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體文的缺點之一，是這種平行的文體，幫人腦子變懶，功夫用在字麵的聯屬，而不是多想一步，比如蘇彥《秋衣長》中有這麽兩句：「時禽鳴於庭柳，節蟲吟於戶堂；零葉紛其交萃，落英颯以散芳。」表麵看，對偶的前後句子，各說了一事，其實後者受製於前，前句一寫出，後句跟隨而上，並不需要想像事物的實際情形。
盡管如此，我還是主張中學課本選幾篇魏晉南北朝的賦體文章。漢語是單音節語言（起先亦曾是多音節的，但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又失掉了大部分輔音尾，急促而硬，文章要順口，得在聲音上多下點工夫。隋朝有一位叫李諤的官員，上書請禁浮華文風，批評齊梁文章「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說得不錯，然而他老先生這兩句，恰是駢體，看來漢語本身的一些特點，對文體的影響，不容易對抗。為什麽小孩唿帽為「帽帽」、襪為「襪襪」，為什麽《詩經》裏有那麽多的重言詞，為什麽漢語的雙音詞在使用上壓倒了單音字，我們的語言，需要不少的羨餘，才說得好聽，寫得好看，這是沒辦法的事。
盡管古音流變至今，差別已經很大了，但六朝賦文，仍然是最好的訓練，幫助我們處理漢語的聲色，感受形式之美。中學語文中的文言閱讀，自然不是要教學生寫文言文，甚至也不隻是告訴學生哪些是「好文章」，—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是培養語感，積攢語言的材料。漢語在這些年，先是被暴力的粗砂磨了又磨，又給改成快餐盒，隨用隨棄，—不敢說漢語在退化，但我們這兩三代人，語感確實是在退化，當此之時，讀一點六朝文字，雖然它過於妍治，雖然它過於繁富，也許另有一種糾正之功呢。何況，賦體文章的鋪敘，並不都是廢話，窮極聲貌，需要在對象前多停留一會兒，而不是掃上一眼，立刻就聲稱「我知道了」。曹子建《臨觀賦》「進無路以效公，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翻飛」，這樣的句子，或能幫我們有誌於充分的表達，而在充分的表達後麵，是頭腦從容地處理材料。無論是描述，還是思考一件事情，匆遽不一定是聰明，哪怕是在網絡時代。
不讀文藪
魯迅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芒。」
魯迅提到的這三個人，正是讀書人遭逢末世，掙紮出路，同一類型人中，三種結局的代表。這三人的共同點，就是腸中有熱氣，自己已狼狽不堪，猶以天下，斤斤為念，而不肯笑一笑說，隨他去吧。其實晚唐文學，可觀的地方尚多，魯迅下此斷語，正是壯誌未酬身已老的時候，看身邊的景象，未免有些急火，所以舉此三人，大概是看中了他們對世務的不能釋懷吧。
這三個人中，最執著的，是羅隱。羅隱一共參加了十次貢舉，為了成名，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掉（他原先叫羅橫），十次之後，「我未成名卿未嫁」，還不泄氣，天下大亂，猶流連不歸，直到老了，才想到「年年模樣一般般，何似東歸把鉤竿」，又聽了算命先生和賣飯老媼的勸，掉頭迴鄉，果然峰迴路轉，遭際了割據東南的錢鏐，羅隱的才學，比禰衡要高，錢鏐的胸懷，比黃祖要寬，君臣相處得尚好，對羅隱來說，吳越的局麵，雖然不算大，但把眼睛擠小些看去，也是一棚天下，他一直漂泊無依，窮慣了的人，老來終於生活安定，這晚來的福氣，也頗可寬慰詩人的詩心吧。
許多文人的一種包袱，在陸龜蒙那裏，從一開始就沒有，—他家裏有錢。他也應過舉，也入過幕，見勢不妙，抽身就走，換上別人，如果家徒四壁，未必能像他那樣進退自如。和皮日休一樣，陸龜蒙也是以天下為己任，幻想力挽狂瀾的人，但他的牢騷，隻有半肚皮，還空著一半，放些使自己舒服的事，我們看他寫《耒耜經》，編《小名錄》，知他從容不迫，非隻是因為有點家產，還得說，他的性格，不像他人那麽執拗，多少有一點貴人氣，不肯把臉送上前讓人家打。他最有意思的作品，是《散人歌》和《散人傳》，所謂散淡，按他的理解，就是若即若離，不為守名之筌。《散人歌》裏說，在一個黑白顛倒的時代，個人是無力的，隻好把注意力分散開，「語散空穀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單復便，食散酸鹹宜，書散混真草，酒散甘醇醨」，總之，不可把自己賠在裏麵。
皮日休又是一種命運。他出身寒門，沒有退路，隻能如許多唐代文人一樣，四處幹謁，作為進身之階。因為姓氏稀罕，他第二次應進士第，就被人家挑中，給他在榜尾掛了一個名，這番運氣，比之羅隱，是好很多了，然而後來他的不幸，和這進士的頭銜，大有關係。他有一搭沒一搭地做過一點小官，又做到太常博士，偏不得清靜，先有王仙芝，後來黃巢，攪得天下更亂，那黃巢，更是把他劫到軍中，做起翰林學士來。翰林學士，是專業的文學侍從，唐代詩人，最喜歡的著落，李白、白居易，都做過的；到了晚唐，職權更重，禮遇更親，離宰相也隻一步之遙，對有些政治抱負的皮日休，尤其對心思，不料他果真做上翰林學士，卻是在黃巢那裏，不知他是該哭，還是該笑。皮日休的死，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被黃巢處死，一說是被唐朝的官軍處死，一代才人，不得善終，可悲也夫。
盡管如此，我還是主張中學課本選幾篇魏晉南北朝的賦體文章。漢語是單音節語言（起先亦曾是多音節的，但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又失掉了大部分輔音尾，急促而硬，文章要順口，得在聲音上多下點工夫。隋朝有一位叫李諤的官員，上書請禁浮華文風，批評齊梁文章「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說得不錯，然而他老先生這兩句，恰是駢體，看來漢語本身的一些特點，對文體的影響，不容易對抗。為什麽小孩唿帽為「帽帽」、襪為「襪襪」，為什麽《詩經》裏有那麽多的重言詞，為什麽漢語的雙音詞在使用上壓倒了單音字，我們的語言，需要不少的羨餘，才說得好聽，寫得好看，這是沒辦法的事。
盡管古音流變至今，差別已經很大了，但六朝賦文，仍然是最好的訓練，幫助我們處理漢語的聲色，感受形式之美。中學語文中的文言閱讀，自然不是要教學生寫文言文，甚至也不隻是告訴學生哪些是「好文章」，—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是培養語感，積攢語言的材料。漢語在這些年，先是被暴力的粗砂磨了又磨，又給改成快餐盒，隨用隨棄，—不敢說漢語在退化，但我們這兩三代人，語感確實是在退化，當此之時，讀一點六朝文字，雖然它過於妍治，雖然它過於繁富，也許另有一種糾正之功呢。何況，賦體文章的鋪敘，並不都是廢話，窮極聲貌，需要在對象前多停留一會兒，而不是掃上一眼，立刻就聲稱「我知道了」。曹子建《臨觀賦》「進無路以效公，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翻飛」，這樣的句子，或能幫我們有誌於充分的表達，而在充分的表達後麵，是頭腦從容地處理材料。無論是描述，還是思考一件事情，匆遽不一定是聰明，哪怕是在網絡時代。
不讀文藪
魯迅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芒。」
魯迅提到的這三個人，正是讀書人遭逢末世，掙紮出路，同一類型人中，三種結局的代表。這三人的共同點，就是腸中有熱氣，自己已狼狽不堪，猶以天下，斤斤為念，而不肯笑一笑說，隨他去吧。其實晚唐文學，可觀的地方尚多，魯迅下此斷語，正是壯誌未酬身已老的時候，看身邊的景象，未免有些急火，所以舉此三人，大概是看中了他們對世務的不能釋懷吧。
這三個人中，最執著的，是羅隱。羅隱一共參加了十次貢舉，為了成名，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掉（他原先叫羅橫），十次之後，「我未成名卿未嫁」，還不泄氣，天下大亂，猶流連不歸，直到老了，才想到「年年模樣一般般，何似東歸把鉤竿」，又聽了算命先生和賣飯老媼的勸，掉頭迴鄉，果然峰迴路轉，遭際了割據東南的錢鏐，羅隱的才學，比禰衡要高，錢鏐的胸懷，比黃祖要寬，君臣相處得尚好，對羅隱來說，吳越的局麵，雖然不算大，但把眼睛擠小些看去，也是一棚天下，他一直漂泊無依，窮慣了的人，老來終於生活安定，這晚來的福氣，也頗可寬慰詩人的詩心吧。
許多文人的一種包袱，在陸龜蒙那裏，從一開始就沒有，—他家裏有錢。他也應過舉，也入過幕，見勢不妙，抽身就走，換上別人，如果家徒四壁，未必能像他那樣進退自如。和皮日休一樣，陸龜蒙也是以天下為己任，幻想力挽狂瀾的人，但他的牢騷，隻有半肚皮，還空著一半，放些使自己舒服的事，我們看他寫《耒耜經》，編《小名錄》，知他從容不迫，非隻是因為有點家產，還得說，他的性格，不像他人那麽執拗，多少有一點貴人氣，不肯把臉送上前讓人家打。他最有意思的作品，是《散人歌》和《散人傳》，所謂散淡，按他的理解，就是若即若離，不為守名之筌。《散人歌》裏說，在一個黑白顛倒的時代，個人是無力的，隻好把注意力分散開，「語散空穀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單復便，食散酸鹹宜，書散混真草，酒散甘醇醨」，總之，不可把自己賠在裏麵。
皮日休又是一種命運。他出身寒門，沒有退路，隻能如許多唐代文人一樣，四處幹謁，作為進身之階。因為姓氏稀罕，他第二次應進士第，就被人家挑中，給他在榜尾掛了一個名，這番運氣，比之羅隱，是好很多了，然而後來他的不幸，和這進士的頭銜，大有關係。他有一搭沒一搭地做過一點小官，又做到太常博士，偏不得清靜，先有王仙芝，後來黃巢，攪得天下更亂，那黃巢，更是把他劫到軍中，做起翰林學士來。翰林學士，是專業的文學侍從，唐代詩人，最喜歡的著落，李白、白居易，都做過的；到了晚唐，職權更重，禮遇更親，離宰相也隻一步之遙，對有些政治抱負的皮日休，尤其對心思，不料他果真做上翰林學士，卻是在黃巢那裏，不知他是該哭，還是該笑。皮日休的死，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被黃巢處死，一說是被唐朝的官軍處死，一代才人，不得善終，可悲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