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頭看看對麵，北邊隻有一座灰色的平頂樓，門前高高的台階上背手站著一名頭戴大沿下十五年帽的軍人。那軍人氣度從容，不怒自威，渾身無一處緊張，但也無一處鬆懈，用一句武俠小說裏的話，叫做「淵停嶽峙」。他就一個人，俯瞰著這邊所有的人，他的背後，是起伏的山野和遼遠的藍天。
看過了遣返戰俘的「不歸橋」和朝鮮高達160米的世界最大的國旗，我們上車返迴。在參觀紀念冊上，我題寫道：「人類的傷痕」。我經常感到，不論南邊和北邊，都有一種「不平之氣」。此刻，我多少能夠理解這種「不平之氣」了，一個被攔腰斬斷的民族，哪裏能夠「心平氣和」呢？
中午的燥熱包圍上來，忽有一縷涼風拂麵而過。我意識到，那是北邊吹來的風。空氣，是任何邊界阻擋不住的，正像對自由的渴望和對親人的思念。
(本文曾在中韓兩國報刊網站發表，並被英國bbc電台播送，反響甚佳。)
遲到與禮數
朝鮮高宗時代樸在馨纂輯有一部《海東續小學》，裏麵記載的金鶴峰出使一事，頗有意趣。金鶴峰在宣祖時曾任副提學，一次奉命出使日本。到對馬島時，島主宴請他卻自己遲到，而且「乘轎入門，至階方下。」金鶴峰大怒曰：「對馬島乃我國藩臣，使臣奉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於是罷宴而去。嚇得對馬島主殺了轎夫，斬其首來謝罪。從此以後，「倭人敬憚，待之加禮，望見下馬。」
此事可以表現出那一特定時期的韓日關係，也可以表現出韓國人脾氣之一端。但是，金鶴峰對禮數的要求是建立在「宗藩」的基礎之上的，有點「以勢求禮」的味道。其實，即便對馬島不是藩臣，即便大家都是平等的甚至反過來宗藩易位，請人赴宴也不該遲到。否則，便不是「知禮」。而隻是「識趣」而已。也許正因為這一點，韓國古代長期蔑視日本，認為他們是不知禮儀的夷狄。《宣祖實錄》卷37記載朝鮮國王的話說：「中國父母也，我國與日本同是外國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於子，則我國孝子也，日本賊子也。」朝鮮中期的儒學大師李退溪在一篇《乞勿絕倭使疏》中勸告國王不要與日本一般見識，原因是「禽獸之不足與較。」李退溪的態度與金鶴峰是有些不同的。金鶴峰是與之較，示之威，李退溪則主張「以夷狄待夷狄，則夷安其分，故王者不治夷狄。」李退溪認為如果與夷狄「辯是非，爭曲直」，就好像「督禽獸以行禮樂之事」，除了逼迫禽獸咬人以外沒有好的結果。
我在韓國講學二載，韓國各界朋友請我吃飯無數次，主人遲到之事十有七八。有一次，某上司宴請全體中韓教師，大家枯坐許久，此公方到，既不解釋，也不問候，入坐便與韓國人用韓語商談某事甚久。其他中國教師皆有怒色，我隻好大講笑話，代韓國上司化解危機。此類事件層出不窮。中國人一般認為，韓國菜餚清湯寡水，沒啥可吃，赴宴純粹是給韓國人麵子，是為了「盡禮數」。而韓國朋友卻往往忽略了此中的善意，不知不覺導致了彼此感情的疏遠。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南方某著名大學的教師，甚至宣布拒絕一切韓國人的宴請，大發金鶴峰式的脾氣。我因為知道韓國人並無惡意，是疏慢而不是故意侮辱，所以也就習以為常，一般採取遲到15分鍾的做法，與主人差不多同時到達，這樣就免除了雙方的尷尬。由於我有很多這類油滑的竅門，而被一些中韓朋友戲稱為韓國通。
禮數之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其實要看你遇見什麽人了。遇見金鶴峰，則失禮之人會自取其辱，因小失大。遇見李退溪，則表麵上相安無事，實際上被看不起。不計較，其實可能是更大的輕蔑。這些道理，耿直的人不一定會想到。因為韓國人脾氣火暴，中國人也大多不願意講。我把它講出來，不僅是想提醒同為禮儀之邦的韓國朋友，也更希望中國朋友戒之哉，戒之哉！
(中國現在喜歡遲到的人，似乎也越來越多了。)
知識分子的人情債
許多中國學者以為韓國實現了民主化，從此就會一路順風地奔向光輝燦爛的錦繡未來。這種想法非常類似當年看到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就以為共產主義離我們隻有一袋煙的工夫了。實際上韓國民主化以來，韓國的知識分子在欣喜的同時，也飽嚐了打掉牙吞落肚的苦辛。從盧泰愚「民主化」政權上台後，眾多知識分子一直懷著一種「多數暴政」的恐懼，並保持著對許多不公正現象的沉默。這裏麵當然包含了他們對長期民主鬥爭的肯定，包含了對烈士灑下的鮮血的肯定。社會上瀰漫著一種要對開創民主化改革新時代的當政者給予最大寬容的氣氛，因為他們曾忍受了30年的種種痛苦和壓迫。唿喚民主的人對實行民主的人欠下了一筆人情債。
客觀地說，麵對「民主」、「統一」、「正義」、「改革」等擲地有聲的口號，有誰敢說一句「我不贊成」呢？最多不過嘟囔一句「改革是好的，但這種方式是否值得考慮。」即便如此，也難免招來憤怒。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一旦批評了「文官政府」或「民選政府」，就會被當作「守舊反動」的留戀專製的人。
於是，知識分子的空間內隻有一種自由主義聲音響徹雲霄，而另一些人卻畏首畏尾、噤若寒蟬，形成了一種新時代的「白色恐怖」。在「反民族、反和解、反改革、反統一」的達摩克利司寶劍之下，人們對「現政權式改革」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粗暴的大眾主義隻好唯唯諾諾。打破專製時代的萬馬齊喑局麵，無疑是令人拍手稱快的，但是，對於神聖的自由來說，任何形式的「一刀切」都是同樣危險的。真正的自由，當然應該包括對自由本身的質疑。
看過了遣返戰俘的「不歸橋」和朝鮮高達160米的世界最大的國旗，我們上車返迴。在參觀紀念冊上，我題寫道：「人類的傷痕」。我經常感到，不論南邊和北邊，都有一種「不平之氣」。此刻，我多少能夠理解這種「不平之氣」了，一個被攔腰斬斷的民族，哪裏能夠「心平氣和」呢？
中午的燥熱包圍上來，忽有一縷涼風拂麵而過。我意識到，那是北邊吹來的風。空氣，是任何邊界阻擋不住的，正像對自由的渴望和對親人的思念。
(本文曾在中韓兩國報刊網站發表，並被英國bbc電台播送，反響甚佳。)
遲到與禮數
朝鮮高宗時代樸在馨纂輯有一部《海東續小學》，裏麵記載的金鶴峰出使一事，頗有意趣。金鶴峰在宣祖時曾任副提學，一次奉命出使日本。到對馬島時，島主宴請他卻自己遲到，而且「乘轎入門，至階方下。」金鶴峰大怒曰：「對馬島乃我國藩臣，使臣奉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於是罷宴而去。嚇得對馬島主殺了轎夫，斬其首來謝罪。從此以後，「倭人敬憚，待之加禮，望見下馬。」
此事可以表現出那一特定時期的韓日關係，也可以表現出韓國人脾氣之一端。但是，金鶴峰對禮數的要求是建立在「宗藩」的基礎之上的，有點「以勢求禮」的味道。其實，即便對馬島不是藩臣，即便大家都是平等的甚至反過來宗藩易位，請人赴宴也不該遲到。否則，便不是「知禮」。而隻是「識趣」而已。也許正因為這一點，韓國古代長期蔑視日本，認為他們是不知禮儀的夷狄。《宣祖實錄》卷37記載朝鮮國王的話說：「中國父母也，我國與日本同是外國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於子，則我國孝子也，日本賊子也。」朝鮮中期的儒學大師李退溪在一篇《乞勿絕倭使疏》中勸告國王不要與日本一般見識，原因是「禽獸之不足與較。」李退溪的態度與金鶴峰是有些不同的。金鶴峰是與之較，示之威，李退溪則主張「以夷狄待夷狄，則夷安其分，故王者不治夷狄。」李退溪認為如果與夷狄「辯是非，爭曲直」，就好像「督禽獸以行禮樂之事」，除了逼迫禽獸咬人以外沒有好的結果。
我在韓國講學二載，韓國各界朋友請我吃飯無數次，主人遲到之事十有七八。有一次，某上司宴請全體中韓教師，大家枯坐許久，此公方到，既不解釋，也不問候，入坐便與韓國人用韓語商談某事甚久。其他中國教師皆有怒色，我隻好大講笑話，代韓國上司化解危機。此類事件層出不窮。中國人一般認為，韓國菜餚清湯寡水，沒啥可吃，赴宴純粹是給韓國人麵子，是為了「盡禮數」。而韓國朋友卻往往忽略了此中的善意，不知不覺導致了彼此感情的疏遠。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南方某著名大學的教師，甚至宣布拒絕一切韓國人的宴請，大發金鶴峰式的脾氣。我因為知道韓國人並無惡意，是疏慢而不是故意侮辱，所以也就習以為常，一般採取遲到15分鍾的做法，與主人差不多同時到達，這樣就免除了雙方的尷尬。由於我有很多這類油滑的竅門，而被一些中韓朋友戲稱為韓國通。
禮數之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其實要看你遇見什麽人了。遇見金鶴峰，則失禮之人會自取其辱，因小失大。遇見李退溪，則表麵上相安無事，實際上被看不起。不計較，其實可能是更大的輕蔑。這些道理，耿直的人不一定會想到。因為韓國人脾氣火暴，中國人也大多不願意講。我把它講出來，不僅是想提醒同為禮儀之邦的韓國朋友，也更希望中國朋友戒之哉，戒之哉！
(中國現在喜歡遲到的人，似乎也越來越多了。)
知識分子的人情債
許多中國學者以為韓國實現了民主化，從此就會一路順風地奔向光輝燦爛的錦繡未來。這種想法非常類似當年看到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就以為共產主義離我們隻有一袋煙的工夫了。實際上韓國民主化以來，韓國的知識分子在欣喜的同時，也飽嚐了打掉牙吞落肚的苦辛。從盧泰愚「民主化」政權上台後，眾多知識分子一直懷著一種「多數暴政」的恐懼，並保持著對許多不公正現象的沉默。這裏麵當然包含了他們對長期民主鬥爭的肯定，包含了對烈士灑下的鮮血的肯定。社會上瀰漫著一種要對開創民主化改革新時代的當政者給予最大寬容的氣氛，因為他們曾忍受了30年的種種痛苦和壓迫。唿喚民主的人對實行民主的人欠下了一筆人情債。
客觀地說，麵對「民主」、「統一」、「正義」、「改革」等擲地有聲的口號，有誰敢說一句「我不贊成」呢？最多不過嘟囔一句「改革是好的，但這種方式是否值得考慮。」即便如此，也難免招來憤怒。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一旦批評了「文官政府」或「民選政府」，就會被當作「守舊反動」的留戀專製的人。
於是，知識分子的空間內隻有一種自由主義聲音響徹雲霄，而另一些人卻畏首畏尾、噤若寒蟬，形成了一種新時代的「白色恐怖」。在「反民族、反和解、反改革、反統一」的達摩克利司寶劍之下，人們對「現政權式改革」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粗暴的大眾主義隻好唯唯諾諾。打破專製時代的萬馬齊喑局麵，無疑是令人拍手稱快的，但是，對於神聖的自由來說，任何形式的「一刀切」都是同樣危險的。真正的自由，當然應該包括對自由本身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