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綱糧，從一年輸送三百萬石到最高一年輸送一千兩百萬石，國家每年盈餘從七百萬貫增加到兩千萬貫，國庫總餘長期保持在六千萬貫之上。
這還不算重新充實的封樁庫，新添的元豐庫！
新軍從最初三百人擴大到如今十萬人，冗兵從舉國八十萬人減少到了五十萬人，廂軍完全裁撤，水師從內河弱旅變成了擁有南洋、北洋兩支艦隊，戰馬從四萬匹增加到了三十萬匹。
官員的俸祿得以增加，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人口從一億增加到一億五千萬，而其中五等戶以下比例從四成減少到了三成。
大宋毫無疑問，已經被先帝打造成了一個盛世，哪怕麵對文景、貞觀、開元，也毫無愧色的盛世！
這就是十五年來變法的巨大成果！
在這樣的成就之下，太皇太後和陛下秉承先帝遺誌，決意將改革的步伐，從蜀中、汴京、兩浙、南海、寧夏、河西，繼續推進到京東京西、河東河北、江南淮南、兩廣福建，臣是大力擁護的。
同時大宋應該調整國策，反哺曾經為國家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善良百姓，解除變法初期為全麵戰爭所作的過度準備，將國家政策從集資備戰，調整到寬養民力上來。
然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故保甲可廢，州郡治安之力不可廢；
青苗可廢，貧苦扶持之策不可廢；
義倉可廢，糧秣充積之計不可廢；
保馬可廢，軍馬保育之政不可廢；
免役可廢，水利交通之營不可廢；
市易可廢，國用賦稅之徵不可廢；
義勇可廢，強軍振旅之基不可廢；
方田可廢，抑止兼併之行不可廢！
改良新法，不是逸官馳政；
進賢退惡，不是排除異己；
刷新朝政，不在大言無實；
保國安民，不在短視一時！
蘇油見到這篇奏章，不由得擊節叫好，好一個章子厚，這才是大宋真宰相該有的水平！
這篇奏章，立即將改革派劃分出了兩個陣營，將實心為了國家強盛選擇改革的那幫人，與藉由贊助新法，希圖幸進的那幫人，完全區分開來。
改革派相比保守派，吃虧就吃虧在文章不行，王安石呂惠卿一去，在這上頭除了蔡卞這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傢夥，剩下的基本全是弱雞。
章惇這道奏章一上，改革派中比較實心任事的那一幫子，老臣如韓縝、沈括、曾布、新進如蔡卞，尤其是兩個手握大軍功的將領——王韶和種諤，都或明或暗地站到了章惇的一邊。
而呂惠卿、鄧綰、蔡確、邢恕、李定、蘇亶等，被大家區分了出來。
其中呂惠卿本來能力相當不錯，但是因為詆毀王安石，欺師滅祖這黑鍋沒法洗。
而邢恕則完全是因為投靠蔡確站錯了隊，本來是保守派那邊的人，卻也被劃到了背鍋俠的陣營。
蘇油也暗自出力不少，不說別的，就章惇那邊一大幫子，七個裏頭除了韓縝，個個都跟他交情深厚。
改革派之前一盤散沙，完全是樹倒猢猻散的態勢，經此一整合後，朝局頓時翻然一變。
這些人的力量加在了一起，讓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重視起來。
章惇的論調，百分之八十都和蘇油一貫的言行相契合，將蘇油在熙寧元豐年間的成果當做改革派的成果列舉出來，蘇油沒有提出一丁點的異議。
蔡京就曾經譏笑章子厚的臉皮名副其實，被蘇油嚴厲製止，並且明確聲明那些成果本來就是在王相公和先帝的領導下取得的。
這話真是一點毛病都沒有，因為蘇油一向幹的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
但是隻要那顆羊頭還在那裏掛著，哪怕它已經臭了，「奉行新法，人性改良」八個字，依舊是得到王安石和趙頊認可的，依舊是在他們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
因為王安石是蘇油施展這些措施時的宰執，趙頊是皇帝，是頂頭上司，老二和老大。
就這麽簡單。
這就是政治。
而遠在金陵的王安石，在看到這篇奏章之後，更是老懷大慰。
章惇閃亮耀眼的果斷登場，立刻重新整合了眼看就要覆沒的改革派勢力，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客觀合理評價了趙頊和安石相公的變法成就，至少定義在了七三開，讓王安石也不禁感嘆——僥天之幸，吾輩尚存。
這個定性一旦形成，那今後大宋改革的成就越大，作為開創者和奠基人，王安石留在歷史上的形象，就會更加的光輝與崇高。
於是王安石給章惇去了一封長信，好好勉勵了老章一番，並且送去了自己潛心多年研究的心得——《經濟論》。
而對於高滔滔來說，平衡朝政才是最重要的。
之前改革派宣稱的「改道」之說，確實讓她異常惱怒。
然後章惇將自己從裏邊摘了出來，用一封精闢的奏章表示——堅決擁護太皇太後。
這封奏章給了高滔滔最大的理論武器。
新法的踐行者都說，太皇太後沒有改道，隻是改良新法的不當之處，這本就是先帝遺意，是和先帝一條心，是沿著先帝的既定方針路線繼續正確前進不動搖，讓高滔滔受到的阻力一下子去掉了一大半！
高滔滔也是水準之上的政治家，立刻敏銳地察覺到了平衡朝局的最佳方案。
這還不算重新充實的封樁庫，新添的元豐庫！
新軍從最初三百人擴大到如今十萬人，冗兵從舉國八十萬人減少到了五十萬人，廂軍完全裁撤，水師從內河弱旅變成了擁有南洋、北洋兩支艦隊，戰馬從四萬匹增加到了三十萬匹。
官員的俸祿得以增加，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人口從一億增加到一億五千萬，而其中五等戶以下比例從四成減少到了三成。
大宋毫無疑問，已經被先帝打造成了一個盛世，哪怕麵對文景、貞觀、開元，也毫無愧色的盛世！
這就是十五年來變法的巨大成果！
在這樣的成就之下，太皇太後和陛下秉承先帝遺誌，決意將改革的步伐，從蜀中、汴京、兩浙、南海、寧夏、河西，繼續推進到京東京西、河東河北、江南淮南、兩廣福建，臣是大力擁護的。
同時大宋應該調整國策，反哺曾經為國家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善良百姓，解除變法初期為全麵戰爭所作的過度準備，將國家政策從集資備戰，調整到寬養民力上來。
然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故保甲可廢，州郡治安之力不可廢；
青苗可廢，貧苦扶持之策不可廢；
義倉可廢，糧秣充積之計不可廢；
保馬可廢，軍馬保育之政不可廢；
免役可廢，水利交通之營不可廢；
市易可廢，國用賦稅之徵不可廢；
義勇可廢，強軍振旅之基不可廢；
方田可廢，抑止兼併之行不可廢！
改良新法，不是逸官馳政；
進賢退惡，不是排除異己；
刷新朝政，不在大言無實；
保國安民，不在短視一時！
蘇油見到這篇奏章，不由得擊節叫好，好一個章子厚，這才是大宋真宰相該有的水平！
這篇奏章，立即將改革派劃分出了兩個陣營，將實心為了國家強盛選擇改革的那幫人，與藉由贊助新法，希圖幸進的那幫人，完全區分開來。
改革派相比保守派，吃虧就吃虧在文章不行，王安石呂惠卿一去，在這上頭除了蔡卞這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傢夥，剩下的基本全是弱雞。
章惇這道奏章一上，改革派中比較實心任事的那一幫子，老臣如韓縝、沈括、曾布、新進如蔡卞，尤其是兩個手握大軍功的將領——王韶和種諤，都或明或暗地站到了章惇的一邊。
而呂惠卿、鄧綰、蔡確、邢恕、李定、蘇亶等，被大家區分了出來。
其中呂惠卿本來能力相當不錯，但是因為詆毀王安石，欺師滅祖這黑鍋沒法洗。
而邢恕則完全是因為投靠蔡確站錯了隊，本來是保守派那邊的人，卻也被劃到了背鍋俠的陣營。
蘇油也暗自出力不少，不說別的，就章惇那邊一大幫子，七個裏頭除了韓縝，個個都跟他交情深厚。
改革派之前一盤散沙，完全是樹倒猢猻散的態勢，經此一整合後，朝局頓時翻然一變。
這些人的力量加在了一起，讓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重視起來。
章惇的論調，百分之八十都和蘇油一貫的言行相契合，將蘇油在熙寧元豐年間的成果當做改革派的成果列舉出來，蘇油沒有提出一丁點的異議。
蔡京就曾經譏笑章子厚的臉皮名副其實，被蘇油嚴厲製止，並且明確聲明那些成果本來就是在王相公和先帝的領導下取得的。
這話真是一點毛病都沒有，因為蘇油一向幹的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
但是隻要那顆羊頭還在那裏掛著，哪怕它已經臭了，「奉行新法，人性改良」八個字，依舊是得到王安石和趙頊認可的，依舊是在他們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
因為王安石是蘇油施展這些措施時的宰執，趙頊是皇帝，是頂頭上司，老二和老大。
就這麽簡單。
這就是政治。
而遠在金陵的王安石，在看到這篇奏章之後，更是老懷大慰。
章惇閃亮耀眼的果斷登場，立刻重新整合了眼看就要覆沒的改革派勢力，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客觀合理評價了趙頊和安石相公的變法成就，至少定義在了七三開，讓王安石也不禁感嘆——僥天之幸，吾輩尚存。
這個定性一旦形成，那今後大宋改革的成就越大，作為開創者和奠基人，王安石留在歷史上的形象，就會更加的光輝與崇高。
於是王安石給章惇去了一封長信，好好勉勵了老章一番，並且送去了自己潛心多年研究的心得——《經濟論》。
而對於高滔滔來說，平衡朝政才是最重要的。
之前改革派宣稱的「改道」之說，確實讓她異常惱怒。
然後章惇將自己從裏邊摘了出來，用一封精闢的奏章表示——堅決擁護太皇太後。
這封奏章給了高滔滔最大的理論武器。
新法的踐行者都說，太皇太後沒有改道，隻是改良新法的不當之處，這本就是先帝遺意，是和先帝一條心，是沿著先帝的既定方針路線繼續正確前進不動搖，讓高滔滔受到的阻力一下子去掉了一大半！
高滔滔也是水準之上的政治家，立刻敏銳地察覺到了平衡朝局的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