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名家名言
安娜·卡列尼娜（上） 作者：(俄)列夫·托爾斯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1章 名家名言
“你寫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念頭是怎樣產生的？”1878年有人問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躺在沙發上迴答說：
“是的，就像現在這樣，飯後我獨自躺在這張沙發上，吸著煙……我不知道我是在竭力思索呢，還是在與瞌睡做鬥爭，突然有一條非常漂亮的貴婦人的光胳膊在我麵前掠過，我不由得仔細看看這個幻影。接著出現了肩膀、脖子，最後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的形象，她身穿白衣裳。她那雙含怨帶恨的眼睛看著我。幻影消失了，可是我已無法擺脫它，它日夜跟蹤著我。為了擺脫它，我必須給它找個化身。這就是寫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起因。”[1]
當然，《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動機不會這樣簡單，安娜這個光豔照人的形象也並非產生於一次偶然的幻覺。托爾斯泰創作這部小說是著實費了一番功夫的。《安娜·卡列尼娜》創作於19世紀70年代（1873—1877），當時俄國正處於曆史大變動時期，古老的封建俄國受到西歐資本主義浪潮的猛烈衝擊。書中說道，“一切都顛倒了過來，一切都剛剛開始建立”。指的就是封建貴族的舊秩序被顛倒了，資本主義製度則剛剛開始建立。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變動中，社會製度、經濟結構、風俗習尚、思想意識……無一不受到震撼，無一不遭到衝擊。國家處於轉折關頭，每個俄國人徘徊於十字路口，怎樣對待這場空前的大變動，就成為每個有頭腦、有良心的俄國人無法迴避的問題。托爾斯泰麵對著這樣一個新舊勢力搏鬥的社會，他那顆熱愛生活而又仁慈善良的心不能不顫抖，不能不感到惶惑不安。他多方觀察，苦苦思索，希圖弄清這場變動的實質，消除人民的苦難，但他無能為力。
在這新舊交替的曆史時期，尤其吸引托爾斯泰注意的是家庭的變化和婦女的命運。家庭悲劇層出不窮，一幕幕展現在他的眼前，而一個婦女因愛情問題而臥軌自殺的消息，特別使他感到震驚和難過。這也許就是他創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直接原因。
這部小說既不同於寫在這以前的《戰爭與和平》，也不同於寫在這以後的《複活》。在《戰爭與和平》裏，作者主要描寫19世紀初戰爭年代與和平生活中的俄國貴族和人民，當時他對貴族還抱有一定的幻想。在《複活》中，作者主要反映19世紀末俄國社會的黑暗和腐敗，人民的苦難和掙紮，那時他對俄國社會已經絕望，他的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他這個懺悔貴族的立場已經完全轉到廣大農民一邊。而《安娜·卡列尼娜》則創作於這兩者之間，它著重描寫的是這個大變動中的俄國社會，同時反映出作者矛盾重重、惶惑不安的心態。
托爾斯泰自己說過，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要寫的主要是家庭問題，書中寫到幾個不同家庭的不同遭遇，而安娜和卡列寧的家庭則是全書的主線。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貴族，按照貴族和教會的婚姻製度嫁給了卡列寧。卡列寧比安娜大二十歲，但官運亨通，很早就做上大官。他虛偽冷酷、醉心仕途，是個十足的做官機器。安娜同他正好相反，她熱情善良、生氣蓬勃，但在同卡列寧結婚後，她的生氣就被壓抑了。雖然如此，安娜對生活還是充滿熱愛，對愛情依舊懷著模糊的憧憬。當時，俄國舊的封建倫理道德正受到西方資產階級個性解放、戀愛自由的挑戰，像安娜這樣一個感情豐富而又很有個性的女子自然無法不受影響。一旦遇到伏倫斯基這樣一個風度翩翩的貴族青年，安娜很自然就墮人情網，無法自拔，最後演出一場動人心魄的大悲劇，慘死於火車輪子之下。
托爾斯泰為什麽要給安娜安排這樣一個悲慘的結局？有人責怪他對女主人公處理得太殘酷。對這個問題作者解答說：“這個意見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過的一件事。他對一位朋友說：‘你想想，我那位塔吉雅娜[2]跟我開了個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簡直怎麽也沒有想到她會這樣做。’關於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總的說來，我那些男女主人公往往做出一些違反我本意的事來：他們做了在實際生活中常有的和應該做的事，而不是我所希望他們做的事。”托爾斯泰說這話首先是表明他的創作信條：嚴格遵守現實主義方法，忠實表現生活的邏輯；同時也說明他對安娜的態度。
托爾斯泰對安娜究竟抱什麽態度？是同情還是譴責？為什麽他要選用《聖經》中“伸冤在我，我必報應”這句話作為卷首題詞？根據《聖經》原意，就是：人間的罪孽隻有上帝可以裁判，世人是無權評論的。關於這個題詞，托爾斯泰曾迴答魏烈薩耶夫說：“我選用這個題詞，正如我曾解釋過的，隻不過是為了表達這樣一個思想，就是：人們所做的壞事有其痛苦的後果，這不來自於人，而來自於上帝；安娜·卡列尼娜就親身體驗了這一點。”
其實，托爾斯泰對安娜的態度是矛盾的：既有譴責，又有同情。但這種矛盾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托爾斯泰是19世紀最複雜的偉人，而所謂複雜就是充滿矛盾。他在哲學思想、宗教觀點、倫理道德、家庭生活各方麵無不充滿矛盾，而在婚姻愛情問題上尤其突出。托爾斯泰熱愛生活，把愛情看作人間最美麗的花朵。他在作品裏以不同的方式歌頌愛情，而對安娜這樣的女性更是無限熱愛。你看，他描寫安娜，一反平時樸實無華的語言，竭力使用最絢麗的辭藻。他通過伏倫斯基的眼睛、吉娣的眼睛、陶麗的眼睛、列文的眼睛，精心塑造了安娜，使這個貴族少婦成為世界文學中無與倫比的美麗形象。我們讀完小說，眼前就會浮現出一個令人心醉的安娜·卡列尼娜。難怪伏倫斯基在車站上初次邂逅安娜，就發現她的臉上有一種異常親切溫柔的神態，有一股被壓抑著的生氣，她身上洋溢著過剩的青春。吉娣一見安娜，就為她傾倒，覺得她不像是有個八歲兒子的母親；安娜的眼睛裏有一種既嚴肅又時而顯得憂鬱的神情，她十分淳樸自然，毫不做作，但在她的內心裏卻另有一個感情豐富而又詩意盎然的超凡脫俗的世界。在陶麗眼裏，安娜熱戀伏倫斯基時的神態又是另一番景象：雙頰和下巴上分明的酒窩，嘴唇的優美線條，蕩漾在整個臉上的笑意，眼睛裏閃爍的光芒，動作的優美和靈活，說話聲音的甜美和圓潤，就連她迴答人時半是嗔怪半是撒嬌的媚態，這一切都使人神魂顛倒。就連鄉下地主列文看到安娜的畫像也大為著迷，覺得這不是畫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女人，披著一頭烏黑的鬈發，光著肩膀和胳膊，嘴唇上掛著若有所思的微微笑意，並且用那雙使人銷魂的眼睛揚揚得意而又脈脈含情地望著他。而等他見到她的廬山真麵目時，更情不自禁地讚歎她達到了美的頂峰，另有一種令人心醉的風韻。
托爾斯泰描寫安娜確實是懷著滿腔激情的，他不僅讚美安娜的外貌，而且充分頌揚安娜的為人。全書開頭，安娜遇到鐵路工人慘死的場麵，她大動憐憫之心，竭力想減輕死者家屬的苦難，並對伏倫斯基的慷慨解囊大為讚賞。兄嫂不和，她親自前去調解，憑她的聰明才智勸說嫂嫂，給嫂嫂很大的安慰。她對兒子謝遼查真摯的母愛，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淚下。她在上流社會又是個十分勇敢的女性，敢於向封建的倫理道德挑戰，敢於正視向她投來的世俗目光，敢於同伏倫斯基一起出走，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總之，托爾斯泰對女性的頌揚在安娜身上可以說達到了頂峰。但這樣一個可愛的女性卻遭到如此悲慘的命運，作者在書裏傾注了對她的無限同情，同時憤怒地控訴迫使她走上毀滅之路的社會。
然而，托爾斯泰畢竟是個矛盾的人物，他對安娜除了愛慕和同情之外，對她的所作所為並不肯定。從宗教和倫理道德出發，他認為安娜是有罪的，因為她不能克製她的感情，一味追求自由和愛情，違背“婦道”，從而弄得身敗名裂，自取滅亡。但他對安娜的譴責還是有分寸的，也可以說是同情多於譴責，他不忍對安娜直接進行批判，也不讓人對她說三道四。他真正痛恨的是這個社會，是卡列寧之流的官場人物，因為他們控製和奴役像安娜這樣不幸的人，殺人不見血地蹂躪像安娜這樣美好的人性。托爾斯泰滿腔憤恨地把卡列寧塑造成令人憎惡的人物，目的就是要對他進行無情的鞭撻。卡列寧從外表到內心可以說毫無可取之處，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君子，是個官氣十足的大官僚，又是個道貌岸然的封建家長。他同安娜正好相互對照，凡是安娜具有的優點他都沒有，而他身上的一切缺點正是安娜所深惡痛絕的。托爾斯泰有意拿兩人做對照，來顯示人性的真善美與假惡醜。因此，他們兩人正好代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群。除了卡列寧之外，托爾斯泰又拿整個上流社會的虛偽、猥瑣、殘酷和自私來對比安娜的真誠、開朗、善良和仁慈。這裏，托爾斯泰的愛憎是十分分明的。
也許有人會說，作者對卡列寧也沒有全盤否定，卡列寧對安娜也不是完全沒有感情的。譬如，他始終沒有忘記作為丈夫的責任，按時給安娜送生活費，而在安娜分娩病重時他也感到悔恨，對安娜和伏倫斯基也說了心裏話，向他們表示寬大的胸懷。這裏我覺得有必要指出托爾斯泰對人的獨特看法，以及他在塑造人物時反對簡單化、強調要有血有肉的一貫手法。關於人，托爾斯泰說過這樣的話：“有人徒勞地把人想象成為堅強的、軟弱的；善良的、兇惡的；聰明的、愚蠢的。人總是有時是這樣的，有時是另一樣的；有時堅強，有時軟弱；有時明理，有時錯亂；有時善良，有時兇惡。人不是一個確定的常數，而是某種變化著的，有時墮落、有時向上的東西。”這話當然不夠全麵，但也有一定道理。托爾斯泰得出這樣的結論是他長期觀察人的結果，他在創作時常受這種觀點的影響。拿安娜來說，她是一個敢於反抗封建勢力的勇敢女性，為了爭取愛情和自由敢於正視險惡的環境；但她也有軟弱的一麵，倫理道德和宗教觀念像一具無形的枷鎖束縛著她的思想，使她在衝破婚姻關係時內心矛盾重重。她夢見自己有兩個丈夫，一個是伏倫斯基，一個是卡列寧，就是這種苦悶心情的反映。她產後發高燒，說囈語，竟把平時恨之入骨的卡列寧說成好人，甚至聖人，還要自己心愛的情人伏倫斯基同他握手言和，這種行為也反映出安娜內心極其矛盾，無法克服恐懼和內疚。拿卡列寧來說，他千方百計製止安娜對伏倫斯基的愛情，製止不成，為了保全麵子考慮同安娜離婚。但等安娜正式要求離婚，他又堅決不同意；安娜要求他把兒子歸她，他不僅不同意，而且不讓她同兒子見麵，甚至對兒子謊稱他母親已經死了。當他收到安娜病危的電報時，內心又浮起卑劣的念頭，滿心希望她死；但等他聽到安娜的囈語，看到她病危的景象，他頓時良心閃現，向安娜表示懺悔，請求安娜和伏倫斯基的饒恕。凡此種種都說明托爾斯泰對人性的複雜和變化都有極其深刻的理解，並且能用高超的藝術手法表現出來。
安娜的悲劇進一步表現在她對伏倫斯基的愛情上。安娜對卡列寧為她安排的那套死氣沉沉的生活深感不滿，強自壓抑著她身上蓬勃的生氣，但在遇到伏倫斯基後，她那被控製著的生命之火終於熊熊燃燒，以致發展成一場大火，把自己燒成灰燼。這是舊的倫理道德、教會習俗對一個感情真摯的女子人性的蹂躪，也是像卡列寧那樣的官僚機器對敢於要求個性解放的婦女的戕害，這是主要的方麵。但在促使安娜對生活徹底幻滅上，伏倫斯基也有不容推諉的責任。伏倫斯基原來也是貴族中的一個花花公子，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但自從遇到安娜後，他的感情和生活起了很大變化。他真誠地愛安娜，為了她放棄功名，改邪歸正，不再吃喝玩樂，而把全部感情奉獻給了心愛的人。為了她，他不怕輿論；為了她，他不惜開槍自殺；為了她，他毅然同她離開祖國。事實上，像伏倫斯基那樣感情真摯的青年在貴族中是不多見的，他的精神境界遠超過一般的貴族青年。但伏倫斯基終究是個生活在上流社會的貴族，他可以為安娜放棄功名，改變生活方式，但他不能把自己的生活長期局限於同安娜一起的兩人世界裏，他需要社會活動，需要同朋友交往，而不能像安娜那樣把全部感情長期傾注在一個人身上，這樣就導致安娜的不滿，引起兩人之間的不和。安娜離家出走後，她在輿論的壓力和世俗的目光下，精神上已極其壓抑，再加上長期離開心愛的兒子，母性的痛苦又經常折磨著她，而成為她唯一感情支柱的伏倫斯基的愛情又漸漸淡化，使她內心感到一片空虛，無可奈何地走上自我毀滅之路。“一切都是虛假，一切都是謊言，一切都是欺騙，一切都是罪惡！”這是安娜臨終前的歎息，也是她對她所生活的社會的控訴，其中也不無自我譴責的成分。這幾句話可以說是托爾斯泰對當時俄國社會入木三分的鞭撻，也表現了他對安娜·卡列尼娜這樣一個女性的無限同情。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除了安娜、卡列寧和伏倫斯基這條線，還有一條列文和吉娣的線。作者詳細描寫了列文和他一家的生活，但更多地敘述了列文的思想。托爾斯泰在好幾部作品裏通過一個主人公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如《一個地主的早晨》中的地主和《複活》中的聶赫留朵夫，但應該說，列文這個人物帶有更濃的自畫像色彩。列文的生活方式很有點像托爾斯泰自己的生活方式，列文的許多思想感情也酷似托爾斯泰本人的思想感情。
列文和安娜是兩個不同的人物，但都是善良可愛的人。列文身為大地主，但完全不同於一般的地主。他嚴肅正派，個性頑強，思想上有改革願望，但又有保守色彩。他對當時俄國農村經濟的狀況憂心忡忡；他認為農民沒有土地，卻要養活整個俄國，而農民又不願真心為地主工作，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列文憑著一股熱情，天真地想用獨特的方式來解決這個矛盾。他主張實行“對分製”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就是：收成的一半歸農民，一半歸地主。但這種辦法到頭來隻能是一種幻想，土地所有製問題不解決，農民不可能有真正的勞動熱情。農民世世代代受著地主的剝削和愚弄，積累了慘痛的教訓。因此不論地主說什麽話，提出什麽新辦法，他們都不會相信，列文的改革辦法也是行不通的。
但列文畢竟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在地主中確屬鳳毛麟角。他迷戀自己那套海市蜃樓式的農業改革，不僅想在俄國推廣，而且想推廣到全世界。他希望農民富足，俄國富強，自己這樣的地主老爺也可以在農民麵前“問心無愧”。他勁頭十足地搞農業改革，親自參加農活，不斷地探索、宣傳、進行實驗，但最後還是一事無成。列文年富力強，家庭生活美滿，精神上卻極其苦悶。他甚至抵擋不住死的誘惑，幾次想到自殺，以致隻得把繩子藏起來免得上吊，隨身不帶手槍免得開槍自殺。這是多麽大的悲劇！列文的這種心情正是托爾斯泰當年心情的寫照，由此可見托爾斯泰的精神危機已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真可以說是惶惶不可終日，而這也是導致他19世紀80年代世界觀發生激變的原因。
托爾斯泰借列文之口說：“要是我不知道我這人是什麽，我活著為了什麽，那就無法活下去。”他不知道生命從哪裏來，它的目的是什麽，它究竟是怎麽一迴事。由此也就產生了他對宗教問題的思考。托爾斯泰在宗教問題上一直是自相矛盾的，長期在信仰與不信仰之間動搖。他生活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教的俄國，家裏人都是基督教徒，從小又受到神學教育，因此他是在濃厚的宗教氣氛中長大的，宗教思想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但是托爾斯泰的學識又實在太淵博了，可以說上白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曉，再加上他愛探索真理，對任何問題都要刨根究底，對俄國教會的黑暗腐敗又了解得太多，因此他對宗教不能深信不疑。直到晚年，托爾斯泰還對高爾基說：“少數人需要一個上帝，因為他們除了上帝以外什麽東西都有了；多數人也需要一個上帝，因為他們什麽東西都沒有。”這兩句話極其深刻，說明少數統治階級有財有勢，物質生活富裕，但精神空虛，他們信仰上帝以獲得精神上的支撐；而廣大人民一無所有，饑寒交迫，度日如年，他們也需要信仰上帝，以緩解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這也進一步說明托爾斯泰的宗教信仰直到晚年都是動搖的。
列文和安娜從表麵上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他們的生活環境不同，婚姻遭遇各異，個性、脾氣、教養、愛好也各有不同，但他們還有不少共同之處。他們兩人都是上流社會裏少見的優秀分子；他們心地善良，誠懇真摯，同情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也關心別人的幸福；他們富有正義感，對不公平的社會憤憤不平，既不願同流合汙，又敢於用各自的方式進行對抗。列文在婚前經曆過放蕩的生活，同吉娣這樣一個純潔的姑娘結婚，他自慚形穢，感到內疚，甚至把記錄婚前生活的日記全部交給未婚妻閱讀，請她重新考慮是不是願意與他結合，這是多麽光明磊落的人品！而這又正好是作者親身的經曆。安娜對抗社會的結局是悲慘的，列文探索新生活的道路，結果也失敗了。因此兩人的生活經曆都很不幸，他們從不同的方麵痛恨他們所生活的社會，這樣他們也就有了共同的愛憎。
列文的故事在小說中雖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列文的形象本身也具有感人的魅力，但應該說，列文在書裏還起著襯托安娜、解釋安娜的作用。在小說裏，凡是好人幾乎都同情安娜，喜歡安娜，但真正欣賞安娜精神世界的，不是別人而是列文。列文發現安娜身上“具有誠實的美德”，臉上有一種“洋溢著幸福的光輝並且把幸福散發給別人的神態”。自己幸福也希望別人幸福——這是安娜心靈的要求，也是列文追求的人生目標。而在這種崇高的追求中兩顆純潔的心產生了共鳴，盡管在生活上他們所走的路並不相同。
列文對安娜的態度其實也就是托爾斯泰對安娜的態度。列文說安娜是“一個多麽奇妙、可愛和可憐的女人”，這也可以說是托爾斯泰對安娜的評語，有助於我們對安娜的理解。
作為一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結構比較特別，它由安娜、卡列寧、伏倫斯基和列文、吉娣兩條線組成。有人對此提出意見，認為不合乎“建築學”原則，托爾斯泰卻反駁說：“相反，我正是以建築學而感到自豪，圓拱砌合得使人察覺不出拱頂在什麽地方。”他又說：“這座建築物的聯結不靠情節和人物之間的關係，而靠一種內在的聯係。”托爾斯泰確實是一位文學方麵的建築大師，他所建造的藝術大廈是那麽宏偉壯麗，它的結構是那麽新穎別致，拱頂又砌合得那麽天衣無縫，不能不使人歎服於他那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
草嬰
“你寫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念頭是怎樣產生的？”1878年有人問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躺在沙發上迴答說：
“是的，就像現在這樣，飯後我獨自躺在這張沙發上，吸著煙……我不知道我是在竭力思索呢，還是在與瞌睡做鬥爭，突然有一條非常漂亮的貴婦人的光胳膊在我麵前掠過，我不由得仔細看看這個幻影。接著出現了肩膀、脖子，最後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的形象，她身穿白衣裳。她那雙含怨帶恨的眼睛看著我。幻影消失了，可是我已無法擺脫它，它日夜跟蹤著我。為了擺脫它，我必須給它找個化身。這就是寫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起因。”[1]
當然，《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動機不會這樣簡單，安娜這個光豔照人的形象也並非產生於一次偶然的幻覺。托爾斯泰創作這部小說是著實費了一番功夫的。《安娜·卡列尼娜》創作於19世紀70年代（1873—1877），當時俄國正處於曆史大變動時期，古老的封建俄國受到西歐資本主義浪潮的猛烈衝擊。書中說道，“一切都顛倒了過來，一切都剛剛開始建立”。指的就是封建貴族的舊秩序被顛倒了，資本主義製度則剛剛開始建立。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變動中，社會製度、經濟結構、風俗習尚、思想意識……無一不受到震撼，無一不遭到衝擊。國家處於轉折關頭，每個俄國人徘徊於十字路口，怎樣對待這場空前的大變動，就成為每個有頭腦、有良心的俄國人無法迴避的問題。托爾斯泰麵對著這樣一個新舊勢力搏鬥的社會，他那顆熱愛生活而又仁慈善良的心不能不顫抖，不能不感到惶惑不安。他多方觀察，苦苦思索，希圖弄清這場變動的實質，消除人民的苦難，但他無能為力。
在這新舊交替的曆史時期，尤其吸引托爾斯泰注意的是家庭的變化和婦女的命運。家庭悲劇層出不窮，一幕幕展現在他的眼前，而一個婦女因愛情問題而臥軌自殺的消息，特別使他感到震驚和難過。這也許就是他創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直接原因。
這部小說既不同於寫在這以前的《戰爭與和平》，也不同於寫在這以後的《複活》。在《戰爭與和平》裏，作者主要描寫19世紀初戰爭年代與和平生活中的俄國貴族和人民，當時他對貴族還抱有一定的幻想。在《複活》中，作者主要反映19世紀末俄國社會的黑暗和腐敗，人民的苦難和掙紮，那時他對俄國社會已經絕望，他的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他這個懺悔貴族的立場已經完全轉到廣大農民一邊。而《安娜·卡列尼娜》則創作於這兩者之間，它著重描寫的是這個大變動中的俄國社會，同時反映出作者矛盾重重、惶惑不安的心態。
托爾斯泰自己說過，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要寫的主要是家庭問題，書中寫到幾個不同家庭的不同遭遇，而安娜和卡列寧的家庭則是全書的主線。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貴族，按照貴族和教會的婚姻製度嫁給了卡列寧。卡列寧比安娜大二十歲，但官運亨通，很早就做上大官。他虛偽冷酷、醉心仕途，是個十足的做官機器。安娜同他正好相反，她熱情善良、生氣蓬勃，但在同卡列寧結婚後，她的生氣就被壓抑了。雖然如此，安娜對生活還是充滿熱愛，對愛情依舊懷著模糊的憧憬。當時，俄國舊的封建倫理道德正受到西方資產階級個性解放、戀愛自由的挑戰，像安娜這樣一個感情豐富而又很有個性的女子自然無法不受影響。一旦遇到伏倫斯基這樣一個風度翩翩的貴族青年，安娜很自然就墮人情網，無法自拔，最後演出一場動人心魄的大悲劇，慘死於火車輪子之下。
托爾斯泰為什麽要給安娜安排這樣一個悲慘的結局？有人責怪他對女主人公處理得太殘酷。對這個問題作者解答說：“這個意見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過的一件事。他對一位朋友說：‘你想想，我那位塔吉雅娜[2]跟我開了個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簡直怎麽也沒有想到她會這樣做。’關於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總的說來，我那些男女主人公往往做出一些違反我本意的事來：他們做了在實際生活中常有的和應該做的事，而不是我所希望他們做的事。”托爾斯泰說這話首先是表明他的創作信條：嚴格遵守現實主義方法，忠實表現生活的邏輯；同時也說明他對安娜的態度。
托爾斯泰對安娜究竟抱什麽態度？是同情還是譴責？為什麽他要選用《聖經》中“伸冤在我，我必報應”這句話作為卷首題詞？根據《聖經》原意，就是：人間的罪孽隻有上帝可以裁判，世人是無權評論的。關於這個題詞，托爾斯泰曾迴答魏烈薩耶夫說：“我選用這個題詞，正如我曾解釋過的，隻不過是為了表達這樣一個思想，就是：人們所做的壞事有其痛苦的後果，這不來自於人，而來自於上帝；安娜·卡列尼娜就親身體驗了這一點。”
其實，托爾斯泰對安娜的態度是矛盾的：既有譴責，又有同情。但這種矛盾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托爾斯泰是19世紀最複雜的偉人，而所謂複雜就是充滿矛盾。他在哲學思想、宗教觀點、倫理道德、家庭生活各方麵無不充滿矛盾，而在婚姻愛情問題上尤其突出。托爾斯泰熱愛生活，把愛情看作人間最美麗的花朵。他在作品裏以不同的方式歌頌愛情，而對安娜這樣的女性更是無限熱愛。你看，他描寫安娜，一反平時樸實無華的語言，竭力使用最絢麗的辭藻。他通過伏倫斯基的眼睛、吉娣的眼睛、陶麗的眼睛、列文的眼睛，精心塑造了安娜，使這個貴族少婦成為世界文學中無與倫比的美麗形象。我們讀完小說，眼前就會浮現出一個令人心醉的安娜·卡列尼娜。難怪伏倫斯基在車站上初次邂逅安娜，就發現她的臉上有一種異常親切溫柔的神態，有一股被壓抑著的生氣，她身上洋溢著過剩的青春。吉娣一見安娜，就為她傾倒，覺得她不像是有個八歲兒子的母親；安娜的眼睛裏有一種既嚴肅又時而顯得憂鬱的神情，她十分淳樸自然，毫不做作，但在她的內心裏卻另有一個感情豐富而又詩意盎然的超凡脫俗的世界。在陶麗眼裏，安娜熱戀伏倫斯基時的神態又是另一番景象：雙頰和下巴上分明的酒窩，嘴唇的優美線條，蕩漾在整個臉上的笑意，眼睛裏閃爍的光芒，動作的優美和靈活，說話聲音的甜美和圓潤，就連她迴答人時半是嗔怪半是撒嬌的媚態，這一切都使人神魂顛倒。就連鄉下地主列文看到安娜的畫像也大為著迷，覺得這不是畫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女人，披著一頭烏黑的鬈發，光著肩膀和胳膊，嘴唇上掛著若有所思的微微笑意，並且用那雙使人銷魂的眼睛揚揚得意而又脈脈含情地望著他。而等他見到她的廬山真麵目時，更情不自禁地讚歎她達到了美的頂峰，另有一種令人心醉的風韻。
托爾斯泰描寫安娜確實是懷著滿腔激情的，他不僅讚美安娜的外貌，而且充分頌揚安娜的為人。全書開頭，安娜遇到鐵路工人慘死的場麵，她大動憐憫之心，竭力想減輕死者家屬的苦難，並對伏倫斯基的慷慨解囊大為讚賞。兄嫂不和，她親自前去調解，憑她的聰明才智勸說嫂嫂，給嫂嫂很大的安慰。她對兒子謝遼查真摯的母愛，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淚下。她在上流社會又是個十分勇敢的女性，敢於向封建的倫理道德挑戰，敢於正視向她投來的世俗目光，敢於同伏倫斯基一起出走，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總之，托爾斯泰對女性的頌揚在安娜身上可以說達到了頂峰。但這樣一個可愛的女性卻遭到如此悲慘的命運，作者在書裏傾注了對她的無限同情，同時憤怒地控訴迫使她走上毀滅之路的社會。
然而，托爾斯泰畢竟是個矛盾的人物，他對安娜除了愛慕和同情之外，對她的所作所為並不肯定。從宗教和倫理道德出發，他認為安娜是有罪的，因為她不能克製她的感情，一味追求自由和愛情，違背“婦道”，從而弄得身敗名裂，自取滅亡。但他對安娜的譴責還是有分寸的，也可以說是同情多於譴責，他不忍對安娜直接進行批判，也不讓人對她說三道四。他真正痛恨的是這個社會，是卡列寧之流的官場人物，因為他們控製和奴役像安娜這樣不幸的人，殺人不見血地蹂躪像安娜這樣美好的人性。托爾斯泰滿腔憤恨地把卡列寧塑造成令人憎惡的人物，目的就是要對他進行無情的鞭撻。卡列寧從外表到內心可以說毫無可取之處，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君子，是個官氣十足的大官僚，又是個道貌岸然的封建家長。他同安娜正好相互對照，凡是安娜具有的優點他都沒有，而他身上的一切缺點正是安娜所深惡痛絕的。托爾斯泰有意拿兩人做對照，來顯示人性的真善美與假惡醜。因此，他們兩人正好代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群。除了卡列寧之外，托爾斯泰又拿整個上流社會的虛偽、猥瑣、殘酷和自私來對比安娜的真誠、開朗、善良和仁慈。這裏，托爾斯泰的愛憎是十分分明的。
也許有人會說，作者對卡列寧也沒有全盤否定，卡列寧對安娜也不是完全沒有感情的。譬如，他始終沒有忘記作為丈夫的責任，按時給安娜送生活費，而在安娜分娩病重時他也感到悔恨，對安娜和伏倫斯基也說了心裏話，向他們表示寬大的胸懷。這裏我覺得有必要指出托爾斯泰對人的獨特看法，以及他在塑造人物時反對簡單化、強調要有血有肉的一貫手法。關於人，托爾斯泰說過這樣的話：“有人徒勞地把人想象成為堅強的、軟弱的；善良的、兇惡的；聰明的、愚蠢的。人總是有時是這樣的，有時是另一樣的；有時堅強，有時軟弱；有時明理，有時錯亂；有時善良，有時兇惡。人不是一個確定的常數，而是某種變化著的，有時墮落、有時向上的東西。”這話當然不夠全麵，但也有一定道理。托爾斯泰得出這樣的結論是他長期觀察人的結果，他在創作時常受這種觀點的影響。拿安娜來說，她是一個敢於反抗封建勢力的勇敢女性，為了爭取愛情和自由敢於正視險惡的環境；但她也有軟弱的一麵，倫理道德和宗教觀念像一具無形的枷鎖束縛著她的思想，使她在衝破婚姻關係時內心矛盾重重。她夢見自己有兩個丈夫，一個是伏倫斯基，一個是卡列寧，就是這種苦悶心情的反映。她產後發高燒，說囈語，竟把平時恨之入骨的卡列寧說成好人，甚至聖人，還要自己心愛的情人伏倫斯基同他握手言和，這種行為也反映出安娜內心極其矛盾，無法克服恐懼和內疚。拿卡列寧來說，他千方百計製止安娜對伏倫斯基的愛情，製止不成，為了保全麵子考慮同安娜離婚。但等安娜正式要求離婚，他又堅決不同意；安娜要求他把兒子歸她，他不僅不同意，而且不讓她同兒子見麵，甚至對兒子謊稱他母親已經死了。當他收到安娜病危的電報時，內心又浮起卑劣的念頭，滿心希望她死；但等他聽到安娜的囈語，看到她病危的景象，他頓時良心閃現，向安娜表示懺悔，請求安娜和伏倫斯基的饒恕。凡此種種都說明托爾斯泰對人性的複雜和變化都有極其深刻的理解，並且能用高超的藝術手法表現出來。
安娜的悲劇進一步表現在她對伏倫斯基的愛情上。安娜對卡列寧為她安排的那套死氣沉沉的生活深感不滿，強自壓抑著她身上蓬勃的生氣，但在遇到伏倫斯基後，她那被控製著的生命之火終於熊熊燃燒，以致發展成一場大火，把自己燒成灰燼。這是舊的倫理道德、教會習俗對一個感情真摯的女子人性的蹂躪，也是像卡列寧那樣的官僚機器對敢於要求個性解放的婦女的戕害，這是主要的方麵。但在促使安娜對生活徹底幻滅上，伏倫斯基也有不容推諉的責任。伏倫斯基原來也是貴族中的一個花花公子，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但自從遇到安娜後，他的感情和生活起了很大變化。他真誠地愛安娜，為了她放棄功名，改邪歸正，不再吃喝玩樂，而把全部感情奉獻給了心愛的人。為了她，他不怕輿論；為了她，他不惜開槍自殺；為了她，他毅然同她離開祖國。事實上，像伏倫斯基那樣感情真摯的青年在貴族中是不多見的，他的精神境界遠超過一般的貴族青年。但伏倫斯基終究是個生活在上流社會的貴族，他可以為安娜放棄功名，改變生活方式，但他不能把自己的生活長期局限於同安娜一起的兩人世界裏，他需要社會活動，需要同朋友交往，而不能像安娜那樣把全部感情長期傾注在一個人身上，這樣就導致安娜的不滿，引起兩人之間的不和。安娜離家出走後，她在輿論的壓力和世俗的目光下，精神上已極其壓抑，再加上長期離開心愛的兒子，母性的痛苦又經常折磨著她，而成為她唯一感情支柱的伏倫斯基的愛情又漸漸淡化，使她內心感到一片空虛，無可奈何地走上自我毀滅之路。“一切都是虛假，一切都是謊言，一切都是欺騙，一切都是罪惡！”這是安娜臨終前的歎息，也是她對她所生活的社會的控訴，其中也不無自我譴責的成分。這幾句話可以說是托爾斯泰對當時俄國社會入木三分的鞭撻，也表現了他對安娜·卡列尼娜這樣一個女性的無限同情。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除了安娜、卡列寧和伏倫斯基這條線，還有一條列文和吉娣的線。作者詳細描寫了列文和他一家的生活，但更多地敘述了列文的思想。托爾斯泰在好幾部作品裏通過一個主人公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如《一個地主的早晨》中的地主和《複活》中的聶赫留朵夫，但應該說，列文這個人物帶有更濃的自畫像色彩。列文的生活方式很有點像托爾斯泰自己的生活方式，列文的許多思想感情也酷似托爾斯泰本人的思想感情。
列文和安娜是兩個不同的人物，但都是善良可愛的人。列文身為大地主，但完全不同於一般的地主。他嚴肅正派，個性頑強，思想上有改革願望，但又有保守色彩。他對當時俄國農村經濟的狀況憂心忡忡；他認為農民沒有土地，卻要養活整個俄國，而農民又不願真心為地主工作，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列文憑著一股熱情，天真地想用獨特的方式來解決這個矛盾。他主張實行“對分製”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就是：收成的一半歸農民，一半歸地主。但這種辦法到頭來隻能是一種幻想，土地所有製問題不解決，農民不可能有真正的勞動熱情。農民世世代代受著地主的剝削和愚弄，積累了慘痛的教訓。因此不論地主說什麽話，提出什麽新辦法，他們都不會相信，列文的改革辦法也是行不通的。
但列文畢竟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在地主中確屬鳳毛麟角。他迷戀自己那套海市蜃樓式的農業改革，不僅想在俄國推廣，而且想推廣到全世界。他希望農民富足，俄國富強，自己這樣的地主老爺也可以在農民麵前“問心無愧”。他勁頭十足地搞農業改革，親自參加農活，不斷地探索、宣傳、進行實驗，但最後還是一事無成。列文年富力強，家庭生活美滿，精神上卻極其苦悶。他甚至抵擋不住死的誘惑，幾次想到自殺，以致隻得把繩子藏起來免得上吊，隨身不帶手槍免得開槍自殺。這是多麽大的悲劇！列文的這種心情正是托爾斯泰當年心情的寫照，由此可見托爾斯泰的精神危機已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真可以說是惶惶不可終日，而這也是導致他19世紀80年代世界觀發生激變的原因。
托爾斯泰借列文之口說：“要是我不知道我這人是什麽，我活著為了什麽，那就無法活下去。”他不知道生命從哪裏來，它的目的是什麽，它究竟是怎麽一迴事。由此也就產生了他對宗教問題的思考。托爾斯泰在宗教問題上一直是自相矛盾的，長期在信仰與不信仰之間動搖。他生活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教的俄國，家裏人都是基督教徒，從小又受到神學教育，因此他是在濃厚的宗教氣氛中長大的，宗教思想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但是托爾斯泰的學識又實在太淵博了，可以說上白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曉，再加上他愛探索真理，對任何問題都要刨根究底，對俄國教會的黑暗腐敗又了解得太多，因此他對宗教不能深信不疑。直到晚年，托爾斯泰還對高爾基說：“少數人需要一個上帝，因為他們除了上帝以外什麽東西都有了；多數人也需要一個上帝，因為他們什麽東西都沒有。”這兩句話極其深刻，說明少數統治階級有財有勢，物質生活富裕，但精神空虛，他們信仰上帝以獲得精神上的支撐；而廣大人民一無所有，饑寒交迫，度日如年，他們也需要信仰上帝，以緩解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這也進一步說明托爾斯泰的宗教信仰直到晚年都是動搖的。
列文和安娜從表麵上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他們的生活環境不同，婚姻遭遇各異，個性、脾氣、教養、愛好也各有不同，但他們還有不少共同之處。他們兩人都是上流社會裏少見的優秀分子；他們心地善良，誠懇真摯，同情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也關心別人的幸福；他們富有正義感，對不公平的社會憤憤不平，既不願同流合汙，又敢於用各自的方式進行對抗。列文在婚前經曆過放蕩的生活，同吉娣這樣一個純潔的姑娘結婚，他自慚形穢，感到內疚，甚至把記錄婚前生活的日記全部交給未婚妻閱讀，請她重新考慮是不是願意與他結合，這是多麽光明磊落的人品！而這又正好是作者親身的經曆。安娜對抗社會的結局是悲慘的，列文探索新生活的道路，結果也失敗了。因此兩人的生活經曆都很不幸，他們從不同的方麵痛恨他們所生活的社會，這樣他們也就有了共同的愛憎。
列文的故事在小說中雖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列文的形象本身也具有感人的魅力，但應該說，列文在書裏還起著襯托安娜、解釋安娜的作用。在小說裏，凡是好人幾乎都同情安娜，喜歡安娜，但真正欣賞安娜精神世界的，不是別人而是列文。列文發現安娜身上“具有誠實的美德”，臉上有一種“洋溢著幸福的光輝並且把幸福散發給別人的神態”。自己幸福也希望別人幸福——這是安娜心靈的要求，也是列文追求的人生目標。而在這種崇高的追求中兩顆純潔的心產生了共鳴，盡管在生活上他們所走的路並不相同。
列文對安娜的態度其實也就是托爾斯泰對安娜的態度。列文說安娜是“一個多麽奇妙、可愛和可憐的女人”，這也可以說是托爾斯泰對安娜的評語，有助於我們對安娜的理解。
作為一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結構比較特別，它由安娜、卡列寧、伏倫斯基和列文、吉娣兩條線組成。有人對此提出意見，認為不合乎“建築學”原則，托爾斯泰卻反駁說：“相反，我正是以建築學而感到自豪，圓拱砌合得使人察覺不出拱頂在什麽地方。”他又說：“這座建築物的聯結不靠情節和人物之間的關係，而靠一種內在的聯係。”托爾斯泰確實是一位文學方麵的建築大師，他所建造的藝術大廈是那麽宏偉壯麗，它的結構是那麽新穎別致，拱頂又砌合得那麽天衣無縫，不能不使人歎服於他那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
草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