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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江城疫情頻發，意味著，上江城投資環境不佳，更意味著，上江城主要領導工作的工作不到位。不僅不到位，與其他城市相比，更是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其實，所有的城市都是疫情頻發，上江城的經濟建設與其他城市相比，或許有差距，但傳染病流行狀況，與其他城市並無明顯差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衛生設施薄弱，尤其是在城鄉結合部，環境問題十分突出，環境問題不解決，傳染病就不可能消除。隻是，在其他城市，疫情報告紀律得到了嚴格執行，記者們削尖腦袋也摸不著絲毫線索。[]
而在上江城，纖纖消殺公司裏有包大成這樣一位兢兢業業的臥底！
這是上江城“疫情頻發”的真正原因。
在兩個文明齊抓並進的新時代，在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今天，上江城頻發的疫情，無疑是與主弦律不和諧的。
到這個時候，就是傻瓜也知道，上江城絕對出了內鬼。
這個內鬼應該出在與疫情處理有關的三個單位：疾控中心、衛生局、纖纖消殺公司。
以孔局長為代表的有關領導經過嚴密分析，首先否定了纖纖消殺公司。
前文已經說過了，纖纖消殺公司負責消殺藥械的供應，按常理，它隻能接觸到傳染病疫情，隻有傳染病疫情才需要消殺藥械。而《上江晚報》報道的十二起疫情中，有四起是化學中毒，一起是疫苗異常反應，與消殺藥械毫無關係，與纖纖消殺毫無瓜葛。所以，這些報道的來源不可能是纖纖消殺公司。
接著，孔局長排除了衛生局。無論方主任如何試圖把懷疑的矛頭引向衛生局，也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媒體報道的十二起事件，全是疾控中心的本職工作，而不是衛生局的本職工作。
這十二起事件，分別涉及傳染病、職業中毒、地方病、艾滋病等四個領域，這四個領域，是由衛生局四個處室分別負責的。
如果這個內鬼在衛生局，他不可能對四個處室的工作都如此了解。要知道，按照組織原則，四個處的工作條塊清楚，人人自掃門前雪，互不往來。
如果那些報道中出現了專業技術上的錯誤，或者是專業術語的使用不當，倒還能夠理解，任何一個內鬼都隻能精通自己熟悉的領域。
最後，排除了纖纖消殺和衛生局，孔局長把嫌疑人定在了疾控中心。
孔局長發現，所有的報道，術語科學規範，描述精確到位，語言極為專業，看得出來，這位敬業的內鬼，乃是出自一位對疾控事業異常精通的集大成者，應該說，是一位富有深厚經驗和技術成就的頂級專家人物。否則，他不可能把四個領域的工作全部描述得如此精準。打個比方說，他應該是傳說中的“中神通”，集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為一身的絕世高手，他是疾控事業的東方不敗。
按照這個邏輯，以孔局長為首的廣大幹部群眾的目光聚焦在了一個人身上，不是別人，正是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主任，方主任！
得出這樣的結論，是有其科學依據的。
首先，在上江城疾控領域中，方主任絕對是一位“中神通”式的人物。此君畢業於著名醫科大學，和包大成同誌畢業時的狼狽不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作為文.革後首批大學生，方主任是以優異成績光芒四射地新鮮出爐，是個地地道道學有所成報效故鄉的天之驕子。方主任在疾控係統摸爬滾打了三十年，疾控中心各個工作領域，均有其戰鬥的足跡，對於傳染病、地方病、慢性病、性病艾滋病、勞動衛生、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全部了如指掌，門生故吏滿天下。就算方主任年老體衰，對於各領域的熟悉程度有所下降，可他是疾控中心的主任，所有那十二起事件的報告，也要先經過他的手，才能向衛生局報告。也就是說，能夠同時掌握所有那十二起事件核心機密的人，隻能是方主任一人。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領導的眼睛也不是用來吃幹飯了。對於方主任的懷疑，上至衛生局下至疾控中心普通一員，都是板上釘釘言之鑿鑿。所差的，隻是方主任本人低頭認罪。
為此，市衛生局孔局長、柯書記多次找方主任談話，從黨的政策紀律到人生觀、世界觀，從曆史唯物主義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實事求是到誠信做人，從滿清政府的**無能到新中國建立的偉大成就，從閉關鎖國到改革開放，從社會主義建設的日新月異到國際形式的風雲突變，從海灣戰爭到阿富汗，從諄諄教導到威逼利誘，談話甚至超出了和諧社會之基本框架，發展到了帶有虐俘色彩之關卡那摩特色。
然而，方主任在年少時期就讀過《紅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一係列紅色經典，是一位特殊材料鑄就的黨員，在廣大幹部群眾的巨大壓力下，可敬的方主任咬緊牙關，一聲不吭，大有對抗到底之氣慨。這把孔局長和柯書記逼得幾乎要跳上辦公桌。
要知道，市裏已經發出了嚴查內鬼的指令，當然這一條指令的發出是隱晦的，因為，**過後，中央已經確定了疫情“公開透明”的基本政策，隻是，這一政策的具體貫徹實施，在全國各地還是有差別的，或者說，各地對於中央的這一政策，是有抵觸情緒的，所以，上江城要嚴查內鬼，卻也不敢大張旗鼓。
汪市長對於衛生局的行動速度大為不滿。當然，市裏對這所謂“內鬼”的定性，還是界定在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範疇。因此，不能讓公檢法等專政機構介入。調查基調還是希望這位內鬼，能夠在黨和人民的感召下，主動站出來交待問題，迴到黨和政府溫暖的懷抱中。
正當市衛生局對方主任的正麵進攻毫無進展的時候，市裏主要領導暗渡陳倉，開辟了第二戰場。
市裏主要領導將清查內鬼的戰場拉到了陳思思所在的《上江晚報》。
按照組織原則，《上江晚報》是上江城政府的喉舌，受宣傳部直接管轄，按理說，要挖出給《上江晚報》提供疫情線索的線人，隻要通過組織程序，命令記者陳思思交出線人的名子就行了，程序應該很簡單。
但是，這裏麵的關係十分微妙，市政府在這件事上，不敢大動幹戈。
原因是，自從**發生後，中央對於疫情欣喜的基調是“公開透明”，按照這一基調，任何人不得扣壓瞞報疫情信息，各級政府應及時準確向公眾發布疫情信息。所以，《上江晚報》報道疫情，是符合“公開透明”這一準則的，是無可厚非的，上江政府不能以組織程序要求《上江晚報》交出線人，更不能處理記者陳思思。
政府的策略是，希望《上江晚報》主動交出線人或者內鬼，阻斷《上江晚報》的疫情信息渠道，然後，再找一個借口，以其它方式處理這位隱藏在疾控中心內部的內鬼。當然，這種處理絕不會是“公開透明”。
按照這一策略，政府不便直接通過組織程序向《上江晚報》發出揪出線人的命令，而是通過非組織程序，向《上江晚報》發出暗示。
這個暗示，來自熊勝利的父親，上江城前市委書記，目前已經退休在家的熊老。
熊老是向《上江晚報》發出暗示的最好人選。市裏的所有領導都不適合出麵，因為，他們是現任領導，領導出麵，不管怎麽說，都帶有官方色彩，說起來，就算是政府幹涉新聞自由。而熊老賦閑在家，沒有官職，他出麵隻能代表個人意見，而以他的地位和威望，他的個人意見，又帶有領導色彩，《上江晚報》必須高度重視。
熊老站得高看得遠，思想深邃，目光敏銳，經驗豐富，政治覺悟強，思想境界高，按通行說法，是黨和人民的精神財富之一。
熊老認為，新時期上江城的經濟建設是卓有成效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兩個文明建設快速發展，但是機遇與挑戰並存，問題與成就同在，關鍵是，成績是主流，而所存在的問題，要在發展這個大背景下，一分為二地看待。對於上江城，乃至全國各地出現的各種疫情，應該從這樣一個高度加以認識。
常言道，瑕不掩瑜。新聞媒體作為黨的喉舌，應該大書特書新時期下黨和政府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而對於一些不和諧音，應該有所保留，而不能和盤托出。否則，就是以偏概全，就是否定改革開放，就是製造恐慌情緒，就是破壞投資環境，就是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矛盾，就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思想。
這種報道是絕對錯誤的！
既然的是錯誤的，就要堅決予以糾正！有關人員，要堅決予以處理！
上江城疫情頻發，意味著，上江城投資環境不佳，更意味著，上江城主要領導工作的工作不到位。不僅不到位，與其他城市相比，更是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其實，所有的城市都是疫情頻發，上江城的經濟建設與其他城市相比，或許有差距，但傳染病流行狀況，與其他城市並無明顯差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衛生設施薄弱，尤其是在城鄉結合部，環境問題十分突出，環境問題不解決，傳染病就不可能消除。隻是，在其他城市，疫情報告紀律得到了嚴格執行，記者們削尖腦袋也摸不著絲毫線索。[]
而在上江城，纖纖消殺公司裏有包大成這樣一位兢兢業業的臥底！
這是上江城“疫情頻發”的真正原因。
在兩個文明齊抓並進的新時代，在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今天，上江城頻發的疫情，無疑是與主弦律不和諧的。
到這個時候，就是傻瓜也知道，上江城絕對出了內鬼。
這個內鬼應該出在與疫情處理有關的三個單位：疾控中心、衛生局、纖纖消殺公司。
以孔局長為代表的有關領導經過嚴密分析，首先否定了纖纖消殺公司。
前文已經說過了，纖纖消殺公司負責消殺藥械的供應，按常理，它隻能接觸到傳染病疫情，隻有傳染病疫情才需要消殺藥械。而《上江晚報》報道的十二起疫情中，有四起是化學中毒，一起是疫苗異常反應，與消殺藥械毫無關係，與纖纖消殺毫無瓜葛。所以，這些報道的來源不可能是纖纖消殺公司。
接著，孔局長排除了衛生局。無論方主任如何試圖把懷疑的矛頭引向衛生局，也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媒體報道的十二起事件，全是疾控中心的本職工作，而不是衛生局的本職工作。
這十二起事件，分別涉及傳染病、職業中毒、地方病、艾滋病等四個領域，這四個領域，是由衛生局四個處室分別負責的。
如果這個內鬼在衛生局，他不可能對四個處室的工作都如此了解。要知道，按照組織原則，四個處的工作條塊清楚，人人自掃門前雪，互不往來。
如果那些報道中出現了專業技術上的錯誤，或者是專業術語的使用不當，倒還能夠理解，任何一個內鬼都隻能精通自己熟悉的領域。
最後，排除了纖纖消殺和衛生局，孔局長把嫌疑人定在了疾控中心。
孔局長發現，所有的報道，術語科學規範，描述精確到位，語言極為專業，看得出來，這位敬業的內鬼，乃是出自一位對疾控事業異常精通的集大成者，應該說，是一位富有深厚經驗和技術成就的頂級專家人物。否則，他不可能把四個領域的工作全部描述得如此精準。打個比方說，他應該是傳說中的“中神通”，集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為一身的絕世高手，他是疾控事業的東方不敗。
按照這個邏輯，以孔局長為首的廣大幹部群眾的目光聚焦在了一個人身上，不是別人，正是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主任，方主任！
得出這樣的結論，是有其科學依據的。
首先，在上江城疾控領域中，方主任絕對是一位“中神通”式的人物。此君畢業於著名醫科大學，和包大成同誌畢業時的狼狽不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作為文.革後首批大學生，方主任是以優異成績光芒四射地新鮮出爐，是個地地道道學有所成報效故鄉的天之驕子。方主任在疾控係統摸爬滾打了三十年，疾控中心各個工作領域，均有其戰鬥的足跡，對於傳染病、地方病、慢性病、性病艾滋病、勞動衛生、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全部了如指掌，門生故吏滿天下。就算方主任年老體衰，對於各領域的熟悉程度有所下降，可他是疾控中心的主任，所有那十二起事件的報告，也要先經過他的手，才能向衛生局報告。也就是說，能夠同時掌握所有那十二起事件核心機密的人，隻能是方主任一人。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領導的眼睛也不是用來吃幹飯了。對於方主任的懷疑，上至衛生局下至疾控中心普通一員，都是板上釘釘言之鑿鑿。所差的，隻是方主任本人低頭認罪。
為此，市衛生局孔局長、柯書記多次找方主任談話，從黨的政策紀律到人生觀、世界觀，從曆史唯物主義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實事求是到誠信做人，從滿清政府的**無能到新中國建立的偉大成就，從閉關鎖國到改革開放，從社會主義建設的日新月異到國際形式的風雲突變，從海灣戰爭到阿富汗，從諄諄教導到威逼利誘，談話甚至超出了和諧社會之基本框架，發展到了帶有虐俘色彩之關卡那摩特色。
然而，方主任在年少時期就讀過《紅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一係列紅色經典，是一位特殊材料鑄就的黨員，在廣大幹部群眾的巨大壓力下，可敬的方主任咬緊牙關，一聲不吭，大有對抗到底之氣慨。這把孔局長和柯書記逼得幾乎要跳上辦公桌。
要知道，市裏已經發出了嚴查內鬼的指令，當然這一條指令的發出是隱晦的，因為，**過後，中央已經確定了疫情“公開透明”的基本政策，隻是，這一政策的具體貫徹實施，在全國各地還是有差別的，或者說，各地對於中央的這一政策，是有抵觸情緒的，所以，上江城要嚴查內鬼，卻也不敢大張旗鼓。
汪市長對於衛生局的行動速度大為不滿。當然，市裏對這所謂“內鬼”的定性，還是界定在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範疇。因此，不能讓公檢法等專政機構介入。調查基調還是希望這位內鬼，能夠在黨和人民的感召下，主動站出來交待問題，迴到黨和政府溫暖的懷抱中。
正當市衛生局對方主任的正麵進攻毫無進展的時候，市裏主要領導暗渡陳倉，開辟了第二戰場。
市裏主要領導將清查內鬼的戰場拉到了陳思思所在的《上江晚報》。
按照組織原則，《上江晚報》是上江城政府的喉舌，受宣傳部直接管轄，按理說，要挖出給《上江晚報》提供疫情線索的線人，隻要通過組織程序，命令記者陳思思交出線人的名子就行了，程序應該很簡單。
但是，這裏麵的關係十分微妙，市政府在這件事上，不敢大動幹戈。
原因是，自從**發生後，中央對於疫情欣喜的基調是“公開透明”，按照這一基調，任何人不得扣壓瞞報疫情信息，各級政府應及時準確向公眾發布疫情信息。所以，《上江晚報》報道疫情，是符合“公開透明”這一準則的，是無可厚非的，上江政府不能以組織程序要求《上江晚報》交出線人，更不能處理記者陳思思。
政府的策略是，希望《上江晚報》主動交出線人或者內鬼，阻斷《上江晚報》的疫情信息渠道，然後，再找一個借口，以其它方式處理這位隱藏在疾控中心內部的內鬼。當然，這種處理絕不會是“公開透明”。
按照這一策略，政府不便直接通過組織程序向《上江晚報》發出揪出線人的命令，而是通過非組織程序，向《上江晚報》發出暗示。
這個暗示，來自熊勝利的父親，上江城前市委書記，目前已經退休在家的熊老。
熊老是向《上江晚報》發出暗示的最好人選。市裏的所有領導都不適合出麵，因為，他們是現任領導，領導出麵，不管怎麽說，都帶有官方色彩，說起來，就算是政府幹涉新聞自由。而熊老賦閑在家，沒有官職，他出麵隻能代表個人意見，而以他的地位和威望，他的個人意見，又帶有領導色彩，《上江晚報》必須高度重視。
熊老站得高看得遠，思想深邃，目光敏銳，經驗豐富，政治覺悟強，思想境界高，按通行說法，是黨和人民的精神財富之一。
熊老認為，新時期上江城的經濟建設是卓有成效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兩個文明建設快速發展，但是機遇與挑戰並存，問題與成就同在，關鍵是，成績是主流，而所存在的問題，要在發展這個大背景下，一分為二地看待。對於上江城，乃至全國各地出現的各種疫情，應該從這樣一個高度加以認識。
常言道，瑕不掩瑜。新聞媒體作為黨的喉舌，應該大書特書新時期下黨和政府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而對於一些不和諧音，應該有所保留，而不能和盤托出。否則，就是以偏概全，就是否定改革開放，就是製造恐慌情緒，就是破壞投資環境，就是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矛盾，就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思想。
這種報道是絕對錯誤的！
既然的是錯誤的，就要堅決予以糾正！有關人員，要堅決予以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