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2年四月，太常寺（掌管宗廟禮儀的官屬）博士聶崇義晉獻《三禮圖》。
《三禮圖》是針對中國古典禮製文籍《周禮》、《禮記》、《儀禮》的解釋性圖書，並附有大量圖表以作說明。這是一份朝廷禮儀的指導性建議，趙匡胤極為重視。
很快，趙匡胤詔令尹拙、張昭等儒家學者四五人共同參議、商榷，要他們詳定了宋王朝的儀禮製度。
公元963年二月，太常博士竇儼看同事聶崇義立了新功，另辟蹊徑，也上言趙匡胤：“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他看準的是音樂。
趙匡胤即命竇儼、和峴等改進朝廷的舞樂製度。經過這些儒學家的鑽研、改定，大宋朝賀、宴會、上壽、郊祀、祭奠，都有相應配套的歌舞、樂曲。猶如現代開大型會議的國歌、國際歌等等。
至此，宋王朝的禮樂製度完備。禮樂製度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政治製度，從西周時期便有係統的體係。隻是後來多次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麵。
公元963年七月，趙匡胤駕臨武成王廟（指太公廟，專門祭祀薑太公及曆代良將的廟宇）。
趙匡胤在兩邊長廊瀏覽一遍後，指著白起的像道：“吳起殺降甚眾，很不厚道，怎麽有資格在此配享？”命令將他撤除。
知製誥（起草詔書官）高錫政治敏銳性很強，立即上疏，說南朝梁代王僧辨等也不應該配享武成王廟。
趙匡胤覺曆代武將配享武成王廟，這是個很大的政治問題，裏麵是否還有不夠資格配享的呢？、或者說有資格配享卻沒配享的呢？趙匡胤不踏實，下詔命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等仔細甄別，武成王廟的配享良將，務必是功業善始善終沒有瑕疵者！
張昭等經過仔細討論，議定增加西漢灌嬰，東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西晉王渾、周訪，南朝宋國沈慶之，北朝後魏李崇、傅永，北朝北齊段韶，北周李弼，唐朝秦叔寶、張公瑾、唐休璟、渾鹹、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後梁葛從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等二十三人。
從武成王廟撤走戰國時期的魏國吳起，齊國孫臏，趙國廉頗，西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紀明，三國時期魏國鄧艾，蜀國關羽、張飛，西晉陶侃，東晉杜元微，北朝北齊慕容紹宗，南朝梁國王僧辯，陳國吳明徹，隋朝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朝李光弼、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等二十二人。
趙匡胤覽表後，下詔再增加春秋時期的管仲配享，其他照準。俗語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是“一朝天子一朝神”啊！也不知他們采取的又是什麽標準？
當然，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靠人才。
隨著大批文人進入統治集團，對這些文官不能象五代那樣，作為朝廷的擺設了，而是要切實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發揮他們的治世能力。這是趙匡胤首先考慮到的。
州縣地方官的任命，趙匡胤決定不按曆朝曆代“郡守”、“縣令”的慣例，而是臨時委派文臣“知州事”、“知縣事”，臨時管理州縣，這是趙匡胤在官場製度的發明創造，但“知州事”、“知縣事”實際就是以前的郡守、縣令，隻不過新瓶子裝舊酒，換個名目罷了。
所不同的是，趙匡胤還往各州派遣“通判”，“通判”地位比“知州事”略低，但實際他有監察“知州”的權力，所以“知州”和“通判”之間經常有爭權、扯皮的現象發生。
這番操作之時，趙匡胤大概在想：地方上兩位主官再怎麽爭權、扯皮，總比一個人權力毫無約束從而產生造反的野心強多了吧？這是趙匡胤的高明之處！
通判發端於大宋王朝，知識產權屬於趙匡胤！
另外，趙匡胤還往各“路”（相當於宋朝的省一級）派遣“轉運使”，這個“轉運使”最初就是負責收取地方上錢糧的特設官員，後來它的權力越來越大。
趙匡胤規定，各州除留有必要的辦公經費外，其餘財賦中多餘的部分全部解送京城，不得無故截留，執行這項任務的就是各路“轉運使”。
至此，趙匡胤將自己派出的文官像撒釘子一樣楔入地方，這些文官直接聽命於中央，地方藩鎮的權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徹底分散，根本無力和中央對抗，再也不能為所欲為了，從唐末到五代各地藩鎮尾大不掉的後患被清除了。
天下之權統歸朝廷，趙匡胤創造了一種嶄新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種關係猶如一顆大樹，中央是樹幹，地方是樹枝，無論樹枝多麽強壯、茂盛，始終都是樹幹的分枝，不能和樹幹抗衡，也無法壓垮樹幹！
樹幹如果沒有外力摧毀，大樹永遠屹立不倒！
這種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一直為宋代君臣所恪守，這也是大宋能夠存在三百多年的原因。
佐料：《宋碑類鈔》記載：趙匡胤登基後三年，秘密雕刻了一石碑，立在太廟正殿旁邊的一小夾室中，稱之為“誓碑”！
每逢新天子即位，拜太廟畢，由一不識字的小宦官跟從進小夾室，跪拜在石碑前，默誦誓詞，再拜後出，群臣都不知誓詞內容。
靖康之變時，金兵虜徽宗、欽宗兩帝北上，太廟宮殿門戶洞開，人們才看到“誓碑”。
石碑高八尺，闊四尺，誓詞有三行：一是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罪，隻在獄中賜盡，不得在鬧事斬首，也不得連坐親屬；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是子孫有違此誓者，天必殛（殺死）之！
實際為兩個內容，保護後周柴氏和士大夫及上書對皇帝提批評的人。所以，宋朝的大臣提建議，無論他們對當今皇帝如何蹬鼻子上臉，宋朝皇帝都能咬牙忍著。
《三禮圖》是針對中國古典禮製文籍《周禮》、《禮記》、《儀禮》的解釋性圖書，並附有大量圖表以作說明。這是一份朝廷禮儀的指導性建議，趙匡胤極為重視。
很快，趙匡胤詔令尹拙、張昭等儒家學者四五人共同參議、商榷，要他們詳定了宋王朝的儀禮製度。
公元963年二月，太常博士竇儼看同事聶崇義立了新功，另辟蹊徑，也上言趙匡胤：“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他看準的是音樂。
趙匡胤即命竇儼、和峴等改進朝廷的舞樂製度。經過這些儒學家的鑽研、改定，大宋朝賀、宴會、上壽、郊祀、祭奠，都有相應配套的歌舞、樂曲。猶如現代開大型會議的國歌、國際歌等等。
至此，宋王朝的禮樂製度完備。禮樂製度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政治製度，從西周時期便有係統的體係。隻是後來多次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麵。
公元963年七月，趙匡胤駕臨武成王廟（指太公廟，專門祭祀薑太公及曆代良將的廟宇）。
趙匡胤在兩邊長廊瀏覽一遍後，指著白起的像道：“吳起殺降甚眾，很不厚道，怎麽有資格在此配享？”命令將他撤除。
知製誥（起草詔書官）高錫政治敏銳性很強，立即上疏，說南朝梁代王僧辨等也不應該配享武成王廟。
趙匡胤覺曆代武將配享武成王廟，這是個很大的政治問題，裏麵是否還有不夠資格配享的呢？、或者說有資格配享卻沒配享的呢？趙匡胤不踏實，下詔命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等仔細甄別，武成王廟的配享良將，務必是功業善始善終沒有瑕疵者！
張昭等經過仔細討論，議定增加西漢灌嬰，東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西晉王渾、周訪，南朝宋國沈慶之，北朝後魏李崇、傅永，北朝北齊段韶，北周李弼，唐朝秦叔寶、張公瑾、唐休璟、渾鹹、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後梁葛從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等二十三人。
從武成王廟撤走戰國時期的魏國吳起，齊國孫臏，趙國廉頗，西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紀明，三國時期魏國鄧艾，蜀國關羽、張飛，西晉陶侃，東晉杜元微，北朝北齊慕容紹宗，南朝梁國王僧辯，陳國吳明徹，隋朝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朝李光弼、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等二十二人。
趙匡胤覽表後，下詔再增加春秋時期的管仲配享，其他照準。俗語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是“一朝天子一朝神”啊！也不知他們采取的又是什麽標準？
當然，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靠人才。
隨著大批文人進入統治集團，對這些文官不能象五代那樣，作為朝廷的擺設了，而是要切實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發揮他們的治世能力。這是趙匡胤首先考慮到的。
州縣地方官的任命，趙匡胤決定不按曆朝曆代“郡守”、“縣令”的慣例，而是臨時委派文臣“知州事”、“知縣事”，臨時管理州縣，這是趙匡胤在官場製度的發明創造，但“知州事”、“知縣事”實際就是以前的郡守、縣令，隻不過新瓶子裝舊酒，換個名目罷了。
所不同的是，趙匡胤還往各州派遣“通判”，“通判”地位比“知州事”略低，但實際他有監察“知州”的權力，所以“知州”和“通判”之間經常有爭權、扯皮的現象發生。
這番操作之時，趙匡胤大概在想：地方上兩位主官再怎麽爭權、扯皮，總比一個人權力毫無約束從而產生造反的野心強多了吧？這是趙匡胤的高明之處！
通判發端於大宋王朝，知識產權屬於趙匡胤！
另外，趙匡胤還往各“路”（相當於宋朝的省一級）派遣“轉運使”，這個“轉運使”最初就是負責收取地方上錢糧的特設官員，後來它的權力越來越大。
趙匡胤規定，各州除留有必要的辦公經費外，其餘財賦中多餘的部分全部解送京城，不得無故截留，執行這項任務的就是各路“轉運使”。
至此，趙匡胤將自己派出的文官像撒釘子一樣楔入地方，這些文官直接聽命於中央，地方藩鎮的權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徹底分散，根本無力和中央對抗，再也不能為所欲為了，從唐末到五代各地藩鎮尾大不掉的後患被清除了。
天下之權統歸朝廷，趙匡胤創造了一種嶄新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種關係猶如一顆大樹，中央是樹幹，地方是樹枝，無論樹枝多麽強壯、茂盛，始終都是樹幹的分枝，不能和樹幹抗衡，也無法壓垮樹幹！
樹幹如果沒有外力摧毀，大樹永遠屹立不倒！
這種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一直為宋代君臣所恪守，這也是大宋能夠存在三百多年的原因。
佐料：《宋碑類鈔》記載：趙匡胤登基後三年，秘密雕刻了一石碑，立在太廟正殿旁邊的一小夾室中，稱之為“誓碑”！
每逢新天子即位，拜太廟畢，由一不識字的小宦官跟從進小夾室，跪拜在石碑前，默誦誓詞，再拜後出，群臣都不知誓詞內容。
靖康之變時，金兵虜徽宗、欽宗兩帝北上，太廟宮殿門戶洞開，人們才看到“誓碑”。
石碑高八尺，闊四尺，誓詞有三行：一是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罪，隻在獄中賜盡，不得在鬧事斬首，也不得連坐親屬；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是子孫有違此誓者，天必殛（殺死）之！
實際為兩個內容，保護後周柴氏和士大夫及上書對皇帝提批評的人。所以，宋朝的大臣提建議，無論他們對當今皇帝如何蹬鼻子上臉，宋朝皇帝都能咬牙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