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單單論心計，趙禎和趙旭這對父子並沒有多少，但若是說手段和權謀，這兩樣東西在大宋別人就是拍馬也追不上的。
原因很簡單，這對父子掌握了大宋最強大的資源，無論是情報還是執行力都沒人能和他們相提並論。
之所以從容不迫，之所以勝券在握，是因為這對父子掌握了絕對的主動，一切都仿佛在他們的眼皮底下“表演”。
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發現問題，再強大的情報機構若是不能發現問題，那將和擺設沒有區別。
趙禎能發現的問題，趙旭同樣能夠發現，隻不過這對父子所看的地方不一樣而已，趙旭是從政治上發現了問題的所在，而趙禎則是從更為根本的地方發現了問題。
趙禎把趙旭留在神都城自然是有深意的，能發現問題最好，若是不能發現也沒有什麽關係，隻要他把大政處理好，也沒有太多的問題。
至於範仲淹這位宰執相公，自然是知曉事情的真相，當初趙禎特意尋他說了這件事，以範仲淹的才學隻要一點便會透徹。
而另一個知道真相的人則是身為三司使的包拯！
別小看這老倌，幾乎一輩子和錢財打交道的他最為敏感，尤其是對大宋最大規模的錢財流動更是如此，“鼠須”一般敏感的觸覺很快就發現了問題所在。
在朝堂上包拯是第一個向趙禎上疏的，而範仲淹這位宰執相公反而是第二個，這兩人心中都清楚一件事，太子監國的這段時間最為重要。
原因便在於考察太子的能力，包拯和範仲淹兩人早就商量過，若是太子能發現問題所在，那自然是最好，若是不能也要旁交側擊的提醒。
誰都希望自己的皇帝是個明君，明君就要明察秋毫，就像官家所說，要對自己的王朝了若指掌。
事實上包括歐陽修在內，所有的六部相公都在小心的嗬護或是幫助趙旭在成長，他們每日的上疏內容和之前大為不同，更多的不是在闡述事實，而是在闡述事實之後附上自己的意見以及請求趙旭給出儲君的意見。
這其實算得上是一種考校，也是一種觀察和教育，趙旭在這一點上做得很好，他看得出這些相公們是在幫助自己成為一個更為合格的君王。
所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日的奏疏也是極盡詳細的在對答，如此一來君臣之間配合的越來越好。
要知道眼下的六部相公都是趙禎所挑選的，每一個都是跟隨趙禎多年的老臣，甚至有從小就和趙禎在一起的伴讀之臣晏殊。
晏殊是趙禎的伴讀之臣，再加上他的性格本就沉穩，不願攀附皇權，趙禎雖然有些不喜歡他，但這樣的人作為吏部尚書最為穩妥。
吏部執掌天下官吏的篩選勘磨，甚至是調任勘察，權柄之中關乎江山社稷，而隻有挑選一個公正獨立的人，趙禎才能放心。
晏殊這個人越來越適合做孤臣了，他不喜權貴，不喜皇權，一切的特權在眼中都是鄙夷的存在，還有比這樣的人更適合的吏部尚書嗎？
即便是範仲淹都佩服晏殊的固執和知人善用，晏殊這個人最大的好處便是唯賢是舉，朝堂之上有許多能臣幹吏都是通過他的舉薦而出任要職的。
事實也證明晏殊的舉薦極少出現錯誤，便是身在宰執的範仲淹自己也是通過晏殊的舉薦而獲得如今的地位。
但這樣一個人卻從未獲得任何被他舉薦之人的好處，一點也沒有，而且嚴厲拒絕和那些被他舉薦的人來往。
真正做到了“六親不認”，朝堂上下對他的評價無不是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因為他的女婿富弼就是他向趙禎推薦的。
雖然晏殊和趙禎之間越走越遠，但卻沒有影響他在趙禎心中的地位，作為臣子他是合格的，而臣子就是臣子，永遠不可能和皇帝成為朋友。
要想做到這一點，就要放棄原本的友誼，趙禎明白這一點，晏殊同樣明白這一點。
這也是為何晏殊做不到蔡伯俙那般的原因，他在朝堂之上的公正是評價是蔡伯俙所沒有的。
晏殊同樣是趙旭的老師，六部尚書都是和他一樣的存在，眼下輔佐趙旭就是他們的最根本任務。
範仲淹，歐陽修，晏殊，包拯，曾工亮，丁度，富弼，韓琦，這些人都是趙禎留給趙旭的財富。
現在的朝堂因為這些人的存在非常穩定，趙禎要的就是這樣的效果。
蘇洵被趙禎帶走了，為的是讓他操持針對國朝之內的危機，而神都城中自然是以範仲淹為首，有這個老謀深算的宰執存在，神都城不會有什麽問題。
包拯依舊是把持三司，三司看似是管理天下財富的地方，但事實上卻也在監視天下財富的流動，可以說包拯比誰看的都要清楚。
大宋之內存在的大宗買賣都是在三司的監視下進行的，三司在包拯手中一天，就沒有人能夠輕鬆的偷稅漏稅，隻有包拯沒工夫處理的小事，絕沒有他發現不了的大事。
晏殊掌握了天下官員的上升渠道，包拯掌握了天下財富的渠道，有這兩人在，大宋就不會亂，而範仲淹輔佐趙旭處理大政，朝堂穩如泰山。
這時候趙旭發現了問題，恰恰也說明六部相公的能力，歐陽修的倒黴不過是疥癬之疾，若是在往常留中不發就好。
可現在沒有辦法留中不發，即便是留中不發，被逼到牆角的歐陽修也要自己請辭。
這是大宋文臣的最根本手段，在被潑髒水的時候，沒有太多的辦法用來自辯，唯一的辦法就是請辭，把自己從風口浪尖摘出去，然後等待公正的調查。
如同“莫須有”一樣，莫須乃大宋百姓的口語，意思是“大概，也許”之類，而恰恰是這“莫須有”便讓一個人的德行受到最大的挑戰。
大宋的環境就是這樣，諫官就是可以風聞言事，就是可以利用莫須有來揣度別人，朝堂之上這種事情也不是一出兩出。
但從來就不會用錢明逸這般的下作手段去攻擊別人，扒灰的事情天下人所不齒，於情於理都是極大的褻瀆。
用莫須有的扒灰事件來攻擊一位朝堂相公，即便最後證明歐陽修是幹淨的，也會讓人詬病，畢竟歐陽修把侄女養在家中那麽多年，實在是於禮不合。
原因很簡單，這對父子掌握了大宋最強大的資源，無論是情報還是執行力都沒人能和他們相提並論。
之所以從容不迫，之所以勝券在握，是因為這對父子掌握了絕對的主動，一切都仿佛在他們的眼皮底下“表演”。
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發現問題，再強大的情報機構若是不能發現問題，那將和擺設沒有區別。
趙禎能發現的問題，趙旭同樣能夠發現，隻不過這對父子所看的地方不一樣而已，趙旭是從政治上發現了問題的所在，而趙禎則是從更為根本的地方發現了問題。
趙禎把趙旭留在神都城自然是有深意的，能發現問題最好，若是不能發現也沒有什麽關係，隻要他把大政處理好，也沒有太多的問題。
至於範仲淹這位宰執相公，自然是知曉事情的真相，當初趙禎特意尋他說了這件事，以範仲淹的才學隻要一點便會透徹。
而另一個知道真相的人則是身為三司使的包拯！
別小看這老倌，幾乎一輩子和錢財打交道的他最為敏感，尤其是對大宋最大規模的錢財流動更是如此，“鼠須”一般敏感的觸覺很快就發現了問題所在。
在朝堂上包拯是第一個向趙禎上疏的，而範仲淹這位宰執相公反而是第二個，這兩人心中都清楚一件事，太子監國的這段時間最為重要。
原因便在於考察太子的能力，包拯和範仲淹兩人早就商量過，若是太子能發現問題所在，那自然是最好，若是不能也要旁交側擊的提醒。
誰都希望自己的皇帝是個明君，明君就要明察秋毫，就像官家所說，要對自己的王朝了若指掌。
事實上包括歐陽修在內，所有的六部相公都在小心的嗬護或是幫助趙旭在成長，他們每日的上疏內容和之前大為不同，更多的不是在闡述事實，而是在闡述事實之後附上自己的意見以及請求趙旭給出儲君的意見。
這其實算得上是一種考校，也是一種觀察和教育，趙旭在這一點上做得很好，他看得出這些相公們是在幫助自己成為一個更為合格的君王。
所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日的奏疏也是極盡詳細的在對答，如此一來君臣之間配合的越來越好。
要知道眼下的六部相公都是趙禎所挑選的，每一個都是跟隨趙禎多年的老臣，甚至有從小就和趙禎在一起的伴讀之臣晏殊。
晏殊是趙禎的伴讀之臣，再加上他的性格本就沉穩，不願攀附皇權，趙禎雖然有些不喜歡他，但這樣的人作為吏部尚書最為穩妥。
吏部執掌天下官吏的篩選勘磨，甚至是調任勘察，權柄之中關乎江山社稷，而隻有挑選一個公正獨立的人，趙禎才能放心。
晏殊這個人越來越適合做孤臣了，他不喜權貴，不喜皇權，一切的特權在眼中都是鄙夷的存在，還有比這樣的人更適合的吏部尚書嗎？
即便是範仲淹都佩服晏殊的固執和知人善用，晏殊這個人最大的好處便是唯賢是舉，朝堂之上有許多能臣幹吏都是通過他的舉薦而出任要職的。
事實也證明晏殊的舉薦極少出現錯誤，便是身在宰執的範仲淹自己也是通過晏殊的舉薦而獲得如今的地位。
但這樣一個人卻從未獲得任何被他舉薦之人的好處，一點也沒有，而且嚴厲拒絕和那些被他舉薦的人來往。
真正做到了“六親不認”，朝堂上下對他的評價無不是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因為他的女婿富弼就是他向趙禎推薦的。
雖然晏殊和趙禎之間越走越遠，但卻沒有影響他在趙禎心中的地位，作為臣子他是合格的，而臣子就是臣子，永遠不可能和皇帝成為朋友。
要想做到這一點，就要放棄原本的友誼，趙禎明白這一點，晏殊同樣明白這一點。
這也是為何晏殊做不到蔡伯俙那般的原因，他在朝堂之上的公正是評價是蔡伯俙所沒有的。
晏殊同樣是趙旭的老師，六部尚書都是和他一樣的存在，眼下輔佐趙旭就是他們的最根本任務。
範仲淹，歐陽修，晏殊，包拯，曾工亮，丁度，富弼，韓琦，這些人都是趙禎留給趙旭的財富。
現在的朝堂因為這些人的存在非常穩定，趙禎要的就是這樣的效果。
蘇洵被趙禎帶走了，為的是讓他操持針對國朝之內的危機，而神都城中自然是以範仲淹為首，有這個老謀深算的宰執存在，神都城不會有什麽問題。
包拯依舊是把持三司，三司看似是管理天下財富的地方，但事實上卻也在監視天下財富的流動，可以說包拯比誰看的都要清楚。
大宋之內存在的大宗買賣都是在三司的監視下進行的，三司在包拯手中一天，就沒有人能夠輕鬆的偷稅漏稅，隻有包拯沒工夫處理的小事，絕沒有他發現不了的大事。
晏殊掌握了天下官員的上升渠道，包拯掌握了天下財富的渠道，有這兩人在，大宋就不會亂，而範仲淹輔佐趙旭處理大政，朝堂穩如泰山。
這時候趙旭發現了問題，恰恰也說明六部相公的能力，歐陽修的倒黴不過是疥癬之疾，若是在往常留中不發就好。
可現在沒有辦法留中不發，即便是留中不發，被逼到牆角的歐陽修也要自己請辭。
這是大宋文臣的最根本手段，在被潑髒水的時候，沒有太多的辦法用來自辯，唯一的辦法就是請辭，把自己從風口浪尖摘出去，然後等待公正的調查。
如同“莫須有”一樣，莫須乃大宋百姓的口語，意思是“大概，也許”之類，而恰恰是這“莫須有”便讓一個人的德行受到最大的挑戰。
大宋的環境就是這樣，諫官就是可以風聞言事，就是可以利用莫須有來揣度別人，朝堂之上這種事情也不是一出兩出。
但從來就不會用錢明逸這般的下作手段去攻擊別人，扒灰的事情天下人所不齒，於情於理都是極大的褻瀆。
用莫須有的扒灰事件來攻擊一位朝堂相公，即便最後證明歐陽修是幹淨的，也會讓人詬病，畢竟歐陽修把侄女養在家中那麽多年，實在是於禮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