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竟能改變曆史
鮮為人知的的曆史趣事 作者：湯湯哩哩啦啦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傳染病足可亡國
熟悉歐洲史的人大概會發現這樣一個巧合：中世紀那段曆史剛好開始於，也剛好結束於歐洲曆史上僅有的兩次鼠疫大流行。不管是被稱作“查士丁尼鼠疫”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還是被稱作“黑死病”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都“消滅”了很大比例的歐洲人口，深刻地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秩序、人口結構、政治格局和人文環境。
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李玉尚為曆史係專門史碩士研究生開了一門《中國疾病史》的選修課程，並有“傳染病改變曆史”這樣的判斷。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李玉尚說：“其實早在1955年，我國醫史學家範行準就在《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中提醒人們注意傳染病在改變曆史進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說：‘曆史告訴我們，傳染病足可亡國，羅馬亡於瘧疾，埃及亡於血吸蟲病，中國也有金、明兩個朝代亡於鼠疫。’”
的確，在傳染病大規模暴發的初期，事態的不確定性往往會加深人的危機感和恐懼感，從而刺激、誘導民眾的集體行為，進而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失序。正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所說，任何起因不明、治療無效的疾病，就容易為某種隱喻所覆蓋，並賦予社會以某種象征與暗示。
而人們最初麵對突然來襲的sars時，也經曆了謠言四起，瘋搶白醋、板藍根的階段。隻是現代社會醫療體係的完善和資訊的發達避免了由大規模傳染病暴發而引發的大規模價值崩潰、道德失序和社會動亂。
除此以外，傳染病不僅在曆史上的鼎革之際扮演重要角色，也深刻影響了社會的其他方麵。
19世紀中期，英國在遭受霍亂襲擊後，便在各大城市開始著手建設清潔的衛生體係。而隨著公共衛生法的實施，英國城鎮的衛生環境大為改善，傳染病對英國社會的威脅也大為降低，而這也使得霍亂有了“偉大的環境衛生改革者”的稱號。
疫病的預防和控製
除了sars，中國曆史上也曾有過類似大規模暴發的傳染病。
“天花、鼠疫、霍亂，這三大烈性傳染病都曾在近現代大規模暴發過。清末，由於牛痘接種的提倡和普及，天花在中國的感染率已經很低。所以，近現代中國麵對的最主要的傳染病是鼠疫和霍亂。”李玉尚告訴記者。
而其中，1910~1911年東北三省的鼠疫大流行在中國公共衛生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這是因為“在此之前，天花、鼠疫和霍亂這三大烈性傳染病的不時流行並沒有促使政府把預防和控製疾病作為其職能之一”。
雖然這使清政府在日、俄都想借防疫之名插手中國內政的情況下，才作出委派天津陸軍軍醫堂副校長伍連德主持防疫的決定，但自此以後，由中央處理地方重大傳染病在中國成為慣例，衛生從此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
“不過，那時對鼠疫和霍亂這兩種傳染病的控製，主要還是采取在易發時節施行預防注射的措施，並沒有更好的方法。”李玉尚說。
新中國成立後，霍亂對於中國公共衛生體係的壓力已經降低，但鼠疫和血吸蟲病等地方病仍存在威脅。
在李玉尚看來，這些疾病與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都有關係，所以非常難以根治。但他認為，建國後政府對它們的控製還是非常成功的。
不過，同為傳染病的天花、鼠疫、霍亂、sars，也因人們對傳染病認識的逐漸改變而遭遇著不同的抵抗。
在細菌學出現之前，人們雖然會根據疾病最主要的特征為其命名，但一般來說，還是會把不同的傳染病全丟到“瘟疫”的筐子之中。李玉尚向記者解釋：“這是因為對民眾而言，高傳染性是它們的共同特征;人們不會意識到這是細菌或病毒的緣故，而是認為這是天災或者瘟神作祟。”
不過，隨著19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細菌學的建立，人們對傳染病的認識不再同一而論。人們不會再愚蠢地打著宗教的幌子進行諸如沐浴更衣、大量燃放鞭炮等在內的“請神”活動，也不再單純地在這些傳染性疾病麵前采取逃跑、棄感染者和死者於不顧、阻斷交通等方式的隔離。
“現在，可能還會采取盡量減少外出等的隔離，但2003年sars流行時，人們還是在努力找出病毒，爾後製造出特效藥物。”李玉尚說。
誰都不是旁觀者
雖然現代醫學的進步使人們在與傳染病的對峙中增添了幾分獲勝的幾率。但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日益發達和快捷，諸如sars等傳染病的傳播速度和範圍也急劇擴大。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傳播模式，非傳統時代的疫情傳播所能比擬，是基於我們這個時代而言的。”李玉尚指出。
但諷刺的是，10年前這場sars流行之初與1894年鼠疫大流行之際，很多民眾的旁觀者心態卻是驚人的一致。
120年前，《申報》扮演著“遙遠的旁觀者”的角色，人們帶有獵奇的心態來看待他地的疫情。而不久後，當疫情傳入香港，上海麵臨輪船輸入鼠疫的可能性時，他們才由旁觀者變為當事人，展開積極的防疫工作。10年前sars流行之初，抱著“遠觀”心態的人也不在少數。
同時，李玉尚也請大家注意：從20世紀五六十年之後的副霍亂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傳染病方麵承平日久，因此對於傳染病監控有些放鬆。而這或許也是sars讓2003年的國人猝不及防的一個原因。
2003年暴發的sars似乎也在提醒人們：未來，人類還將會麵臨許多新的傳染病，所以，預防和控製傳染病仍是國家非常重要的一項職能，絕不能放鬆。
而“無論是衛生部門還是普通民眾，也都已經從sars之役中累積了快速應對的經驗，這可能是2003年的sars帶給中國人最大的教訓，這種教訓也是一種財富，需要銘記”。李玉尚說。
所以，在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當中，我國采取的嚴格管控措施，全國民眾自覺自立的行動，極強的抑製了我國疫情的擴散。
這一切都給我國帶來了什麽？帶來了經濟的再度跨越發展。
為我是個華夏人而驕傲而自豪！
熟悉歐洲史的人大概會發現這樣一個巧合：中世紀那段曆史剛好開始於，也剛好結束於歐洲曆史上僅有的兩次鼠疫大流行。不管是被稱作“查士丁尼鼠疫”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還是被稱作“黑死病”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都“消滅”了很大比例的歐洲人口，深刻地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秩序、人口結構、政治格局和人文環境。
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李玉尚為曆史係專門史碩士研究生開了一門《中國疾病史》的選修課程，並有“傳染病改變曆史”這樣的判斷。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李玉尚說：“其實早在1955年，我國醫史學家範行準就在《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中提醒人們注意傳染病在改變曆史進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說：‘曆史告訴我們，傳染病足可亡國，羅馬亡於瘧疾，埃及亡於血吸蟲病，中國也有金、明兩個朝代亡於鼠疫。’”
的確，在傳染病大規模暴發的初期，事態的不確定性往往會加深人的危機感和恐懼感，從而刺激、誘導民眾的集體行為，進而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失序。正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所說，任何起因不明、治療無效的疾病，就容易為某種隱喻所覆蓋，並賦予社會以某種象征與暗示。
而人們最初麵對突然來襲的sars時，也經曆了謠言四起，瘋搶白醋、板藍根的階段。隻是現代社會醫療體係的完善和資訊的發達避免了由大規模傳染病暴發而引發的大規模價值崩潰、道德失序和社會動亂。
除此以外，傳染病不僅在曆史上的鼎革之際扮演重要角色，也深刻影響了社會的其他方麵。
19世紀中期，英國在遭受霍亂襲擊後，便在各大城市開始著手建設清潔的衛生體係。而隨著公共衛生法的實施，英國城鎮的衛生環境大為改善，傳染病對英國社會的威脅也大為降低，而這也使得霍亂有了“偉大的環境衛生改革者”的稱號。
疫病的預防和控製
除了sars，中國曆史上也曾有過類似大規模暴發的傳染病。
“天花、鼠疫、霍亂，這三大烈性傳染病都曾在近現代大規模暴發過。清末，由於牛痘接種的提倡和普及，天花在中國的感染率已經很低。所以，近現代中國麵對的最主要的傳染病是鼠疫和霍亂。”李玉尚告訴記者。
而其中，1910~1911年東北三省的鼠疫大流行在中國公共衛生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這是因為“在此之前，天花、鼠疫和霍亂這三大烈性傳染病的不時流行並沒有促使政府把預防和控製疾病作為其職能之一”。
雖然這使清政府在日、俄都想借防疫之名插手中國內政的情況下，才作出委派天津陸軍軍醫堂副校長伍連德主持防疫的決定，但自此以後，由中央處理地方重大傳染病在中國成為慣例，衛生從此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
“不過，那時對鼠疫和霍亂這兩種傳染病的控製，主要還是采取在易發時節施行預防注射的措施，並沒有更好的方法。”李玉尚說。
新中國成立後，霍亂對於中國公共衛生體係的壓力已經降低，但鼠疫和血吸蟲病等地方病仍存在威脅。
在李玉尚看來，這些疾病與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都有關係，所以非常難以根治。但他認為，建國後政府對它們的控製還是非常成功的。
不過，同為傳染病的天花、鼠疫、霍亂、sars，也因人們對傳染病認識的逐漸改變而遭遇著不同的抵抗。
在細菌學出現之前，人們雖然會根據疾病最主要的特征為其命名，但一般來說，還是會把不同的傳染病全丟到“瘟疫”的筐子之中。李玉尚向記者解釋：“這是因為對民眾而言，高傳染性是它們的共同特征;人們不會意識到這是細菌或病毒的緣故，而是認為這是天災或者瘟神作祟。”
不過，隨著19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細菌學的建立，人們對傳染病的認識不再同一而論。人們不會再愚蠢地打著宗教的幌子進行諸如沐浴更衣、大量燃放鞭炮等在內的“請神”活動，也不再單純地在這些傳染性疾病麵前采取逃跑、棄感染者和死者於不顧、阻斷交通等方式的隔離。
“現在，可能還會采取盡量減少外出等的隔離，但2003年sars流行時，人們還是在努力找出病毒，爾後製造出特效藥物。”李玉尚說。
誰都不是旁觀者
雖然現代醫學的進步使人們在與傳染病的對峙中增添了幾分獲勝的幾率。但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日益發達和快捷，諸如sars等傳染病的傳播速度和範圍也急劇擴大。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傳播模式，非傳統時代的疫情傳播所能比擬，是基於我們這個時代而言的。”李玉尚指出。
但諷刺的是，10年前這場sars流行之初與1894年鼠疫大流行之際，很多民眾的旁觀者心態卻是驚人的一致。
120年前，《申報》扮演著“遙遠的旁觀者”的角色，人們帶有獵奇的心態來看待他地的疫情。而不久後，當疫情傳入香港，上海麵臨輪船輸入鼠疫的可能性時，他們才由旁觀者變為當事人，展開積極的防疫工作。10年前sars流行之初，抱著“遠觀”心態的人也不在少數。
同時，李玉尚也請大家注意：從20世紀五六十年之後的副霍亂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傳染病方麵承平日久，因此對於傳染病監控有些放鬆。而這或許也是sars讓2003年的國人猝不及防的一個原因。
2003年暴發的sars似乎也在提醒人們：未來，人類還將會麵臨許多新的傳染病，所以，預防和控製傳染病仍是國家非常重要的一項職能，絕不能放鬆。
而“無論是衛生部門還是普通民眾，也都已經從sars之役中累積了快速應對的經驗，這可能是2003年的sars帶給中國人最大的教訓，這種教訓也是一種財富，需要銘記”。李玉尚說。
所以，在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當中，我國采取的嚴格管控措施，全國民眾自覺自立的行動，極強的抑製了我國疫情的擴散。
這一切都給我國帶來了什麽？帶來了經濟的再度跨越發展。
為我是個華夏人而驕傲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