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已被銬。她說自己太天真，想不到會如此。我隻好勸慰她，望她說清楚後會迴來，並望她相信黨的政策，端正態度。縱然不能迴了，也要好好生活下去，勿有輕生之念。
她說，她這一去，必然影響我的前途，叫我提出離婚。我說，影響了也沒來頭。我就這樣勞動下去，和鯤一起等待若幹年她的歸來。這是我的真心話。我說了許多，都是重複的話。我強壓自己的悲傷，平靜地勸慰她。
鯤在社內不見我轉迴，便趕迴家來。鯤哭了，我叫他不要哭。
11點過，潔收拾行李完了，被押走。我扛著被蓋卷，送她至外北車隊。上車前，又說了許多話。潔已失去冷靜，心中痛苦。我為她拭了額上的汗（她雙手被銬）。送她上車。揮手。並跟著車跑出大門，到岔路口。一直向她揮舞手中手帕。車遠去，看不見了。她（的車）向右邊的道路去了。我向左邊的道路走迴家。此時已正午12點了。
迴到家中，鯤獨自一人在室內等我。到這時我的痛苦才湧上心來，站不穩了。
夜晚，勛錦（堂妹）和柏奎（侄）勸解我。我這才知道明天縣上公判（大會）。但願潔早些判。要平安歸來，已絕對不可能了（這是我的估計錯誤）。我等待她，無論十年十五年。但願她能熬出來。
四十天的家庭生活，真像做了一場夢！
家被抄得亂翻翻。地板都撬開了。我一一收拾還原後，燒火煮飯。飯熟，我吃不下，兒子也吃不下。空著腹，我說：「鯤鯤，走！釘箱箱去！」
想我自從1957年起，望了這麽多年，天卻愈來愈黑。一黑十年，又亮，亮了又黑，妻捕。黑了又亮，摘帽，妻歸。如今亮了又黑，再捕。這就是我個人感覺到的「華國鋒時代」。我不知道別人的感覺如何。我也不想歸咎於某一個人。一個人隻是一顆鋸齒罷了。我得鐵化自己，不要讓人家把我鋸成一撮木渣。為此，我得拚命幹活。我家養著三隻母雞，天天有蛋。我不能死於營養不良，當此光明遙遙在望之際。
本鎮的和四郊的摘帽右派現在敢於互相公開交往了。他們每天在大東街一家茶館聚會，互通消息。他們一些人去找縣委統戰部，一些人去找外地原單位。應邀，我去那家茶館兩次。我要忙著釘箱，不能多陪他們。夜晚加班更勤。夏至到冬至，我勞累致病三次。
縣委統戰部一位姓楊的工作人員找我去談了話。我說，我要求迴原單位四川省文聯。老楊說，去聯繫過了，那裏不要我。於是我死了心，決定終老故鄉。老楊說，教中學，去縣文化館，隨我選擇。我選擇了後者。1978年12月20日，縣委統戰部正式通知我：任縣文化館館員，行政二十二級。
這一天，女兒餘蟬從成都外婆家趕來奔喪。她的外婆亦即我的嶽母鄭雪華，在省政協做財務工作。她老人家聽省政協的人說，我已死了，死於喜極喝酒過量。老人家不知道我家喜從何來，從鐵窗內的妻那裏來嗎？從不要我迴去的省文聯那裏來嗎？
事出有因。本縣最近確實有一位姓金而不姓餘的摘帽右派死於喜極喝酒過量。我叫女兒餘蟬快迴家去向憂傷的外婆報喜，就說爸爸不蠢，不會去死。
我趕著把手頭的活路做完，一一交割清楚。12月22日，我向木器家具社嶽社長告別。社上送我一支自來水筆和一個工作日記本。我把自己的工具箱帶迴家去。我想那些工具，將來或許還有用處。我沒有想過從此我就算是弄對了。我知道，做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必須有憂患感。
1978年12月25日早晨，我不再煮早飯了。父子二人各喝一杯糖水後，我提一口破箱，他背三個書包，出門去外北乘車到縣上報到。後來我寫了一首《故園別》。結尾一段如下：
這該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運像我這樣提著一口破箱迴城去的在中國至少有五十萬人。曾經認為這黑該是終點站哪知前頭更有遙遠的路程我以微笑告別了歷史手牽兒子跨出了柴門
1985年4月21日脫稿於成都
她說，她這一去，必然影響我的前途，叫我提出離婚。我說，影響了也沒來頭。我就這樣勞動下去，和鯤一起等待若幹年她的歸來。這是我的真心話。我說了許多，都是重複的話。我強壓自己的悲傷，平靜地勸慰她。
鯤在社內不見我轉迴，便趕迴家來。鯤哭了，我叫他不要哭。
11點過，潔收拾行李完了，被押走。我扛著被蓋卷，送她至外北車隊。上車前，又說了許多話。潔已失去冷靜，心中痛苦。我為她拭了額上的汗（她雙手被銬）。送她上車。揮手。並跟著車跑出大門，到岔路口。一直向她揮舞手中手帕。車遠去，看不見了。她（的車）向右邊的道路去了。我向左邊的道路走迴家。此時已正午12點了。
迴到家中，鯤獨自一人在室內等我。到這時我的痛苦才湧上心來，站不穩了。
夜晚，勛錦（堂妹）和柏奎（侄）勸解我。我這才知道明天縣上公判（大會）。但願潔早些判。要平安歸來，已絕對不可能了（這是我的估計錯誤）。我等待她，無論十年十五年。但願她能熬出來。
四十天的家庭生活，真像做了一場夢！
家被抄得亂翻翻。地板都撬開了。我一一收拾還原後，燒火煮飯。飯熟，我吃不下，兒子也吃不下。空著腹，我說：「鯤鯤，走！釘箱箱去！」
想我自從1957年起，望了這麽多年，天卻愈來愈黑。一黑十年，又亮，亮了又黑，妻捕。黑了又亮，摘帽，妻歸。如今亮了又黑，再捕。這就是我個人感覺到的「華國鋒時代」。我不知道別人的感覺如何。我也不想歸咎於某一個人。一個人隻是一顆鋸齒罷了。我得鐵化自己，不要讓人家把我鋸成一撮木渣。為此，我得拚命幹活。我家養著三隻母雞，天天有蛋。我不能死於營養不良，當此光明遙遙在望之際。
本鎮的和四郊的摘帽右派現在敢於互相公開交往了。他們每天在大東街一家茶館聚會，互通消息。他們一些人去找縣委統戰部，一些人去找外地原單位。應邀，我去那家茶館兩次。我要忙著釘箱，不能多陪他們。夜晚加班更勤。夏至到冬至，我勞累致病三次。
縣委統戰部一位姓楊的工作人員找我去談了話。我說，我要求迴原單位四川省文聯。老楊說，去聯繫過了，那裏不要我。於是我死了心，決定終老故鄉。老楊說，教中學，去縣文化館，隨我選擇。我選擇了後者。1978年12月20日，縣委統戰部正式通知我：任縣文化館館員，行政二十二級。
這一天，女兒餘蟬從成都外婆家趕來奔喪。她的外婆亦即我的嶽母鄭雪華，在省政協做財務工作。她老人家聽省政協的人說，我已死了，死於喜極喝酒過量。老人家不知道我家喜從何來，從鐵窗內的妻那裏來嗎？從不要我迴去的省文聯那裏來嗎？
事出有因。本縣最近確實有一位姓金而不姓餘的摘帽右派死於喜極喝酒過量。我叫女兒餘蟬快迴家去向憂傷的外婆報喜，就說爸爸不蠢，不會去死。
我趕著把手頭的活路做完，一一交割清楚。12月22日，我向木器家具社嶽社長告別。社上送我一支自來水筆和一個工作日記本。我把自己的工具箱帶迴家去。我想那些工具，將來或許還有用處。我沒有想過從此我就算是弄對了。我知道，做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必須有憂患感。
1978年12月25日早晨，我不再煮早飯了。父子二人各喝一杯糖水後，我提一口破箱，他背三個書包，出門去外北乘車到縣上報到。後來我寫了一首《故園別》。結尾一段如下：
這該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運像我這樣提著一口破箱迴城去的在中國至少有五十萬人。曾經認為這黑該是終點站哪知前頭更有遙遠的路程我以微笑告別了歷史手牽兒子跨出了柴門
1985年4月21日脫稿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