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瘟疫,但自古瘟和疫就不是一迴事。


    瘟者,溫也,多屬於溫病,多發於春秋之交。疫者,役也,使人耗精絕氣,如同服勞役。


    這是最普遍的解釋,但這隻是其一。


    瘟病,也有讓人極為痛苦,耗精絕氣如同服勞役的。疫病也有溫病,發於春秋之交的。


    瘟疫最大的區別,簡單來說,疫病是獸傳人,瘟病不是。


    凡獸傳人的都是疫病。比如鼠疫,是老鼠,比如登革熱,是蚊子,都屬於疫病。


    除此之外都是瘟病。比如豬瘟,他就不會傳人隻會在豬中傳播。如果有一天豬瘟大規模傳染給人了,那就得改個名字叫豬疫。


    疫者,役也。說的不是病會讓人像服勞役一樣辛苦,而是說它會役使別的動物。


    之所以這樣區分,是因為瘟疫防治截然不同。


    前者隻需要考慮人,限製人,把人治好了就行了。後者除了人,還得處理所役使的生物,難度一下子提升了一個量級。


    另有一說,瘟病是氣溫急劇變化而產生的大規模疾病。疫病則是現代意義上的傳染病。


    但無論哪種說法,都顯而易見,瘟病一般都比疫病症狀要輕,治瘟病易,治疫病難。


    “第三步,要確認病勢進展。”張長貴囑咐:“病勢若進展緩慢,那我們便可以從容治病尋找治愈之法。但若病勢進展迅疾,我們也須做好最壞打算。”


    徐一真一時不解:“病勢?病情有輕有重。病勢也有緩有急麽?”


    張長貴聽他一問愣了一下,隨即了然:“原來如此。你們針醫,重病情輕病勢才有這番疑惑啊。”


    病勢便是病情發展方向、速度趨勢之類。病情不過是病史發展中那一刻的病症。


    針灸也是要講究病勢的。針灸治病講求下針時機,不知病勢發展時機就不好把握,治病就事倍功半。


    但有一說一,相比方劑來說,針灸對於把握病勢的要求還是略低的。


    張長貴問:“可見過燒開水麽?”


    徐一真莫名其妙點頭:“自然見過。”


    “爐灶旺火,燒鍋中水。鍋中水開,蒸汽肆意卻被鍋蓋擋住。燒水便如同我們人體。


    “爐灶中火,便是髒腑中陽氣,是我等活著的根本。


    “鍋中蒸汽,是皮膚間陽氣,所謂表陽,用以抵禦外邪。


    “鍋中水,是肌肉筋骨間陰氣,隔絕兩陽,使我體內陰陽輪轉才有生機。


    “鍋蓋,是我等皮膚,其上有小孔,一來體內若有多餘的陽氣便散溢掉,二來陽氣充斥小孔才能抵禦外邪。


    張長貴以燒水比喻人體。徐一真聽得新鮮,卻也不知他要說什麽。


    “若有日,蒸汽少了,或者因為外力,鍋蓋上有了更多小孔,蒸汽不足以充斥小孔。這便是外邪入侵。


    “外邪入侵之後,表陽,也就是蒸汽,散溢過多。症狀便是高熱、喉嚨疼、嗓音沙啞這類熱症。”


    徐一真恍然。針灸多是治症,卻並不怎麽關心其中緣由。雖然他知道,這些大概率在黃帝內經中講得明白。


    “人體裏外之陽互通。現在蒸汽散溢過多,爐火便會燒得更旺,希望能產生更多的蒸汽。於是便有咳喘、咳血、厭食、全身疼痛、便秘這類的髒腑熱症。不過此時爐火並未直接麵對邪氣,所以髒腑熱症要相對輕些。


    “此是病在肌膚。”


    “此時若不治療,或是外邪過旺,或者表陽散溢過多,蒸汽沒了,外邪直接麵對鍋中水,也就是陰氣。表麵熱症便會部分消失,轉而顯現出寒症來。


    “比如高燒之後體溫突然下降,喉嚨疼減輕或者消失,畏寒怕冷、麵色青白、虛弱無力之類。但此時表熱雖然消失、裏熱還在,因此髒腑熱症或在持續,甚至還在加重。”


    “此是,病在腠理。”


    “此時若不治療,爐火燒灼鍋中水,終至於水幹。外邪直入髒腑。此時寒症消失,熱症重新來臨。但此時的熱症是爐火之熱,而不是水汽之熱,所顯現出的熱症便會更加沉重。


    “比如頭暈眼花、精神昏聵,無法控製的高燒、出血、皮膚或者髒腑內的膿瘡諸如此類。”


    “此是,病在髒腑骨髓。”


    此時若不治療,外邪強盛終至於爐火熄滅。人便陷入絕死彌留之際,熱症表象消失,體溫持續下降,終至於寂滅。


    “此是,病之終。”


    徐一真禁不住都要鼓掌了。從未有一刻,他覺得病勢走向這麽明明白白。


    “我們隻須知曉病勢發展到哪一步,便可以對症下藥,遏製病勢,治好疾病了!”徐一真狠狠揮了下手,極為振奮。


    張長貴搖頭,並不樂觀:“此不過是簡單說說,實際遠比這複雜。


    “藥分寒熱,邪也分寒熱。寒邪熱邪症狀各有不同,更有可能勾動人體之毒,若寒熱之毒合並寒熱之邪,辯證就更加複雜了。”


    徐一真想了想,問:“為何我們非要辯證?為何不能隻治症?以症施藥,應該會方便快捷許多。”


    辯證的“證”,在現代更類似於西醫的思維,把幾個症狀合在一起,起一個名字,例如陰虛火熱證、氣虛濕熱證諸如此類的。跟西醫的啥啥啥綜合症差不多的意思。


    然後按照“證”開藥方。每個“證”的藥方就那幾個,“證”確定了,藥方自然也確定了。按方抓藥,也能治得了病,吃不死人。


    但最早時方派的辯證,要比這要難得多。須得先確認症狀,而後按照症狀去倒推藏象五行陰陽生克,同時考慮氣候、節氣、地理,不同因素交叉佐證,才能確診,而後才能開藥。


    所開的藥也須一一對應這些因素,兼顧君臣佐使。之後還須時刻關注病情變化,再加以增減。


    後世總有經方、時方之爭。但無論經方時方都有可取之處,能依仗成名醫的也少有偷梁換柱、坑蒙拐騙之徒。


    若是民間郎中,這套程序定然會有消減。畢竟這通下來,看一個病人絲毫不比針醫輕鬆,甚至還要更累。


    這也就難怪到後世,以證開藥這麽大行其道了,方便、快捷,關鍵又不是不能治病。至於說治病沒那麽快,就隻是微不足道的副作用了。


    張長貴作為正統太醫,自然遵循著這套程序。畢竟他看的不是皇親國戚,就是國公官員,要的就是膽大心細,謹慎小心。


    但這套放在治療瘟疫上,就顯得不合時宜。


    我這看完一個病人,怕是瘟疫都得擴展到十個人百個人身上了。


    “為何不能治症?”徐一真這話點醒了他。


    張長貴知自己陷入了知見障,慣性思維中。畢竟現在是治療瘟疫,可不是宮中治病,須得更加靈活才行。


    “兩位大人,碼頭到了。”外麵傳來六爺聲音:“情況有些不對。”


    徐、張兩人聽聞,掀開車簾往外看去,見馬車已經出了外郭的觀音門,正在江邊。


    洪武年間江邊的碼頭遠沒有明中後期的繁華,但絕不該像現在這樣的冷清。何止是冷清,簡直是死寂了。


    碼頭上一個人也沒有。船隻整齊碼放在岸邊,並不行走於南北兩岸。


    “船夫住在哪裏,我們去問問怎麽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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