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水井已經淘洗幹淨,卻沒有人來汲取井水,這不禁讓人心生惻隱。井水已經可以汲取飲用了,希望聖明的君王發現,與臣民一起共享福澤。


    學問好,品德高,有才能,但是不為人知,懷才不遇,這樣的人簡直不要太多。


    我們看孔夫子,學究天人,名揚天下,是幾千年來讀書人的榜樣。他帶著三千弟子周遊列國,卻屢屢不受見用。


    說句題外話。個人一直認為,才能是一種綜合性素質。真正有才能的人無論在什麽時代,都一定會脫穎而出。


    凡是懷才不遇者,他的才能大多存在某種短板。比如眼界過高,性格過剛,脾氣過躁,過於矜持等等。


    所以,當我們諸事不順的時候,一邊要審視客觀環境,一邊更要時時反求諸己,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已經足夠好了,但其實還有許多可以完善的地方。


    如果我們學會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並且堅決改正,事情往往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轉機。


    比如孟浩然,他見到唐玄宗時,不怨婦一樣獻上“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詩句,結果可能會大不一樣。


    比如說柳永,他如果不故作瀟灑地寫出“忍把浮名換了淺斟對唱”,搞不好就科舉高中了。


    如果想被聖明的君王發現並賞識,就不必遮遮掩掩,欲說還休,我們得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鋒芒放進口袋中,讓它自然而然脫穎而出。


    如果做不到無所畏懼地爭取,我們不如學道家,做知足常樂隨心所欲的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元朝這口井,如今最大的髒東西是伯顏。如果真采納他的建議殺絕張、王、劉、李、趙五大姓,不知道要殺多少人。


    元惠宗肯定不願意成為世界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的屠夫,更何況他還對漢人和南人有著比較深厚的感情。


    元文宗在位時,妥歡帖睦爾被流放到靜江(今廣西桂林)一年多。他寓居在大圓寺中,在秋江長老的指導下學習《論語》和《孝經》,練習書法。在靜江一年多的日子,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所以在元朝曆代帝王中,元惠宗的漢學造詣排在前列,迄今有三首漢詩傳世。朱元璋攻進大都後,曾遣使招降他。他作了七絕《答明主》迴應:


    金陵使者渡江來,萬裏風煙一道開。


    王氣有時還自息,聖恩無處不昭迴。


    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台。


    寄居南方的少年妥歡帖睦爾活潑好動。他是當地的孩子王,經常帶著幾十個漢人小孩玩各種遊戲。妥歡帖睦爾迴到大都後,將當年那些書冊文具收藏在一個小皮匣中,經常打開翻看。登基以後,為報答秋江長老的養育之恩,元惠宗大加封賞,將大圓寺改為萬壽殿。


    基於以上原因,他不可能聽從伯顏的建議,濫殺無辜漢人。


    伯顏的倒行逆施,使元朝更加動蕩不安,各地紛紛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公元1338年,元末紅巾軍領袖彭瑩玉發動袁州(今江西宜春)起義,失敗後開始傳播白蓮教。


    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經過第一次起義失敗,彭瑩玉積累了足夠豐富的經驗,他即將隨著紅巾軍再次粉墨登場。


    眼見朝綱鬆弛,天下亂象紛呈,元惠宗有心除掉伯顏這個大毒瘤。


    公元1340年,元惠宗與伯顏的養子、禦史大夫脫脫合謀,利用伯顏外出狩獵的機會,發動政變,將其貶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隨後流放嶺南。


    二十一歲的元惠宗得以親政。


    同年六月,元惠宗為報殺父之仇,下詔毀去太廟文宗廟堂,賜死太皇太後卜答失裏,流放他們的兒子燕帖古思。


    翌年正月,元惠宗任命脫脫為右丞相。


    元朝最後一位帝王和最後一位賢相雄心勃勃,準備聯手中興元朝。


    汙垢已被清洗,民心會再次歸附嗎?


    君臣兩人做了許多工作,廢除伯顏舊政,實施一係列改革,史稱至正新政,又名脫脫更化。


    脫脫更化的主要內容包括恢複科舉,大興國子監,開經筵,恢複太廟祭祀製度,允許民間養馬,減鹽稅,平反冤獄。


    這是撥亂反正,恢複以儒治國。


    而且,元惠宗決定修史。脫脫被任命為總裁官,主編宋史、遼史和金史。


    從孔子開始,儒家奠定了中國修史的傳統。元朝建立以後遲遲沒有修史,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無法確定正統。


    在漢人看來,宋朝是無可爭議的華夏正朔,中華正統。但蒙古人未必這麽認為,金人和遼人遺民可能也有不同意見。


    脫脫表現出了做大事者的魄力。他主張三史同修,各為正統,同時組織漢族、黨項族、蒙古族等族史學家匯聚一堂,開創了我國多民族史家共同修史的先河。


    新政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元朝已積重難返。


    公元1344年,脫脫病重,占卜者說他流年不利。於是連續十七次上表請辭,接任者並不具備脫脫的才能。


    朝政日益腐敗,天災頻繁發生,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禁之不絕。擺在元惠宗麵前的,有三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第一個是日益嚴峻的財政危機。脫脫辭相當年五月,大雨連綿二十天,黃河水位暴漲,河南蘭考境內的白茅堤、山東、河南交界的金堤先後決堤,沿河郡邑州縣均遭水災。四年之後,黃河再次決堤,從濟寧路諸地灌入大運河,中斷運河航運通道,進而危及大都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而河間、山東所屬鹽場一旦被洪水毀壞,本已捉襟見肘的國家財政將麵臨破產危機。


    第二個是風起雲湧的起義危機。因水患頻仍,各地饑民和流民為吃一口飽飯活下去,有組織的劫奪商旅,衝擊官府。各地爆發的武裝起義不下二百起之多。


    第三個是日益尖銳的內部矛盾。朝廷官員開始拉幫結派,黨同伐異,貪官汙吏橫行。


    對於這三個大危機,元惠宗想到的唯一解決方案,是重新起用脫脫。


    脫脫重新走馬上任後,決定把最複雜的朝廷吏治問題擱置一邊,先著重治理黃河和解決財政危機。


    他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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