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尚,字牙,或尊稱子牙,其先人伯夷封於呂,以國為氏,因而也稱呂尚。史稱他“生而早慧,預知未來”。自幼喜好學道修禮,畫陣比戰。年長後進一步精研傳統推數之術,善於洞察時事,分析形勢,應時權變,是殷周間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經濟改革先驅人物。後求賢主入西周,周文王拜他為師。他以文韜武略,以首功封齊,創建了東方大國——齊國的千載基業。


    薑尚雖抱補天淩雲壯誌,但仕途不暢,曾經曆了“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長期流蕩和隱居避世的生活。


    《史記?齊太公世家》載: “或曰太公博聞,嚐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周西伯。”在他七十多歲的時候,才遇西伯姬昌訪聘歸周,開始了他佐周文、武兩王修德安國、強兵興邦、兼濟天下的宏圖大業。


    薑尚入周,先是佐文王姬昌表麵上做殷的順民,暗中以德治政,舉賢任能,爭取民心,聯絡諸侯,強兵以備攻伐。公元前 1055年,在經過長期的軍事及輿論準備之後,為了預測一下伐紂可以集結的軍事力量,於武王九年,太公輔佐周武王在孟津大會諸侯,命諸侯帶兵前往集結會盟。


    《史記?齊太公世家》載: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出發前武王依傳統先祭兵主天星,申明出兵要義,懇請上蒼庇佑;並舉起了文王的旗幟,自稱“太子發,奉文王遺命伐紂,不敢自專”,以號召天下諸侯。祭畢,又把文王牌位車載軍中,以震懾諸侯,鼓舞士氣。當然這些都是太公的安排。大軍出發時由師尚父薑太公為三軍統帥,他左手舉著統帥三軍的信物黃鉞,右手舉著指揮各軍行動的令旗,向三軍下達命令。要求全軍將士,聽從指揮,奮勇向前,後到的斬首。軍紀嚴整,號令森嚴,大軍直奔孟津。行軍途中,每到一處,無不受到士民歡迎,武王乘船渡河,行至中流,有一條白色的魚跳入船中,過河宿營,又有火光芒覆於武王帳頂。傳說中的這些吉祥征兆大大振作了士氣,鼓舞了軍心,到了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檢閱車、舟演陣,各諸侯軍配合默契,攻戰自如,顯示了強大的戰鬥力。諸侯們都主張順勢一鼓滅殷,但薑尚卻有不同看法和打算,他認為,滅殷的時機還未到, 讓武王詔告會盟諸侯,各自迴兵待命。


    公元前1052年,也就是薑尚87歲時,薑尚了解到殷紂王昏亂暴虐到了極點,重臣微子多次諫紂王修仁行義,紂王不聽,微子含淚離開了殷都。箕子再次勸諫,紂王把他囚禁起來。王子比幹身居相位,看到朝綱紊亂,國政殘暴,民不聊生,入宮強諫,三日三夜長跪不起,紂王怒而命人剖挖比幹之心。


    太公薑尚看到伐紂的時機已經成熟,遂向武王提出:


    “天命勿違,遇時不疑,即刻發兵伐紂。”武王於是通告諸侯,選精兵良將,總計兵車達4000餘乘,除內地諸侯外,邊遠蠻夷邦國,也多半參戰,武王與薑尚率周軍居中,有兵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人,諸路並進,浩浩蕩蕩,直取殷都朝歌。在大軍剛出發時術士用龜甲、蓍草占卜此大舉進軍的吉兇,卦兆不吉。又恰遇大風大雨,隨軍眾臣皆生懼心。薑尚麵對眾人的疑懼、武王的不決,深知大軍緩行將失去戰機,於是態度堅決地折斷蓍草,踏碎龜殼對眾臣說:


    “龜殼朽骨、蓍草枯葉,怎麽會預知吉兇呢廣大軍至刑丘,大風把武王的車楯折為三截,武王的乘馬被雷震死,暴雨三日不停,行軍十分困難。武王動搖了決心,產生了疑惑。但太公堅定不移,說服了周公和眾臣,他說:


    “楯折為三,是天示意我們分兵三路進軍;大雨三日不停,是在為我們的軍隊灑掃清道;而震死乘馬,是示意此馬不好,讓我們換良馬快行。全是吉兆。應順從天意安排。”武王聽後也堅定了信心,決定照師尚父的指揮安排行動。薑尚為了防止再有人生二心,影響士氣,遂采取斷然措施,過橋毀橋,過棧燒棧,渡完最後一條河,把船全部沉毀。他向三軍宣布:


    “太子(武王)為民伐罪,為父報仇,我等要懷必死的決心去換取伐紂的勝利,隻有前進沒有退路。”於是大軍個個爭先,人人拚命,各路諸侯也效法周軍,義無反顧,直撲殷都朝歌。


    在殷郊牧野,薑尚率諸侯聯軍,與殷紂王的17萬大軍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曠古稀有的大戰。太公引武王入殷都朝歌,斬紂王和妲己頭以示眾。遂詔告天下,宣布殷朝滅亡,周王朝誕生。


    周王朝定鼎,武王封賞功臣謀士,師尚父薑太公憑著在興周滅紂中的首功被封於齊。太公封齊,是武王與太公靖邊安周的重大決策之一。當時,齊地方國林立,勢力強盛,其中實力強大者不下十餘國,如萊國、杞國、譚國、蒲姑國、奄國,還有熊國、夷維等國,這些地方邦國世居東夷,繁衍生息,根深蒂固,又因他們的居地犬牙交錯,而且廣交天下,形成了寬緩闊達、尚武崇仁、凝重自信的民族性格。殷商曾多次征討,均未能臣服他們。由於他們不附中原已久,周朝建立以後,他們也仍然因疑忌周王朝的征討而與周對立,這樣周王朝的東部邊境就難於安寧。因此,讓一個熟知東夷地理風土、人情,且又智謀權變之人去鎮守東方,那是再好不過了,而太公薑尚出身東夷,熟悉當地情況,且又老謀深算,機智權變,正符合這一要求。況且太公佐武王伐紂興周,為西周三公首輔大臣,功蓋天下,正可以封齊以獎其功,也可以威懾諸夷以靖邊患。


    公元前1051年,也就是武王二年,88歲的薑尚封於齊,都營丘。領封之後,太公帶領文武百官,攜家人侍從,車乘輜重,浩浩蕩蕩,東行就國。他們晝行夜宿,走了好幾天還沒進入齊地境內。這天他們住旅館不久,就聽店主人說:


    “有道是機會難得易失,這些人行動不緊不慢,哪像個赴國建都的樣子。”太公知這話中有話,預料前途可能有阻礙,隨即命令一行人,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到達營丘才知,果然已有外患發生,萊人聽說太公來營丘建都,急發兵來爭。太公先禮後兵,一場大戰,擊敗萊侯,占領營丘,建都稱齊。


    太公建都營丘後,又遇到了內部“頑民”的阻擾。一個是《春秋繁露》記載的“誅司寇營湯以定齊國”事件。司寇營湯,巧言令色,對太公的政令緩辦慢行,對百姓暴虐濫殺無辜。但口才很好,能言善辯,且陽奉陰違,惑亂百姓,滿口“仁義”。太公勸說他,不聽從,太公令人把營湯斬首,以正政令。


    《韓非子》又載:太公封齊時,當地有被時人稱為“賢人”的居士狂矞、華士兄弟,他們揚言:


    “我們不為天子臣,不做諸侯官,自己耕種糧食吃,自己掘井飲水,自食其力,不求名不求利。”太公入齊後聽說此二人有賢名,三次登門拜訪,想讓他們為國家效力,但二人閉門不見,拒絕聘用。太公為了政令暢通,下令處罰他們。消息傳到周公那裏,周公派人傳話給太公:


    “聽說二人有賢名,處罰賢人恐怕會造成不好的影響。”太公迴答說:


    “他們宣揚不為天子臣,不為諸侯做事,不為國家盡任何義務,這是賢人的行為嗎?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他們那樣,國家的法***就無法實行,那麽,國還像國嗎?這樣的人不但不是賢人,而是害群之馬。害群之馬不除,怎能使群馬為我所用?”於是太公下令誅狂矞、華士兄弟,從此再無違抗命令法規之事發生,局麵迅速安定。五個月後即向周公“報政”,即匯報封齊定國後的安定局麵,周公聞報十分驚訝,在這樣一個民族關係複雜、土著人性格難馴的地域,在這麽短的時間能使大片疆域安定,確實是一個奇跡。據記載,齊國初封麵積已達方500裏。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稱:


    “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裏。”周公問治齊之方略。太公迴答說:


    “尊賢尚功,因俗簡禮,凡是有德有能的人,不管氏族同異,願為齊出力的,均安排合適的位置,讓他們發揮應有的作用;對東夷傳統禮俗,允許沿襲使用,若有改變,也是向利於民的方向發展。所以很快就得到士民們的擁護,實現了朝野歸心。”周公聽了太公的話,感慨地說:


    “為政簡易,便民順情行政,民人自然樂於接受並為之效力,魯國的後代恐怕要麵北朝齊了。”


    太公安定了大局之後,立即著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營丘經濟自然地理條件並不好,


    《史記?貨殖列傳》載: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而人民寡。”


    《鹽鐵論》則說:


    “昔太公封營丘,辟草萊而居焉。”這樣惡劣的自然條件,對經濟的發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謀略智慧,結合當地實際,確立了務實求功的基本指導思想。製定了三大基本國策:


    “舉賢尚功”,


    “因俗簡禮”,


    “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


    舉賢尚功,就是選拔有才德、有建樹的人,給爵位,授實權,讓他們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對通過考核符合選賢標準的人,不分親疏,均用其所長,並督創實績,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事實證明,太公這條“舉賢尚功”的用人路線,是他超越時代的先進思想的表現,突破西周“尊尊親親”的正統思想束縛,舉賢任能不計親疏,唯才是舉,從而為後來“齊日大至於霸”的業績,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因俗簡禮,就是因東夷土著之俗,簡化西周的繁禮,以適應當地的民情。齊地是中國早期開發區,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於此,所以這裏雖農業滯後但卻是製造舟車、冶鑄兵器的肇始之地,有尚武重仁的傳統,蘊藏著全麵發展的無窮潛力。太公深知,要發揮這一優勢,就要調動廣大士民的積極性。因此,太公采取了“敬其眾,合其親,因其明,順其常”的策略,要求官吏們對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與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同上)以爭取民心,激發士民的生產積極性。對於周禮,既保持了它的權威性,又簡化了一些繁瑣程序,從齊地民俗的特點出發,兩相結合,創造了既讓齊民樂於接受、又不太悖於周禮的新製,從而調動了齊民興齊建國最大的積極性,開改革開放的先河。


    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太公封齊之初,營丘一帶原是一片荒涼的草萊之地,雖然齊無膏壤千裏,但也有自己的優勢。營丘西境有盛產高品位的優質鐵礦石的商山,因出鐵礦著名又叫鐵山。迤東有杜山,儲銅礦豐富。北境靠清河臨濟水,兩水入海處構成了天然的魚鹽產區,地瀉鹵宜種桑麻,紡織品早已知名,從而構成了齊地發達的絲麻紡織業。太公依此製定了有利於發揮這些優勢的經濟政策,即: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實行農、工、商並舉。他在注重發展麥、黍、稻生產的同時,又大力發展桑麻種植。舟車兵器製造,勸女工極技巧。


    《論衡》說:


    “齊女世刺繡,恆女無不 能。”說明當時已有規模可觀的紡織、刺繡手工業。與開發礦業和冶鐵相匹配的,就是煮鹽捕撈,向河海求利,鹽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場廣闊,因而很快成了齊國的支柱產業。河海之利進一步帶來了經濟的發展。農、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商業的繁榮。


    太公把“通末業”作為富民強國的根本保障之一。


    “末”即指工商業,這裏特指商業。太公一方麵重視了自然資源的開發,發展桑蠶絲織,發展魚鹽捕撈,積累了大批的商品資源。另一方麵,重商業貿易,必使齊國貨物遍利天下,發展與各國的通商貿易,以實現財蓄貨殖、富民強國的目標。在一個不長的時間裏,使一個“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變成“世為強國”的大齊。


    太公封齊治齊,正欲大展鴻圖之時,接到西周訃告:武王駕崩。太公看罷,十分震驚。剛滅殷二年,天下未穩,世子姬誦年僅10歲,難以臨朝執政,若不及時定王權、安天下,新生的政權將吉兇難料。此時可謂西周的存亡之際,事關重大,不容遲緩,太公當即赴京奔喪。至周廷先見了留朝輔政的周公,二人對王權有所安排後,又與諸重臣商議立王與治喪事宜。大家議定,立世子誦為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攝政期間,暫由周公攝政,待成王年長後還政於王。成王即位,詔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遺體於畢地(今陝西省鹹陽市北),大事既定,太公匆匆返齊。


    太公返齊不久,就有消息傳來,說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蜚語說:


    “周公將不利於成王。”也就是說周公攝政實為奪權,將來還政於成王,不過是一句空話。這流言影響極廣,使朝野人心浮動。周公於是對太公、召公說:


    “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沒有臉告慰先王在天之靈,所以才輔佐成王。”


    《齊太公世家》中也記載當“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之時,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為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讓他們監視殷紂王子武庚,故稱“三監”,他們若對周公疑心並妄動為 亂,諸侯有人乘勢而起,後果將不堪設想。太公接周公書信,知道事情嚴重,一麵表示支持周公,一麵部署力量,以備不測。


    成王元年,


    “三監”果然與殷紂王子武庚內外勾結叛周,由於武庚的乘勢而入,這場西周王室內部的權力之爭,在性質上變成了殷商遺民複仇、舊朝複辟的叛亂了。特別是亂發京畿,外邦諸侯有人響應,形勢就更加嚴峻。武庚起於殷(今河南汲縣境),管叔發於庸(今河南鄭州市北),蔡叔發於衛,霍叔起於邶,對周室王城形成三麵進攻之勢。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東夷實力強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後相應起事。


    太公以其雄韜偉略,與周公兵分內外,兩線出擊。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誅武庚“三監”;太公奉成王詔書討伐五侯九伯。3年敗武庚,誅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繼以齊軍降淮上九伯,並遷其君;滅蒲姑平息東夷五侯之亂。武庚殘部竄入東海上,靠將領飛廉驍勇頑抗,太公“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擒殺了武庚。之後太公順勢一鼓作氣,又平定了不順者50餘國,從而使周轉危為安。正是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所以齊成為專征伐大權的東方主盟國家。


    平叛勝利之後,周成王把蒲姑領地又封給太公,使齊國版圖大大超過了500裏。而齊專征伐大權,權力所及,


    “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於無棣”,成為雄踞東方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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