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涉重大,自憐則無益於事務本身。


    可既然局麵擺在這,即使我坦然應對又能怎樣。


    向諸位大人直言:國公府已經有人送達消息,近期內不得脫獄,盡管來人未完全詳盡說明外界狀況,但以常理推敲,很可能如今在從獄室通往皇家大道上已經暗布了眾多言官。


    現在,隻需他們讓我這叛臣開口,便足以使我四周皆陷入封鎖,現場受審,迫令提供合他們心意的答案。


    看其態度顯露出無奈,年紀雖輕,終是承受不了陛下麾下滿朝文武的重壓所帶來的心誌煎熬。


    身處監牢的徐允恭,麵對皇上那莫名其妙的行徑,整個處境頓時陷入泥潭。


    而外部情勢正如魏國公所探知的一樣,群言官和諫士見自己上報的奏章尚未得到迴應,決定親自闖入,在大庭廣眾之下向這位曾經的權勢者提出疑問:


    「我們已遞交控告叛逆大臣的訴狀,請問您作為叛逆之人,何以此種手段傷害皇子,有何意圖?」


    顯然,此時的徐允恭陷入了兩難之境——原本被認為是帝心寵兒的他,現在卻成了背離綱常、忤逆王道之人。


    於此刻的大明國運危機之中,這位不以朝廷榮華為念,不願尋找對策拯救親生兄長的他,反而執意向國求戰,擴大兵事規模,用普通百姓的生命血與將士們的性命來換取私欲,謀求不平凡功業。


    」


    在另一方麵,鑒於徐家族係與燕王府殿下之間微妙的婚戀關係,這使得一旦徐允恭,這個小姨兄提議舍棄對姐夫生命的保護,轉而追求其他目標時,他在人們心中的形象就自然地遭到了指責,被認為不忠、不孝。


    此時,於秦淮河沿岸以及臨近的夫子廟一帶,已經有許多飽讀詩書的熱血年輕人聚集了起來。


    這批人,無論在知識層麵還是情感方麵,皆是對國家有著最深沉的忠誠和對抗違背正義之舉的決心。


    特別是在大明初年那段尚未完成科舉製度改革的時期內——對於許多人來說,讀書本身就是一種特權階級的特有享受,這特權主要針對商人家庭,而非普通商人家族。


    在科舉尚未全麵恢複的環境下,普通的商人家庭可能有足夠的財力聘請知名的儒士來教授自己的子女。


    但這樣的機會,僅限於權勢的頂峰——他們無從通過這條途徑為子女創造上行的空間。


    更令人注意到,這時期的統治者——有著一定曆史局限的朱元璋,繼承並強化了自古以來“重視農業,抑製商業”的政策策略。


    尤其是大明成立初期那十餘年內,對農民的重視達到了近乎嚴厲的地步。


    商賈如明代首富沈萬三,即便耗費其全部家產在應天府的城牆上,最後也隻是成為了城牆腳下的泥土,其人生最終歸結為一場悲劇。


    盡管朱元璋的抉擇在後世看來似乎限製了全社會的發展步伐,但對於當時的境況,無疑是正確且必要的行動。


    前元時代 ** 的管理方式如同對待散養,讓整個中華大地的資源自由流轉於地主和富豪手中。


    元廷派下官吏在最初的日子裏也試圖在當地積累權力後尋求自己的野心實現,這是一個生於“優勝劣汰”叢林規則下群體的本性使然,在一望無垠的大草原上,若不壯大自身,則很可能成為別人的獵物。


    而當這群來自遊牧文明的皇室分封者來到中原地區,才發現他們在大草原上所依賴的那一套與中原地區的地主之間的規則體係在這裏並不適用。


    這令擁有勇武傳統的蒙古族人在遼闊平原上遭遇了一場巨大的文化和社會環境挑戰。


    蒙古騎兵能夠四麵出擊,剿平各地叛亂勢力,但在麵對廣大的中華大地時,即便擁有龐大的軍隊規模,陷於社會治理戰爭中,其效能亦會大幅下降。


    更不用提被忽必烈領導的這支以漢族將領為主的蒙古勢力——他們是依靠手中的漢軍貴族才維持勢力的穩固。


    迴顧那段曆史可以發見,在當蒙古皇帝鐵木真逝世後,蒙古內部由於權力真空帶來的巨大矛盾,很快就顯現出來。


    在這個轉折點上,盡管在東方遙遠的角落,忽必烈無法完全掌控住遊牧力量的絕對支配權,但在最關鍵時刻他能掃除草原其他勢力的原因並非來自蒙古人的馬術武藝,而是一支由漢人地主讚助的漢軍團的支持。


    換言之,大元之所以在廣闊的領土上能夠短暫取得一些立足之地,並非由於皇室的統治技藝或勇武,而是在某種程度上的合縱聯盟。


    他們動用了漢人力量作為戰鬥資源,在朝堂立定之後,這部分力量自然獲得了相應的權力分布。


    這一進程並不為統治者意識主導,反而是無數財富投入、漢人性命代價交織出來的結果。


    這樣的狀態下,中華大地上陷入了一種近乎失控的管理模式中,本應該受到官方約束的中小地主打破了規則界限,對民眾的壓迫和掠奪已經超越了普通想象。


    到元末時,全國各地的反叛軍已經開始清算這些 ** 的殘酷統治。


    隨之而來的是,全境已經充滿了破壞和荒蕪。


    結果,朱元璋統一了明朝,繼承的是一個極其衰敗的局麵。


    在此情形下,優先使農民能夠快速恢複耕作和生活生產,重建原有秩序和恢複以往鄉村社會的狀態,才是朱元璋當時亟待處理的關鍵事務及唯一的解決方式。


    因此,在這種背景下,“重農業,輕商業”的戰略成為了首選策略,其原因正是出於這一局勢下的需求。


    現今,在夫子廟門前出現的學生,背後都有一些高階親屬在社會層麵上的支撐,這讓夫子廟的衙役們得知消息時,雖然迅速做出了反應,卻不敢直接幹預一群富家公子的事宜。


    所有人都明白這不會是他們的問題,若在這關鍵時刻出麵幹涉可能引起更激烈的反噬。


    因此,負責處理此事的衙役希望等上級的批示後行動。


    但看到那些氣憤的年輕人從廟內請出尊重要物時,哪怕是沒有讀書的和他們一樣的衙役都被這陣仗給震住了。


    “快,馬上去向府尹匯報這件事!”


    主管此刻已是心亂口舌打結了,他曾有過軍旅生涯,因功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知識培訓,故而看得分明那尊牌位最上端寫下了“至聖先師”四個巨大的漢字。


    不光是應天府的府尹,就連被關在監牢中沒有外出行動的徐允恭也瞬間收到了這則信息。


    終究,東廠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務就是在皇帝身邊收集情報,他們在整個帝都部署的情報員,比應天府的數目還要龐大。


    \"胡大人認為這事如何處理呢?\"


    得知這一消息,胡珂原本不願意發言,畢竟他自身地位不夠在這樣的場合下評論大事,不僅不會有效果,反而有些自取其辱的感覺。


    可是胡珂沒想到,他一邊安靜地喝著茶,悠閑地看著水麵波紋,居然成為了最先提出討論的那個焦點人物。


    “我們這些學生易於管控,先行引導他們走向行動,也算是一個傳統的處理方式。”


    但他知道,“咱們大明的國家建立依靠軍力與武力,特別是在現在的科舉還在重建的階段,學生的話語力量並不是多麽顯著。


    即便是我們集中所有學生的力量也無濟於事,在這個帝都會產生混亂,他們手中的力量與財富都不充足,試圖掀起風雨也許還能做到。


    但是過於高看自己了。”


    自從經曆了地下生活後,胡珂的心態有了很大的改變。


    閉塞環境下鍛煉出的聰明在他現在的光芒之中漸漸失去,加之他本身無意介入此次事件,所以麵對徐允恭提出的問題,他的思路沒有轉向深入。


    他隻是隨口說了些話作為應付答案。


    這種應付的迴答,當然逃不過徐允恭的眼睛。


    而讓胡珂沒有想到的是,徐允恭其實並不要求胡珂給出正式的答案——隻是希望能夠從胡珂處得到一句令人安心的話而已。


    在這緊急的關頭,他意識到想要解決問題,光憑個人智慧已經顯得力不從心。


    如果不用其他外部力量碰撞解決問題,就無法獲得平靜的日子。


    實際上,此時在徐允恭的心中對這批學生們並不需要太過憂慮:


    一來是因為深知帝都內的安保設施完善程度極高,根本不是一群未持兵刃的大學生能搞出混亂的。


    二來是因為他對於如今應天府內這些讀書人士的認知。


    甚至說在半年之前,他還與這次參與者中的多數有過同窗情誼。


    對於這群書生究竟擁有何種實力,徐允恭自己是有所了解的——因為他們多年來共同學習,一起領悟先賢教誨。


    故此,他知道這些人無法構成威脅,隻是成為別人利用的棋子。


    對於因為東廠情報未能及時上報導致 ** 的這種情況,現在對於徐允恭來說已經不值一提。


    他身上承擔的壓力已經不少,古人雲:“債多不愁”,這種小小過錯在他的眼中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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