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齎諮涕洟，無咎。
悲傷歎息、涕淚交流，沒有災難。
都已經齎諮涕洟了，為什麽還說無咎呢？
我們遇到困難，看到苦難，體會到艱難的時候，在焦慮，在思考，在感同身受的傷心，在想辦法解決困難，緩解苦難。當我們有共情心，在積極地想辦法時，當然無咎。
北宋詞人秦少遊寫愛情，說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在對的時候遇見對的人，是人生的大幸運。
對於南宋朝而言，當三軍將帥用命，誓言直搗黃龍時，當時的皇帝卻無意北進，大拖後腿；當繼任的皇帝有意光複中原時，朝中卻已無可用大將，無可用之兵。
有誌之帝王，與中興之名將完美錯過，這是南宋一朝的極大悲劇。
端平入洛失敗後，麵對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宋理宗痛下罪己詔以安人心。心灰意冷的他從此不再言兵，並且日漸厭倦朝政而寄情聲色。據說，到後來就連三宮六院無數佳麗也不能再滿足他。於是在一次元宵佳節，他召來臨安名妓唐安安為自己歌舞助興，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經常召民間歌妓舞女進宮相見。
宋理宗大興土木，醉生夢死，聽任奸臣亂政，導致南宋國勢急劇衰落。然而當驍勇善戰的金國、西遼等少數民族先後脆敗於蒙古鐵蹄之下，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南宋卻能頑強抵禦侵掠而屹立不倒，這是為什麽呢？
原因有很多。
比如從文化的層麵看，漢文化的凝聚力帶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讓積貧積弱的南宋軍民在生死存亡的時刻爆發出強大的戰鬥力。
比如從兵種上看，蒙古騎兵不習水戰，且江南水域縱橫，限製了騎兵的衝鋒優勢。等等。
從統治者層麵看，平民出身的宋理宗盡管失去了雄心壯誌，卻始終保有對底層老百姓最基本的同理心和共情心。
他讓老百姓感受到了難得的溫暖，老百姓越貪戀這種溫暖，就越反感蒙古人的殘暴。所以宋理宗在位四十一年間，雖然無力北顧，但蒙古人也難越雷池一步。
公元1247年，宋理宗在臨安創立了慈幼局。十年之後，臨安慈幼局試點成功，宋理宗下詔令天下各州郡建立慈幼局。
這是世界曆史上最早的官辦孤兒院。它的主要職責是收養沒有親人養育的棄嬰和孤兒，幫助他們平安長大。
在中國，這是一項極其古老的製度安排。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慈善傳統的國家，先秦時期儒家的仁愛、大同思想構築了中華慈善文化的理論基礎，漢魏以後逐漸融入佛道兩教的勸善思想，使官方救濟行為之外，民間慈善活動也大為興起。
鰥、寡、孤、獨、廢、疾，自古便是弱勢群體，百姓為重的思想，一直是中國慈善事業的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
早在西周時期，統治階級便開始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其中司徒一職專職掌管各地百姓教化工作。“慈幼”二字最早見於《周禮》：“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大致意思是，國家要向育嬰家庭提供乳母和食物。
春秋戰國時期，恤老、救孤政策已經發展得比較完備，社會也以鄰裏守望相助為美德。
東漢章帝曾頒布《胎養令》，規定懷孕女子獎勵胎養穀三斛，免其丈夫一年算賦。
魏晉南北朝以來，政府通過安撫流民、開倉調粟、減賦免役、慈老恤幼、施醫給藥等方式對貧苦老百姓實施救助。各地州縣均有責任和義務對管轄範圍內的鰥寡孤獨者進行收容救助。
除儒家仁愛思想之外，佛教慈悲為懷的觀念，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
隨著佛學日盛，佛寺的慈善活動越發活躍。曆史著名人物如西天取經的陳玄奘、茶聖陸羽等人，都是作為棄嬰而被寺廟收養長大。
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民間慈善隨之發展，比如六疾館，作為最早的私立慈善機構，專門收孤貧患病者。
隋唐時期，朝廷開始從製度上支持以寺廟為基地舉行開齋施粥的活動，逐漸將慈善活動由民辦過渡到官民合辦。這個舉措，對以後慈善事業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宋朝是中國慈善史上是極為重要的時期。其官辦慈善機構規模之大、內容之廣、設施之全，遠超前朝。
在應對災荒方麵，宋朝倉廩製度進一步發展，設常平倉、社倉等國家儲備糧倉。
在醫療救濟方麵，宋朝頒布“居養法”，設立安濟坊、養濟院、惠民藥局等，使得患病無依者能夠得到有效救助。
在喪葬救濟方麵，宋朝設立漏澤園，使逝者入土為安。
在養老慈幼方麵，宋朝專門設置與此相關的嬰兒局、慈幼局、安濟院等機構。
自古以來，棄嬰現象便一直是曆朝高發的嚴重社會問題。
在古代社會，無論怎麽樣的承平盛世，社會物資遠遠不如現在豐富，人們生活遠遠不如現在富足。為生計所迫，老百姓往往生子不舉、棄子溺嬰。若逢亂世，老百姓流離失所，這種現象更加普遍，最終形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蘇東坡謫居黃州時，在著名的《與朱鄂州書》中敘述了溺嬰情形及其父母的痛苦無奈：
嶽鄂間田野小人，例隻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麵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
北宋末年，民間流民常達數十萬或數百萬，宋哲宗曾為此發布居養令，建官屋收養鰥寡孤獨。宋徽宗繼位後，將其賜名為居養院，在原有救助“鰥寡孤獨”的基礎上，棄嬰貧兒也成為居養院的收養對象。
南宋朝廷更加重視育嬰活動，規定“禁貧民不舉子，有不能育嬰者，給錢養之。”宋寧宗專門在湖州創立嬰兒局，在建康府設立慈幼莊，用於救助棄嬰貧兒。
到宋理宗時期，他下旨給官田五百畝，令臨安府創置慈幼局，支給錢米，收養遺棄小兒，並置乳母喂養，無子女者可來領養。
從此，慈幼局正式從居養院中獨立出來，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官辦孤兒院。這意味著宋代對孤幼的救助已製度化、普遍化，遠遠領先於當時的世界。
誠然，受時代之影響和地域之局限，慈幼局的設立主要隻存在江南地區，未能在全國其它地方推行，因此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棄嬰問題，但至少在京城臨安，基本實現了宋理宗“必使道路無啼饑之童”的理想。
慈幼局的設立對宋代及後世的兒童福利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元明清時期建立的育嬰堂等社會救助機構，幾乎是慈幼局的翻版。經過曆代政府的改善和演進，清朝時期，我國已形成了一套完備的、詳細的賑災係統。
悲傷歎息、涕淚交流，沒有災難。
都已經齎諮涕洟了，為什麽還說無咎呢？
我們遇到困難，看到苦難，體會到艱難的時候，在焦慮，在思考，在感同身受的傷心，在想辦法解決困難，緩解苦難。當我們有共情心，在積極地想辦法時，當然無咎。
北宋詞人秦少遊寫愛情，說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在對的時候遇見對的人，是人生的大幸運。
對於南宋朝而言，當三軍將帥用命，誓言直搗黃龍時，當時的皇帝卻無意北進，大拖後腿；當繼任的皇帝有意光複中原時，朝中卻已無可用大將，無可用之兵。
有誌之帝王，與中興之名將完美錯過，這是南宋一朝的極大悲劇。
端平入洛失敗後，麵對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宋理宗痛下罪己詔以安人心。心灰意冷的他從此不再言兵，並且日漸厭倦朝政而寄情聲色。據說，到後來就連三宮六院無數佳麗也不能再滿足他。於是在一次元宵佳節，他召來臨安名妓唐安安為自己歌舞助興，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經常召民間歌妓舞女進宮相見。
宋理宗大興土木，醉生夢死，聽任奸臣亂政，導致南宋國勢急劇衰落。然而當驍勇善戰的金國、西遼等少數民族先後脆敗於蒙古鐵蹄之下，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南宋卻能頑強抵禦侵掠而屹立不倒，這是為什麽呢？
原因有很多。
比如從文化的層麵看，漢文化的凝聚力帶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讓積貧積弱的南宋軍民在生死存亡的時刻爆發出強大的戰鬥力。
比如從兵種上看，蒙古騎兵不習水戰，且江南水域縱橫，限製了騎兵的衝鋒優勢。等等。
從統治者層麵看，平民出身的宋理宗盡管失去了雄心壯誌，卻始終保有對底層老百姓最基本的同理心和共情心。
他讓老百姓感受到了難得的溫暖，老百姓越貪戀這種溫暖，就越反感蒙古人的殘暴。所以宋理宗在位四十一年間，雖然無力北顧，但蒙古人也難越雷池一步。
公元1247年，宋理宗在臨安創立了慈幼局。十年之後，臨安慈幼局試點成功，宋理宗下詔令天下各州郡建立慈幼局。
這是世界曆史上最早的官辦孤兒院。它的主要職責是收養沒有親人養育的棄嬰和孤兒，幫助他們平安長大。
在中國，這是一項極其古老的製度安排。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慈善傳統的國家，先秦時期儒家的仁愛、大同思想構築了中華慈善文化的理論基礎，漢魏以後逐漸融入佛道兩教的勸善思想，使官方救濟行為之外，民間慈善活動也大為興起。
鰥、寡、孤、獨、廢、疾，自古便是弱勢群體，百姓為重的思想，一直是中國慈善事業的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
早在西周時期，統治階級便開始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其中司徒一職專職掌管各地百姓教化工作。“慈幼”二字最早見於《周禮》：“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大致意思是，國家要向育嬰家庭提供乳母和食物。
春秋戰國時期，恤老、救孤政策已經發展得比較完備，社會也以鄰裏守望相助為美德。
東漢章帝曾頒布《胎養令》，規定懷孕女子獎勵胎養穀三斛，免其丈夫一年算賦。
魏晉南北朝以來，政府通過安撫流民、開倉調粟、減賦免役、慈老恤幼、施醫給藥等方式對貧苦老百姓實施救助。各地州縣均有責任和義務對管轄範圍內的鰥寡孤獨者進行收容救助。
除儒家仁愛思想之外，佛教慈悲為懷的觀念，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
隨著佛學日盛，佛寺的慈善活動越發活躍。曆史著名人物如西天取經的陳玄奘、茶聖陸羽等人，都是作為棄嬰而被寺廟收養長大。
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民間慈善隨之發展，比如六疾館，作為最早的私立慈善機構，專門收孤貧患病者。
隋唐時期，朝廷開始從製度上支持以寺廟為基地舉行開齋施粥的活動，逐漸將慈善活動由民辦過渡到官民合辦。這個舉措，對以後慈善事業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宋朝是中國慈善史上是極為重要的時期。其官辦慈善機構規模之大、內容之廣、設施之全，遠超前朝。
在應對災荒方麵，宋朝倉廩製度進一步發展，設常平倉、社倉等國家儲備糧倉。
在醫療救濟方麵，宋朝頒布“居養法”，設立安濟坊、養濟院、惠民藥局等，使得患病無依者能夠得到有效救助。
在喪葬救濟方麵，宋朝設立漏澤園，使逝者入土為安。
在養老慈幼方麵，宋朝專門設置與此相關的嬰兒局、慈幼局、安濟院等機構。
自古以來，棄嬰現象便一直是曆朝高發的嚴重社會問題。
在古代社會，無論怎麽樣的承平盛世，社會物資遠遠不如現在豐富，人們生活遠遠不如現在富足。為生計所迫，老百姓往往生子不舉、棄子溺嬰。若逢亂世，老百姓流離失所，這種現象更加普遍，最終形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蘇東坡謫居黃州時，在著名的《與朱鄂州書》中敘述了溺嬰情形及其父母的痛苦無奈：
嶽鄂間田野小人，例隻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麵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
北宋末年，民間流民常達數十萬或數百萬，宋哲宗曾為此發布居養令，建官屋收養鰥寡孤獨。宋徽宗繼位後，將其賜名為居養院，在原有救助“鰥寡孤獨”的基礎上，棄嬰貧兒也成為居養院的收養對象。
南宋朝廷更加重視育嬰活動，規定“禁貧民不舉子，有不能育嬰者，給錢養之。”宋寧宗專門在湖州創立嬰兒局，在建康府設立慈幼莊，用於救助棄嬰貧兒。
到宋理宗時期，他下旨給官田五百畝，令臨安府創置慈幼局，支給錢米，收養遺棄小兒，並置乳母喂養，無子女者可來領養。
從此，慈幼局正式從居養院中獨立出來，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官辦孤兒院。這意味著宋代對孤幼的救助已製度化、普遍化，遠遠領先於當時的世界。
誠然，受時代之影響和地域之局限，慈幼局的設立主要隻存在江南地區，未能在全國其它地方推行，因此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棄嬰問題，但至少在京城臨安，基本實現了宋理宗“必使道路無啼饑之童”的理想。
慈幼局的設立對宋代及後世的兒童福利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元明清時期建立的育嬰堂等社會救助機構，幾乎是慈幼局的翻版。經過曆代政府的改善和演進，清朝時期，我國已形成了一套完備的、詳細的賑災係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