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
像炎熱的夏天，大汗淋漓又迅速揮發一樣發布號令。這類號令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從帝王居住的宮殿擴散出去，沒有災難。
雍正帝通過吏治改革締造了滿清最高權力機構軍機處，又通過各項民治改革，創新推出了中國古代稅收製度：攤丁入畝。
公元1723年，雍正帝聽取直隸巡撫李維鈞的奏請，實行攤丁入畝的稅收製度，一改過去幾千年來按人丁、地畝雙重征收的賦稅製度。這一政策如大汗渙散一樣，迅速從宮廷推廣到全國，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直接影響了後世幾百年的稅收製度。
攤丁入畝?，又稱作地丁合一，是清政府將曆代相沿的丁銀並入田賦征收的一種賦稅製度。這一製度以康熙帝推行的固定丁銀製度為基礎，於雍正時期開始實施，在乾隆年間得到全麵推廣。
清代早期的丁銀，本沿襲自明代的丁銀製度並有所創新。
在明朝，丁銀與裏甲、均徭等四差銀一起，都屬於地方稅收，由地方政府征用且不用上繳中央政府。在明朝，朝廷沒有全國丁銀的統計數字，在政策上也從未涉及丁銀的處理及支配問題。所以，這項收入大多落入地方官吏的個人腰包。
清政府則將丁銀編征列入國家稅收。
公元1661年順治帝時期，清廷首次公布了全國丁銀的統計數字：銀兩9錢，米石1鬥。
丁銀製度增加了國家稅收，但存在一個巨大的弊端：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
官員、富豪、士紳們廣有田地，卻擁有各種特權可以少報人丁。貧苦農民無田少田，卻不得不承擔大部分丁銀。其結果是官府征稅越來越辛苦，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困苦，社會矛盾急劇增加。
康熙帝時期，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平定三藩、收複台灣、擊退沙俄入侵、平定準噶爾部落分裂勢力，連年征戰必然耗費大量財力物力，老百姓的日子過得更苦了。
康熙帝以親民愛民為己任，體察到民間疾苦後，於公元1712年下詔規定，以前一年的人口基數為固定數，從此以後新生人口永不加賦。
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也產生了很多後遺症，導致土地兼並加劇，人口流失嚴重。雍正帝常自稱勤政愛民，於是進一步強製推行攤丁入畝製度，以期營造人心思定的社會氛圍，引導公平公正的治國風氣。
攤丁入畝，在固定丁銀製度上又有所改進。它將固定下來的丁稅平均攤進田賦，不再按人頭征收丁稅，而隻征收統一的地丁銀。
至此，在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被廢除。
攤丁入畝標誌著“數千年來力役之征一旦改除”。它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結束了地、戶、丁等賦役混亂的現象。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這顯然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地主富豪。
它緩和了社會矛盾、釋放了社會活力、促進了生產發展，至少帶來了三層利好：賦稅規則簡化，減少了官府任意加稅的可能；勞動者獲得較大人身自由，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減輕了農民的經濟負擔，促進了人口增長。
清政府查清各處地畝數量，按畝均攤稅賦，田地多的派丁更多，田地少的派丁更少，無地農民則不再負擔丁稅。占地越多，賦稅負擔越大，這是一種通過二次分配均貧富的有效措施。
由於征稅的對象變成了土地，戶籍控製被放鬆，農民擺脫丁役負擔後可以自由流動到外地打工，這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經濟的發展，帶來稅收的大幅增長。雍正末年，國庫白銀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猛增到六千多萬兩。
更重要的，攤丁入畝製度直接導致人口的爆炸性增長，進而締造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次盛世：康雍乾盛世。
公元1792年乾隆帝時期，中國人口首次突破三億。公元1834年道光帝時期，全國人口第一次突破四億，幾乎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半，成為超級人口大國。
除了開創式的攤丁入畝以外，雍正帝還實施了一係列改善經濟、澄清吏治、利國利民的措施。比如火耗歸公、官紳納糧等等。
清初承襲明製，各地征收錢糧時加收火耗。
稅務部門為便於運輸、保管，會將征收到的大量碎銀熔鑄成銀錠。在熔鑄過程中產生的損耗，便是火耗。這部分損耗經地方官府攤派後，由老百姓承擔。因為沒有統一的征收標準，地方官員往往以火耗為名肆意侵占百姓利益。
公元1724年，山西巡撫諾眠與布政使高成齡奏請將該省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再由司庫撥付二十萬兩白銀填補該省虧空。雍正帝批準實施，並形成製度在全國各省推行，稱為“養廉銀製度”，又稱耗羨歸公。從此以後，火耗分為三部分：一部分彌補地方虧空，一部分分發給地方官養廉，一部分留地方公用。這樣做的好處是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有助於廉政，還避免了隨意攤派加重百姓負擔。
所謂官紳納糧，又稱為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這意味著官員、士紳也需要交稅、當差了。
在古代，官紳屬於統治階級，無需當差，也不必交稅。現在他們也要交稅當差，但不必親自服兵役和徭役，可以按標準用銀兩兌換。
雍正帝如前朝賢君一樣鼓勵開荒種地，興修水利。
他在位十三年，全國田地從七百三十餘萬頃增至八百九十餘萬頃，先後疏浚了衛河、澱河、子牙河、永定河、直隸營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等水利工程，同時修建了黃河、運河堤岸。
重農政策本沒有錯，隻可惜雍正帝過於重農抑商了。
他認為農業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為此製定的政策必然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比如他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會誘使老百姓離開農本而追求末業。
在西方科技突飛猛進發展的時代，雍正帝抑製工商的政策顯得太過保守。
像炎熱的夏天，大汗淋漓又迅速揮發一樣發布號令。這類號令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從帝王居住的宮殿擴散出去，沒有災難。
雍正帝通過吏治改革締造了滿清最高權力機構軍機處，又通過各項民治改革，創新推出了中國古代稅收製度：攤丁入畝。
公元1723年，雍正帝聽取直隸巡撫李維鈞的奏請，實行攤丁入畝的稅收製度，一改過去幾千年來按人丁、地畝雙重征收的賦稅製度。這一政策如大汗渙散一樣，迅速從宮廷推廣到全國，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直接影響了後世幾百年的稅收製度。
攤丁入畝?，又稱作地丁合一，是清政府將曆代相沿的丁銀並入田賦征收的一種賦稅製度。這一製度以康熙帝推行的固定丁銀製度為基礎，於雍正時期開始實施，在乾隆年間得到全麵推廣。
清代早期的丁銀，本沿襲自明代的丁銀製度並有所創新。
在明朝，丁銀與裏甲、均徭等四差銀一起，都屬於地方稅收，由地方政府征用且不用上繳中央政府。在明朝，朝廷沒有全國丁銀的統計數字，在政策上也從未涉及丁銀的處理及支配問題。所以，這項收入大多落入地方官吏的個人腰包。
清政府則將丁銀編征列入國家稅收。
公元1661年順治帝時期，清廷首次公布了全國丁銀的統計數字：銀兩9錢，米石1鬥。
丁銀製度增加了國家稅收，但存在一個巨大的弊端：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
官員、富豪、士紳們廣有田地，卻擁有各種特權可以少報人丁。貧苦農民無田少田，卻不得不承擔大部分丁銀。其結果是官府征稅越來越辛苦，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困苦，社會矛盾急劇增加。
康熙帝時期，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平定三藩、收複台灣、擊退沙俄入侵、平定準噶爾部落分裂勢力，連年征戰必然耗費大量財力物力，老百姓的日子過得更苦了。
康熙帝以親民愛民為己任，體察到民間疾苦後，於公元1712年下詔規定，以前一年的人口基數為固定數，從此以後新生人口永不加賦。
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也產生了很多後遺症，導致土地兼並加劇，人口流失嚴重。雍正帝常自稱勤政愛民，於是進一步強製推行攤丁入畝製度，以期營造人心思定的社會氛圍，引導公平公正的治國風氣。
攤丁入畝，在固定丁銀製度上又有所改進。它將固定下來的丁稅平均攤進田賦，不再按人頭征收丁稅，而隻征收統一的地丁銀。
至此，在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被廢除。
攤丁入畝標誌著“數千年來力役之征一旦改除”。它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結束了地、戶、丁等賦役混亂的現象。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這顯然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地主富豪。
它緩和了社會矛盾、釋放了社會活力、促進了生產發展，至少帶來了三層利好：賦稅規則簡化，減少了官府任意加稅的可能；勞動者獲得較大人身自由，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減輕了農民的經濟負擔，促進了人口增長。
清政府查清各處地畝數量，按畝均攤稅賦，田地多的派丁更多，田地少的派丁更少，無地農民則不再負擔丁稅。占地越多，賦稅負擔越大，這是一種通過二次分配均貧富的有效措施。
由於征稅的對象變成了土地，戶籍控製被放鬆，農民擺脫丁役負擔後可以自由流動到外地打工，這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經濟的發展，帶來稅收的大幅增長。雍正末年，國庫白銀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猛增到六千多萬兩。
更重要的，攤丁入畝製度直接導致人口的爆炸性增長，進而締造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次盛世：康雍乾盛世。
公元1792年乾隆帝時期，中國人口首次突破三億。公元1834年道光帝時期，全國人口第一次突破四億，幾乎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半，成為超級人口大國。
除了開創式的攤丁入畝以外，雍正帝還實施了一係列改善經濟、澄清吏治、利國利民的措施。比如火耗歸公、官紳納糧等等。
清初承襲明製，各地征收錢糧時加收火耗。
稅務部門為便於運輸、保管，會將征收到的大量碎銀熔鑄成銀錠。在熔鑄過程中產生的損耗，便是火耗。這部分損耗經地方官府攤派後，由老百姓承擔。因為沒有統一的征收標準，地方官員往往以火耗為名肆意侵占百姓利益。
公元1724年，山西巡撫諾眠與布政使高成齡奏請將該省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再由司庫撥付二十萬兩白銀填補該省虧空。雍正帝批準實施，並形成製度在全國各省推行，稱為“養廉銀製度”，又稱耗羨歸公。從此以後，火耗分為三部分：一部分彌補地方虧空，一部分分發給地方官養廉，一部分留地方公用。這樣做的好處是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有助於廉政，還避免了隨意攤派加重百姓負擔。
所謂官紳納糧，又稱為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這意味著官員、士紳也需要交稅、當差了。
在古代，官紳屬於統治階級，無需當差，也不必交稅。現在他們也要交稅當差，但不必親自服兵役和徭役，可以按標準用銀兩兌換。
雍正帝如前朝賢君一樣鼓勵開荒種地，興修水利。
他在位十三年，全國田地從七百三十餘萬頃增至八百九十餘萬頃，先後疏浚了衛河、澱河、子牙河、永定河、直隸營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等水利工程，同時修建了黃河、運河堤岸。
重農政策本沒有錯，隻可惜雍正帝過於重農抑商了。
他認為農業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為此製定的政策必然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比如他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會誘使老百姓離開農本而追求末業。
在西方科技突飛猛進發展的時代，雍正帝抑製工商的政策顯得太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