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學山成功闖過紅崗廟村後不久，淮海戰役結束。之後，楊學山很長一段時間沒出差送信。
1949年農曆的正月十五前的一天，楊學山正看書學習，孫班長又來叫楊學山了。他唬著個臉不高興地對楊學山說：“李科長叫你去！”說完，一轉身走了。
“李科長叫我？”楊學山放下手中的書，看著孫班長的背影問。
孫班長頭也沒迴就走出了宿舍。
楊學山看著愛搭不理的孫班長，揣摩起來：李科長又來了！上次闖紅崗廟村的重要且危險的任務就是李科長來既要交通隊後叫他去執行的，李科長這次又來既要交通隊，而且又親自點將，莫非這次李科長來又要把什麽重要任務交給我？執行這次重要任務將麵臨著什麽困難？那兒的地主武裝有多少號人？楊學山邊想邊向隊部走。
這是楊學山的習慣，——他總想盡可能地事先做出些準備，以便為順利完成任務，盡可能多地能贏得時間。
到了隊裏，李科長滿臉笑容地對楊學山說：“經過闖紅崗廟村地主武裝的考驗，證明你對黨忠心耿耿，而且工作上任勞任怨，是黨的忠誠戰士，是一位經得起考驗的共產黨員！經上級批準，任命你為業縣縣委辦公室收信站站長！”
當時收信站長是個多大的官？如果套用軍隊的職務，站長相當於軍隊的小排長。也就是說，楊學山從一個機要交通員提升為站長，相當於從一個小士兵越過副班長正班長還有副排長，跨越式地提升為了一名排長。
當上業縣縣委辦公室收信站的站長是楊學山第一次通過自己拚命努力得到上級的認可而得到提升的。
楊學山當上業縣收信站長沒多長時間，明陽地委與許都地委合並，楊學山又去了兩地委劃歸後改名為許都地委管轄的嘉縣縣委辦公室收信站當站長。
1949年夏天，許都地委組織幹部下鄉宣傳。由於平時勤學善思，楊學山積累了滿肚子的“經綸”，不論在座談中還是在會上，楊學山發起言來，總呱呱一講就一兩個小時，而且還都得自己克製停下來，讓出時間讓其他人發言。這在當年窮人革命隊伍裏淨是些大字不識一籮筐，發起言來支支吾吾講不出幾句話的年代裏，楊學山簡直就是口若懸河出口成章了！為此，楊學山被地委機關支部評為模範宣傳員！並從站長又升官了！——升為許都地委行政收發員！
讀到這兒，也許現在的人都不理解，——我的天啊！九死一生！還刻苦學習到了滿腹經綸！才提了一個收發員！這是一個多大點兒的官啊！人們管縣長叫九品芝麻官！行政收發員不知能數到幾品官！現在我們要說誰誰沒能耐，什麽都不會幹，才被叫去看大門收發報紙呢！
從當年楊學山升了兩次官才升為地委行政收發員看，收發員的職位可不是現在人們眼中的那樣卑微。按現在村、鄉、縣、市、省五級政府來衡量，楊學山是以村幹部的級別選為南下幹部的，之後又從機要交通員升了兩次才升到地委辦公室行政收發員！所以，從當年楊學山仕途升遷過程來看，千萬不要瞅不起收發員，特別是不要看不起地委辦公室行政收發員，當年地委辦公室收發員職務可不是現在人們心目中的那種沒能耐，什麽都不會幹的，隻是收收報紙，發發信，看看大門，那是共產黨信得過的人才能當，要知道有許多保密機要文件要過收發員的手！沒有經過血的考驗，沒有一提二升，你想當行政收發員還當不上呢！
1949年下半年，楊學山以許都地委辦公室行政收發員的身份參加了農村土地改革培訓班。在培訓學習中，楊學山在學習的發言中又盡顯英雄本色，被組織看中，抽調到農村工作組，加入到許都郊區試點鄉村搞土地改革。
所謂的試點就是想把老解放區土改的成功做法與當地農村的實際情況和特點結合起來，把那些在老解放區成功的，又適應新解放區的土改做法發揚光大，把那些雖然在老解放區很成功，但不適合新解放區的土改做法剔除掉，摸索出一套在新解放區行之有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為此，當時地委在丁莊和紅崗廟兩個村設了試點。
丁莊工作組由地委秘書劉秘書和地委婦女委員會委員樊主任和楊學山組成。紅崗廟工作組由法院院長鍾原與十幾名知識分子組成。
丁莊村的工作局麵迅速被楊學山他們打開。而紅崗廟村的工作局麵遲遲打不開。
這倒不是說地委秘書劉秘書、地委婦委會委員樊主任和楊學山他們比鍾原和十幾個知識分子能力強，而是，紅崗廟村的工作難度比丁莊大，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是相當大，比當初想像的難度大得多。
早在派工作組前，組織上就對紅崗廟村的情況有所了解，知道村裏有個惡霸趙家豪，他詭計多端又兇殘暴虐，手下還有一股不小的地主武裝。決心鏟除這一惡霸勢力，把紅崗廟村列為首批土改重要試點，為中原地區的土地改革點亮一盞明燈。為此，派往紅崗廟村的工作組采取人員高配置，——派出前所未有的一群“高級”知識分子。除了專門任命經馬列學院熔煉過的大學生鍾原為紅崗廟工作組長外，還從各個部門抽調十幾名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
這麽高配置紅崗廟村工作組的力量在當時缺少知識分子的革命隊伍來說太奢侈了。那個年代，革命隊伍裏，大多是窮苦人，大把大把的文盲，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就算是了不起的知識分子了，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人真屬於“高級”知識分子了。而隨著新解放區的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新解放區的鄉村土改急需能看懂各種文件並能寫出工作報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成了當年的稀缺品。
從當年革命隊伍的文化水平來看，不論從人員數量上看，還是從工作組的知識水平衡量，紅崗廟村工作組的力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強大。並且其工作能力也足夠高。這十五六個知識分子都能說會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講起革命道理來條條是道。而旁邊的丁莊工作組隻派去了三人。。
鍾原工作組一進紅崗廟村，就把土改工作組的架子支了起來，還在村裏主要街道上貼布告和標語，宣傳黨的政策。然而，主動來反映情況的沒幾個真正的貧雇農，淨是些村幹部和大地主惡霸趙家豪指派來的，號稱是貧雇農。他們進屋兜來兜去，就是不談紅崗廟村的土地分布和農戶狀況等一些工作組要調查的問題，而且說不了幾句話，就強拉硬拽工作組人員去他們家“同吃同住同勞動”，聲稱紅崗廟村的情況特別複雜，一句話兩句話說不完，也說不清楚，而且幹巴巴地說沒有情調，隻有邊吃邊喝邊聊，才能把紅崗廟村的情況講清楚。如果路上遇見工作組要去貧苦農民家去“三同”，他們想方設法不讓工作組進到貧苦農民家，死乞白賴地往自己家攔。當工作組問及紅崗廟村的情況時，他們都說，自打解放後，紅崗廟村的革命形勢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別好，每家門口都插上了紅旗，現在全村上下一片紅！紅崗廟所有人都擁護新政府。特別是趙家豪，現在特別開明，特別守法，堅決擁護新政府，他家門口插的不是一麵紅旗，而是兩麵紅旗，而且是紅崗廟村最大的兩麵紅旗，旗杆也是紅崗廟村最高的，趙家豪還特別服從農民協會的領導，農會要求他做什麽，都不惜財力物力做得好好的，趙家豪主動把生產資料拿來幫助貧苦農民的，不再剝削也不再欺負百姓了……當工作組人員又問紅崗廟村裏誰最窮，誰最苦時，他們都說以前自己最窮最苦，解放後，當了農會的領導後才吃上飯穿上衣的，就是不說出紅崗廟村裏最窮最苦的人家，把工作組與窮苦農民隔絕開來，讓工作組無法抓住“根子”（“根子”是指解放初土改運動時，土改工作組可以依靠的根本，主要是指貧苦、積極、勤勞、正派的貧雇農，經過解放區的土改運動，共產黨總結出一個掀起土改運動的主要經驗：把“根子”串連起來，動員起來，農民就能發動起來，土地改革運動就會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鍾原等紅崗廟村的工作組人員並不灰心，他們想方設法了解到趙顯龍、趙酒櫃等十多戶常年給趙家豪扛長工，當佃戶，受盡了趙家豪的壓迫和剝削，對趙家豪有深仇大恨的貧苦農民，並悄悄地到他們家裏促膝談心，啟發他們勇敢地站出來與趙家豪大地主鬥爭。
然而，讓鍾原他們始料不及的是，工作組白天發動群眾，“趙閻王”夜間就派人登門威脅，致使工作組找來的這些窮苦農民沒有一人敢站出來的。不隻是不敢站出來與趙家豪鬥爭，還不敢說趙家豪一句壞話。當問到趙家豪對他們的殘酷剝削的情況時，有的把話說了半句又咽迴去，有的竟然說趙家豪如何如何的好，對他們沒有剝削，都是趙家豪養活了他們，看他們沒地，把地讓他們種，才沒餓死活到了今天……
工作組一看直接問趙家豪的情況，貧苦農民都有顧慮，就繞開趙家豪的話題，想從問及其他地主富農的情況入手。但這些貧苦農民迴答問題時，還是顧慮重重，從不主動說話，都是你問上一句，他才答一句，說話拘緊，目光膽怯，說不知道情況，也不清楚他們家裏有多少財產，多少地，常年雇多少長工。
更讓工作組不能理解的是，明明是工作組來幫助窮苦農民分趙家豪地主富農的土地，幫助他們打倒欺壓了他們多年的地主惡霸，幫助他們翻身得解放，幫助他們擺脫貧窮，可仍有貧苦農民白天參加了工作組的啟發會，晚上就跑到趙家豪那兒匯報白天的會議內容。
即使是這樣，鍾原和工作組人員還是沒灰心。他們認真地分析紅崗廟村的情況，認為，紅崗廟村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還是對黨的土改政策不甚理解，是工作組還沒有把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政策宣傳到家，一旦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政策深入人心，工作局麵馬上煥然一新。於是鍾原和工作組的人員分別到窮苦農民家宣傳政策。
但是，讓鍾原意想不到的是，紅崗廟村的貧雇農不讓工作組進家。有的看見工作組的人員要來家裏“三同”，不是趕緊把門反閂上，拒絕工作組的人員入住，就是老遠就跑迴家，鎖上門，然後躲到其他地方；甚至工作組人員趁這些貧雇農不備，突然鑽進他們家時，這些貧雇農嚇得驚惶失措，像轟賊一樣，趕緊把他們推出門外；個把農戶即使讓工作組的人員進家進行“三同”摸情況了，也張口說話了，但隻說死了的不說活著的，說遠處的不說近處的，說扣押了的不說未扣押的，說別鄉的不說本鄉的……
這樣，紅崗廟村的土改局麵一直打不開。
土改工作組長鍾原麵對紅崗廟村難以開展的土改局麵一籌莫展：這是什麽情況？
1949年農曆的正月十五前的一天，楊學山正看書學習，孫班長又來叫楊學山了。他唬著個臉不高興地對楊學山說：“李科長叫你去！”說完，一轉身走了。
“李科長叫我？”楊學山放下手中的書，看著孫班長的背影問。
孫班長頭也沒迴就走出了宿舍。
楊學山看著愛搭不理的孫班長，揣摩起來：李科長又來了！上次闖紅崗廟村的重要且危險的任務就是李科長來既要交通隊後叫他去執行的，李科長這次又來既要交通隊，而且又親自點將，莫非這次李科長來又要把什麽重要任務交給我？執行這次重要任務將麵臨著什麽困難？那兒的地主武裝有多少號人？楊學山邊想邊向隊部走。
這是楊學山的習慣，——他總想盡可能地事先做出些準備，以便為順利完成任務，盡可能多地能贏得時間。
到了隊裏，李科長滿臉笑容地對楊學山說：“經過闖紅崗廟村地主武裝的考驗，證明你對黨忠心耿耿，而且工作上任勞任怨，是黨的忠誠戰士，是一位經得起考驗的共產黨員！經上級批準，任命你為業縣縣委辦公室收信站站長！”
當時收信站長是個多大的官？如果套用軍隊的職務，站長相當於軍隊的小排長。也就是說，楊學山從一個機要交通員提升為站長，相當於從一個小士兵越過副班長正班長還有副排長，跨越式地提升為了一名排長。
當上業縣縣委辦公室收信站的站長是楊學山第一次通過自己拚命努力得到上級的認可而得到提升的。
楊學山當上業縣收信站長沒多長時間，明陽地委與許都地委合並，楊學山又去了兩地委劃歸後改名為許都地委管轄的嘉縣縣委辦公室收信站當站長。
1949年夏天，許都地委組織幹部下鄉宣傳。由於平時勤學善思，楊學山積累了滿肚子的“經綸”，不論在座談中還是在會上，楊學山發起言來，總呱呱一講就一兩個小時，而且還都得自己克製停下來，讓出時間讓其他人發言。這在當年窮人革命隊伍裏淨是些大字不識一籮筐，發起言來支支吾吾講不出幾句話的年代裏，楊學山簡直就是口若懸河出口成章了！為此，楊學山被地委機關支部評為模範宣傳員！並從站長又升官了！——升為許都地委行政收發員！
讀到這兒，也許現在的人都不理解，——我的天啊！九死一生！還刻苦學習到了滿腹經綸！才提了一個收發員！這是一個多大點兒的官啊！人們管縣長叫九品芝麻官！行政收發員不知能數到幾品官！現在我們要說誰誰沒能耐，什麽都不會幹，才被叫去看大門收發報紙呢！
從當年楊學山升了兩次官才升為地委行政收發員看，收發員的職位可不是現在人們眼中的那樣卑微。按現在村、鄉、縣、市、省五級政府來衡量，楊學山是以村幹部的級別選為南下幹部的，之後又從機要交通員升了兩次才升到地委辦公室行政收發員！所以，從當年楊學山仕途升遷過程來看，千萬不要瞅不起收發員，特別是不要看不起地委辦公室行政收發員，當年地委辦公室收發員職務可不是現在人們心目中的那種沒能耐，什麽都不會幹的，隻是收收報紙，發發信，看看大門，那是共產黨信得過的人才能當，要知道有許多保密機要文件要過收發員的手！沒有經過血的考驗，沒有一提二升，你想當行政收發員還當不上呢！
1949年下半年，楊學山以許都地委辦公室行政收發員的身份參加了農村土地改革培訓班。在培訓學習中，楊學山在學習的發言中又盡顯英雄本色，被組織看中，抽調到農村工作組，加入到許都郊區試點鄉村搞土地改革。
所謂的試點就是想把老解放區土改的成功做法與當地農村的實際情況和特點結合起來，把那些在老解放區成功的，又適應新解放區的土改做法發揚光大，把那些雖然在老解放區很成功，但不適合新解放區的土改做法剔除掉，摸索出一套在新解放區行之有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為此，當時地委在丁莊和紅崗廟兩個村設了試點。
丁莊工作組由地委秘書劉秘書和地委婦女委員會委員樊主任和楊學山組成。紅崗廟工作組由法院院長鍾原與十幾名知識分子組成。
丁莊村的工作局麵迅速被楊學山他們打開。而紅崗廟村的工作局麵遲遲打不開。
這倒不是說地委秘書劉秘書、地委婦委會委員樊主任和楊學山他們比鍾原和十幾個知識分子能力強，而是，紅崗廟村的工作難度比丁莊大，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是相當大，比當初想像的難度大得多。
早在派工作組前，組織上就對紅崗廟村的情況有所了解，知道村裏有個惡霸趙家豪，他詭計多端又兇殘暴虐，手下還有一股不小的地主武裝。決心鏟除這一惡霸勢力，把紅崗廟村列為首批土改重要試點，為中原地區的土地改革點亮一盞明燈。為此，派往紅崗廟村的工作組采取人員高配置，——派出前所未有的一群“高級”知識分子。除了專門任命經馬列學院熔煉過的大學生鍾原為紅崗廟工作組長外，還從各個部門抽調十幾名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
這麽高配置紅崗廟村工作組的力量在當時缺少知識分子的革命隊伍來說太奢侈了。那個年代，革命隊伍裏，大多是窮苦人，大把大把的文盲，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就算是了不起的知識分子了，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人真屬於“高級”知識分子了。而隨著新解放區的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新解放區的鄉村土改急需能看懂各種文件並能寫出工作報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成了當年的稀缺品。
從當年革命隊伍的文化水平來看，不論從人員數量上看，還是從工作組的知識水平衡量，紅崗廟村工作組的力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強大。並且其工作能力也足夠高。這十五六個知識分子都能說會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講起革命道理來條條是道。而旁邊的丁莊工作組隻派去了三人。。
鍾原工作組一進紅崗廟村，就把土改工作組的架子支了起來，還在村裏主要街道上貼布告和標語，宣傳黨的政策。然而，主動來反映情況的沒幾個真正的貧雇農，淨是些村幹部和大地主惡霸趙家豪指派來的，號稱是貧雇農。他們進屋兜來兜去，就是不談紅崗廟村的土地分布和農戶狀況等一些工作組要調查的問題，而且說不了幾句話，就強拉硬拽工作組人員去他們家“同吃同住同勞動”，聲稱紅崗廟村的情況特別複雜，一句話兩句話說不完，也說不清楚，而且幹巴巴地說沒有情調，隻有邊吃邊喝邊聊，才能把紅崗廟村的情況講清楚。如果路上遇見工作組要去貧苦農民家去“三同”，他們想方設法不讓工作組進到貧苦農民家，死乞白賴地往自己家攔。當工作組問及紅崗廟村的情況時，他們都說，自打解放後，紅崗廟村的革命形勢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別好，每家門口都插上了紅旗，現在全村上下一片紅！紅崗廟所有人都擁護新政府。特別是趙家豪，現在特別開明，特別守法，堅決擁護新政府，他家門口插的不是一麵紅旗，而是兩麵紅旗，而且是紅崗廟村最大的兩麵紅旗，旗杆也是紅崗廟村最高的，趙家豪還特別服從農民協會的領導，農會要求他做什麽，都不惜財力物力做得好好的，趙家豪主動把生產資料拿來幫助貧苦農民的，不再剝削也不再欺負百姓了……當工作組人員又問紅崗廟村裏誰最窮，誰最苦時，他們都說以前自己最窮最苦，解放後，當了農會的領導後才吃上飯穿上衣的，就是不說出紅崗廟村裏最窮最苦的人家，把工作組與窮苦農民隔絕開來，讓工作組無法抓住“根子”（“根子”是指解放初土改運動時，土改工作組可以依靠的根本，主要是指貧苦、積極、勤勞、正派的貧雇農，經過解放區的土改運動，共產黨總結出一個掀起土改運動的主要經驗：把“根子”串連起來，動員起來，農民就能發動起來，土地改革運動就會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鍾原等紅崗廟村的工作組人員並不灰心，他們想方設法了解到趙顯龍、趙酒櫃等十多戶常年給趙家豪扛長工，當佃戶，受盡了趙家豪的壓迫和剝削，對趙家豪有深仇大恨的貧苦農民，並悄悄地到他們家裏促膝談心，啟發他們勇敢地站出來與趙家豪大地主鬥爭。
然而，讓鍾原他們始料不及的是，工作組白天發動群眾，“趙閻王”夜間就派人登門威脅，致使工作組找來的這些窮苦農民沒有一人敢站出來的。不隻是不敢站出來與趙家豪鬥爭，還不敢說趙家豪一句壞話。當問到趙家豪對他們的殘酷剝削的情況時，有的把話說了半句又咽迴去，有的竟然說趙家豪如何如何的好，對他們沒有剝削，都是趙家豪養活了他們，看他們沒地，把地讓他們種，才沒餓死活到了今天……
工作組一看直接問趙家豪的情況，貧苦農民都有顧慮，就繞開趙家豪的話題，想從問及其他地主富農的情況入手。但這些貧苦農民迴答問題時，還是顧慮重重，從不主動說話，都是你問上一句，他才答一句，說話拘緊，目光膽怯，說不知道情況，也不清楚他們家裏有多少財產，多少地，常年雇多少長工。
更讓工作組不能理解的是，明明是工作組來幫助窮苦農民分趙家豪地主富農的土地，幫助他們打倒欺壓了他們多年的地主惡霸，幫助他們翻身得解放，幫助他們擺脫貧窮，可仍有貧苦農民白天參加了工作組的啟發會，晚上就跑到趙家豪那兒匯報白天的會議內容。
即使是這樣，鍾原和工作組人員還是沒灰心。他們認真地分析紅崗廟村的情況，認為，紅崗廟村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還是對黨的土改政策不甚理解，是工作組還沒有把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政策宣傳到家，一旦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政策深入人心，工作局麵馬上煥然一新。於是鍾原和工作組的人員分別到窮苦農民家宣傳政策。
但是，讓鍾原意想不到的是，紅崗廟村的貧雇農不讓工作組進家。有的看見工作組的人員要來家裏“三同”，不是趕緊把門反閂上，拒絕工作組的人員入住，就是老遠就跑迴家，鎖上門，然後躲到其他地方；甚至工作組人員趁這些貧雇農不備，突然鑽進他們家時，這些貧雇農嚇得驚惶失措，像轟賊一樣，趕緊把他們推出門外；個把農戶即使讓工作組的人員進家進行“三同”摸情況了，也張口說話了，但隻說死了的不說活著的，說遠處的不說近處的，說扣押了的不說未扣押的，說別鄉的不說本鄉的……
這樣，紅崗廟村的土改局麵一直打不開。
土改工作組長鍾原麵對紅崗廟村難以開展的土改局麵一籌莫展：這是什麽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