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姐是一位正在積極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患者，這個故事是秋葉紅去拜訪她時聽到的。
2004年，她的好朋友小童突然失蹤了。當時，她身邊的朋友都覺得小童的失蹤很詭異，肯定另有隱情。
因為小童曾經告訴大家，她的父母和爺爺奶奶在他12歲那年(1991年)突然消失了。能有多突然呢？早上小童背著書包去上學，晚上放學迴來卻發現舉目無親。
聽他她的意思，這些年來，社區以及一些叔叔對她都有所幫助，她才能順利地讀書、畢業、工作和生活。
2004年5月24日下午4點半，那天是星期一。鄭姐記得非常清楚，因為那天她不僅要和夜班的同事進行工作交接，同時還是周例會的日子。她在交接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被領導叫出去接了一通電話，說是小童找到了，但是已經過世了。
是在一片安置樓區裏找到的。那個樓區當地人都知道，被戲稱之為“火柴盒子房”。這個樓房用料很單薄，蓋得四四方方的像個火柴盒子，但是一推就倒。樓道窄得一個人都硬擠著過，樓梯陡得幾乎垂直。入戶的門都不是常規的防盜門尺寸，而是像家裏的衣櫃門，單扇大小差不多。裝修料根本進不去，所以從來沒人住進去過。小彤就是在這兒被找到了。
這塊地今年要另作他用了，人家得來看看這屋裏麵有沒有閑散人員、流浪人士等。結果在掃屋的過程中，看見了懸掛在客廳之中的小童。
因為她沒有家人，這一消息幾乎是同時通知到了小童生前比較要好的幾位朋友，其中就包括鄭姐。
收拾遺物的時候，大家發現小童也沒什麽東西。房子是小童單位的公寓，她愛穿的衣服幾件，兩雙鞋，一些貼身衣物，書本，還有一部索尼dsc數碼相機和一部手機。
他們商量說就把這些東西都燒了吧。相機和手機這種東西呢，看看能不能賣。賣掉的錢可以用在她的後事上。
當時鄭姐家裏條件好一些，大家湊錢的時候，她就主動說：“那個我正好想買這麽一部相機，這麽，我多出兩千塊錢，這些東西就給我吧。”
其實她也是想留個念想，當然了，她可不敢讓父母知道。
在深夜，鄭姐獨自拿起相機，迴味著裏麵的照片。她對這部相機有很深的印象，因為在最後一次和小童他們聚會時，都是拿著這部相機一起參加的。所以，相機裏應該有很多他們幸福瞬間的合影。
然而，由於摔落或者儲存卡的問題，照片都是鋸齒狀錯位的。例如，她的額頭會出現在小童的左上方，而小童的手會出現在另一位朋友的下巴。
這時，手機突然震動了，嚇了她一跳。鄭姐拿起來一看，竟然是小童給他發的短信。短信內容很簡單，隻有幾個字：“你看看我，我還在，幸福，一起幸福。”
別說小童現在還能不能發這個短信呢，連小童的手機都靜靜地躺在鄭姐的床頭櫃上，怎麽可能有人給她發消息呢？
與此同時，鄭姐一隻手拿著手機，另一隻手翻著照片。突然，翻到了一張小童懸掛在客廳的照片，竟然還笑著。
她嚇了一跳，趕緊想按關機鍵，卻按在了快門上。或許是因為屋子裏沒開燈，感光器識別到了光線較暗，自動跳出了閃光燈。哢嚓一閃，她才看到周圍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大有小的站成了一排。小童站在中間，大家彎下腰，衝著鄭姐微笑。
那一刻，她感覺自己缺氧了，嗷！的一聲掙紮起來。脖子有點疼，但顧不上那麽多，喊著父母就衝出了臥室跑到了客廳。
父母聞聲趕了出來，不管發生了什麽事，先把女兒護在中間，然後慢慢安撫她。他們試探性地詢問是不是做噩夢了，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這時，鄭姐才發現自己的脖子上還搭著一條數據線，脖子都已經勒出印兒了。
父母聽她斷斷續續地闡述完剛才的事情後，把那個手機和相機都給丟掉了。並且父親第二天托朋友到處打聽才知道，小童家的情況並非如小童所說那麽簡單。
小童的全家有嚴重的精神病史和嚴重的被迫害妄想症。在他們家的牆上有一條家訓，他們不約而同地給整個家庭定製了一個規則：不能使用閃光燈。一旦在夜裏碰到了閃光燈，就會有一群雙眼皮的人進來把他們抓走，折磨。
唯一躲避的方式就是懸掛。當雙眼皮走了之後，如果你還活著，就算躲過去了。
如果按照這個規則的意思的話，小童應該是躲過了第一次，而他的其他親人都在那一次中懸掛而去了。
可是她卻沒有躲過第二次。
但這畢竟是一個精神病家族意想出來的事兒。那本以為這一切也就應該就此結束了。鄭姐呢也因為工作調動的原因搬出了父母家。
2008年的一個早晨，她在自己租的房子裏突然被敲門帶去喝茶了。原因是她經常在淩晨外出，在周圍的牆上刷字(塗鴉)：雙眼皮，臉俊。
監控下鐵證如山，鄭姐自己卻毫不知情。
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裏，她接受了長期的治療，家人和她自己都沒有放棄。
鄭姐後來發現，其實她晚上出去的行為是受到了他人的指使。當被問及那些人是如何指示她的時候，她隻說：“他們讓我出去寫字，但我不確定具體寫了什麽。這些話隻有我能聽懂，其他精神病患者是無法理解的。每個精神病患者耳邊說話的人，說的語言都是不同的。。。”
秋葉紅很費解，專門去請教了高能人士，但人說時間過得太久了，無能為力，現在也隻能是醫院裏麵保守治療了。
隻能祝鄭姐能早日康複了。
2004年，她的好朋友小童突然失蹤了。當時，她身邊的朋友都覺得小童的失蹤很詭異，肯定另有隱情。
因為小童曾經告訴大家，她的父母和爺爺奶奶在他12歲那年(1991年)突然消失了。能有多突然呢？早上小童背著書包去上學，晚上放學迴來卻發現舉目無親。
聽他她的意思，這些年來，社區以及一些叔叔對她都有所幫助，她才能順利地讀書、畢業、工作和生活。
2004年5月24日下午4點半，那天是星期一。鄭姐記得非常清楚，因為那天她不僅要和夜班的同事進行工作交接，同時還是周例會的日子。她在交接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被領導叫出去接了一通電話，說是小童找到了，但是已經過世了。
是在一片安置樓區裏找到的。那個樓區當地人都知道，被戲稱之為“火柴盒子房”。這個樓房用料很單薄，蓋得四四方方的像個火柴盒子，但是一推就倒。樓道窄得一個人都硬擠著過，樓梯陡得幾乎垂直。入戶的門都不是常規的防盜門尺寸，而是像家裏的衣櫃門，單扇大小差不多。裝修料根本進不去，所以從來沒人住進去過。小彤就是在這兒被找到了。
這塊地今年要另作他用了，人家得來看看這屋裏麵有沒有閑散人員、流浪人士等。結果在掃屋的過程中，看見了懸掛在客廳之中的小童。
因為她沒有家人，這一消息幾乎是同時通知到了小童生前比較要好的幾位朋友，其中就包括鄭姐。
收拾遺物的時候，大家發現小童也沒什麽東西。房子是小童單位的公寓，她愛穿的衣服幾件，兩雙鞋，一些貼身衣物，書本，還有一部索尼dsc數碼相機和一部手機。
他們商量說就把這些東西都燒了吧。相機和手機這種東西呢，看看能不能賣。賣掉的錢可以用在她的後事上。
當時鄭姐家裏條件好一些，大家湊錢的時候，她就主動說：“那個我正好想買這麽一部相機，這麽，我多出兩千塊錢，這些東西就給我吧。”
其實她也是想留個念想，當然了，她可不敢讓父母知道。
在深夜，鄭姐獨自拿起相機，迴味著裏麵的照片。她對這部相機有很深的印象，因為在最後一次和小童他們聚會時，都是拿著這部相機一起參加的。所以，相機裏應該有很多他們幸福瞬間的合影。
然而，由於摔落或者儲存卡的問題，照片都是鋸齒狀錯位的。例如，她的額頭會出現在小童的左上方，而小童的手會出現在另一位朋友的下巴。
這時，手機突然震動了，嚇了她一跳。鄭姐拿起來一看，竟然是小童給他發的短信。短信內容很簡單，隻有幾個字：“你看看我，我還在，幸福，一起幸福。”
別說小童現在還能不能發這個短信呢，連小童的手機都靜靜地躺在鄭姐的床頭櫃上，怎麽可能有人給她發消息呢？
與此同時，鄭姐一隻手拿著手機，另一隻手翻著照片。突然，翻到了一張小童懸掛在客廳的照片，竟然還笑著。
她嚇了一跳，趕緊想按關機鍵，卻按在了快門上。或許是因為屋子裏沒開燈，感光器識別到了光線較暗，自動跳出了閃光燈。哢嚓一閃，她才看到周圍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大有小的站成了一排。小童站在中間，大家彎下腰，衝著鄭姐微笑。
那一刻，她感覺自己缺氧了，嗷！的一聲掙紮起來。脖子有點疼，但顧不上那麽多，喊著父母就衝出了臥室跑到了客廳。
父母聞聲趕了出來，不管發生了什麽事，先把女兒護在中間，然後慢慢安撫她。他們試探性地詢問是不是做噩夢了，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這時，鄭姐才發現自己的脖子上還搭著一條數據線，脖子都已經勒出印兒了。
父母聽她斷斷續續地闡述完剛才的事情後，把那個手機和相機都給丟掉了。並且父親第二天托朋友到處打聽才知道，小童家的情況並非如小童所說那麽簡單。
小童的全家有嚴重的精神病史和嚴重的被迫害妄想症。在他們家的牆上有一條家訓，他們不約而同地給整個家庭定製了一個規則：不能使用閃光燈。一旦在夜裏碰到了閃光燈，就會有一群雙眼皮的人進來把他們抓走，折磨。
唯一躲避的方式就是懸掛。當雙眼皮走了之後，如果你還活著，就算躲過去了。
如果按照這個規則的意思的話，小童應該是躲過了第一次，而他的其他親人都在那一次中懸掛而去了。
可是她卻沒有躲過第二次。
但這畢竟是一個精神病家族意想出來的事兒。那本以為這一切也就應該就此結束了。鄭姐呢也因為工作調動的原因搬出了父母家。
2008年的一個早晨，她在自己租的房子裏突然被敲門帶去喝茶了。原因是她經常在淩晨外出，在周圍的牆上刷字(塗鴉)：雙眼皮，臉俊。
監控下鐵證如山，鄭姐自己卻毫不知情。
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裏，她接受了長期的治療，家人和她自己都沒有放棄。
鄭姐後來發現，其實她晚上出去的行為是受到了他人的指使。當被問及那些人是如何指示她的時候，她隻說：“他們讓我出去寫字，但我不確定具體寫了什麽。這些話隻有我能聽懂，其他精神病患者是無法理解的。每個精神病患者耳邊說話的人，說的語言都是不同的。。。”
秋葉紅很費解，專門去請教了高能人士，但人說時間過得太久了，無能為力，現在也隻能是醫院裏麵保守治療了。
隻能祝鄭姐能早日康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