崔琰大人的那場辯論嗎？”一日，二人交流變法的想法，張鈞飛突然問道。
“當然記得，我當年即為風海先生所折服，鈞飛你難道有什麽新見解？”李繼存迴答。
“有些事確實是今天才想明白。現在想來，崔琰談到的寬鬆、自治、和諧、有序的社會狀態其實是理想，其實老莊所倡導的也不過這樣的社會，而風海先生的儒法兼用談的是現實，一個是目標，一個是方法，都是對的，又都不全是對的，”張鈞飛說道，“崔琰實則沒有理解匡潯思想的核心，他說，君主隻是他們實現政治理想的工具，其實這裏的君主也就是風海先生說的禮、義、法以及其相互關係的另一種體現，他們其實一脈相承，都是對的。但問題核心不在於目標與手段自身，而是目標與手段二者之間的悖論，所以他們一直意圖不斷修改手段本身的內容以實現工具與目標之間的這種不匹配。所以，當君主可以通過強有力的手段去幹涉社會治理從而朝著他們的目標前進的時候，崔琰這些人是無比讚同中央集權的，即使這與他們倡導的理想社會背道而馳。而君主作為這個手段，本身有思想，不會為了儒生們的那個理想社會重新放棄權力，於是他們覺得君主不過工具，為了與目標匹配，實在不行就換一個，也就是異姓說理論。”
“這麽說，崔琰死的很冤，他死在了他一個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上。”李繼存似乎有點理解張鈞飛的意思了。
“所以風海先生想到了以禮、法、義去代替君主，二者差別僅僅在於，諸如法的概念是死的，而君主是活的，這與秦朝以來的法家學說根本不是一迴事，”張鈞飛接著說，“其實這種關係也體現在風海先生提到的基層治理上麵，匡潯理論中想建立的自治形式也是活的，而所謂的中央通過官吏、法條強行幹預也是死的。”
“如果死可以變成活，活也可以變成死，那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嗎？”李繼存的思路也逐漸清晰。
“過猶不及，是為中庸，恰如其分最好，”張鈞飛笑起來，“我們還是迴到了起點。我看林從觀當年改製之策有一條提到，嘉中之亂後采用地方豪紳組織百姓自治的方法，早期還是成功的，但在後期已成為社會問題爆發的根源，所以又要遏製豪紳們的巧取豪奪。所以，還是印證了我們的想法，自治與法治應該有一個度，而把握這個度的應該是官府，國家治理的好與壞就在於這個度上。換言之，儒歸儒，法歸法，也就能達到風海先生所說的儒法兼用的狀態了吧。”
“這麽說，無為而治也不過如此嘛！”李繼存笑了起來，仿佛早已心領神會。
“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就是林從觀所說的財稅問題和風海先生所說的經濟與民生，財稅還好理解，我一直不懂經濟與民生究竟指啥，這幾日財有所感悟，”張鈞飛話題一轉，“困擾帝國當年的一個老大難題就是流民問題，而流民問題產生的核心實際是土地，依我理解，土地即為經濟，糧食即為民生。帝國的流民問題並非一直都有，甚至嘉中戰亂之後很長時間都無流民，恰恰是承平幾代之後才日益凸顯，而且幾乎與基層治理的坍塌同步出現，這是為何呢？”
“人口恢複，土地兼並，人與地之間的矛盾。”李繼存迴答。
“不錯，但不是全部。原則上說，在保有口糧基礎上，多得多繳，少得少繳，這是正常稅製的基本思想，甚至古代的井田製也是如此。但帝國後期的稅收則是另一番景象，種田的百姓除了交糧還要出勞役，而地主豪紳卻直接把稅轉嫁給了自己的佃農。也就是說，官府沒有意識到，地主與佃農之間產生了新的關係，還是按人頭、土地征稅，而地主依靠這個關係就可以轉移掉稅收，並不斷地進行財富的積累，從而造成地主越來越富，農民越來越窮，所以一遇天災，流民就會源源不斷，”張鈞飛說道，“林從觀實際發現了這個問題，但他沒有深究原因，而是單純想用行政的手段去搶奪地主豪紳手裏的財富，這隻能實現國強，但不能做到民富。”
“所以根本在於，要遏製甚至去打破這種關係的形成？”李繼存想到這裏。
“也可以讓稅收適應這個關係，”張鈞飛補充，“土地稅變收成稅，流通稅變占有稅。隻不過這會增加治理的耗費，崔琰曾經說過這個問題。”
“即使這樣，林從觀也未能幸免遇難，”李繼存感歎，“曆來變法都很難。”
“在我們看來，為了王朝永固和天下太平，犧牲掉一些人的利益是值得的，但讓他們放下利益實則比登天都難，甚至會導致一場叛亂。”張鈞飛說起來有些傷感。
“那藩鎮割據如何破解呢？”李繼存最關心的其實是這個問題。
“如我所說，中央政府可以有效治理基層，藩鎮有存在的可能嗎？”張鈞飛迴答，“藩鎮非亂而起，而是興起於帝國全盛之時，而那時帝都上下官員都開始沉迷享樂。吏治腐敗和官員不作為導致了治理的缺失，藩鎮實則彌補了中央與基層的治理空白。因而，藩鎮存在的一個基礎是錢糧，而另一個是人事，二者即為基層治理的核心。所以，藩鎮隻是代替了中央參與治理，如若收迴財權和人事權，也就是中央負責組織各級治理，自然無人可以割據。”
談到這裏，對於變法的方向其實也基本清晰了，基本就是在治理與財稅兩個方向做文章。雖然在理論上厘清了這其中的內在邏輯，但實際上遇到的阻力是遠超他們想象的。
因為帝都那次冒險的失敗，張鈞飛一度毫無信心，幸而李睿琦給了他足夠的勇氣。李睿琦知道張鈞飛的理想尚未實現，那日他把頭埋進自己懷裏哭泣的時候，他就知道，也許隻有真正天下太平的那天他才能真正變得內心純淨，否則他的壓力會一直存在下去。
這些日子，張鈞飛反複研究林從觀當年的改製主張，想從中尋找一些啟示，但他反複查找資料多日之後，突然意識到，今日之形勢已不盡相同，但依然可以引以為鑒。
“繼存，你還記得當年風海先生與崔琰大人的那場辯論嗎？”一日，二人交流變法的想法，張鈞飛突然問道。
“當然記得，我當年即為風海先生所折服，鈞飛你難道有什麽新見解？”李繼存迴答。
“有些事確實是今天才想明白。現在想來，崔琰談到的寬鬆、自治、和諧、有序的社會狀態其實是理想，其實老莊所倡導的也不過這樣的社會，而風海先生的儒法兼用談的是現實，一個是目標，一個是方法，都是對的，又都不全是對的，”張鈞飛說道，“崔琰實則沒有理解匡潯思想的核心，他說，君主隻是他們實現政治理想的工具，其實這裏的君主也就是風海先生說的禮、義、法以及其相互關係的另一種體現，他們其實一脈相承，都是對的。但問題核心不在於目標與手段自身，而是目標與手段二者之間的悖論，所以他們一直意圖不斷修改手段本身的內容以實現工具與目標之間的這種不匹配。所以，當君主可以通過強有力的手段去幹涉社會治理從而朝著他們的目標前進的時候，崔琰這些人是無比讚同中央集權的，即使這與他們倡導的理想社會背道而馳。而君主作為這個手段，本身有思想，不會為了儒生們的那個理想社會重新放棄權力，於是他們覺得君主不過工具，為了與目標匹配，實在不行就換一個，也就是異姓說理論。”
“這麽說，崔琰死的很冤，他死在了他一個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上。”李繼存似乎有點理解張鈞飛的意思了。
“所以風海先生想到了以禮、法、義去代替君主，二者差別僅僅在於，諸如法的概念是死的，而君主是活的，這與秦朝以來的法家學說根本不是一迴事，”張鈞飛接著說，“其實這種關係也體現在風海先生提到的基層治理上麵，匡潯理論中想建立的自治形式也是活的，而所謂的中央通過官吏、法條強行幹預也是死的。”
“如果死可以變成活，活也可以變成死，那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嗎？”李繼存的思路也逐漸清晰。
“過猶不及，是為中庸，恰如其分最好，”張鈞飛笑起來，“我們還是迴到了起點。我看林從觀當年改製之策有一條提到，嘉中之亂後采用地方豪紳組織百姓自治的方法，早期還是成功的，但在後期已成為社會問題爆發的根源，所以又要遏製豪紳們的巧取豪奪。所以，還是印證了我們的想法，自治與法治應該有一個度，而把握這個度的應該是官府，國家治理的好與壞就在於這個度上。換言之，儒歸儒，法歸法，也就能達到風海先生所說的儒法兼用的狀態了吧。”
“這麽說，無為而治也不過如此嘛！”李繼存笑了起來，仿佛早已心領神會。
“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就是林從觀所說的財稅問題和風海先生所說的經濟與民生，財稅還好理解，我一直不懂經濟與民生究竟指啥，這幾日財有所感悟，”張鈞飛話題一轉，“困擾帝國當年的一個老大難題就是流民問題，而流民問題產生的核心實際是土地，依我理解，土地即為經濟，糧食即為民生。帝國的流民問題並非一直都有，甚至嘉中戰亂之後很長時間都無流民，恰恰是承平幾代之後才日益凸顯，而且幾乎與基層治理的坍塌同步出現，這是為何呢？”
“人口恢複，土地兼並，人與地之間的矛盾。”李繼存迴答。
“不錯，但不是全部。原則上說，在保有口糧基礎上，多得多繳，少得少繳，這是正常稅製的基本思想，甚至古代的井田製也是如此。但帝國後期的稅收則是另一番景象，種田的百姓除了交糧還要出勞役，而地主豪紳卻直接把稅轉嫁給了自己的佃農。也就是說，官府沒有意識到，地主與佃農之間產生了新的關係，還是按人頭、土地征稅，而地主依靠這個關係就可以轉移掉稅收，並不斷地進行財富的積累，從而造成地主越來越富，農民越來越窮，所以一遇天災，流民就會源源不斷，”張鈞飛說道，“林從觀實際發現了這個問題，但他沒有深究原因，而是單純想用行政的手段去搶奪地主豪紳手裏的財富，這隻能實現國強，但不能做到民富。”
“所以根本在於，要遏製甚至去打破這種關係的形成？”李繼存想到這裏。
“也可以讓稅收適應這個關係，”張鈞飛補充，“土地稅變收成稅，流通稅變占有稅。隻不過這會增加治理的耗費，崔琰曾經說過這個問題。”
“即使這樣，林從觀也未能幸免遇難，”李繼存感歎，“曆來變法都很難。”
“在我們看來，為了王朝永固和天下太平，犧牲掉一些人的利益是值得的，但讓他們放下利益實則比登天都難，甚至會導致一場叛亂。”張鈞飛說起來有些傷感。
“那藩鎮割據如何破解呢？”李繼存最關心的其實是這個問題。
“如我所說，中央政府可以有效治理基層，藩鎮有存在的可能嗎？”張鈞飛迴答，“藩鎮非亂而起，而是興起於帝國全盛之時，而那時帝都上下官員都開始沉迷享樂。吏治腐敗和官員不作為導致了治理的缺失，藩鎮實則彌補了中央與基層的治理空白。因而，藩鎮存在的一個基礎是錢糧，而另一個是人事，二者即為基層治理的核心。所以，藩鎮隻是代替了中央參與治理，如若收迴財權和人事權，也就是中央負責組織各級治理，自然無人可以割據。”
談到這裏，對於變法的方向其實也基本清晰了，基本就是在治理與財稅兩個方向做文章。雖然在理論上厘清了這其中的內在邏輯，但實際上遇到的阻力是遠超他們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