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聽了這個名字，都細細咀嚼著。“新月”，聽起來確實挺清新脫俗的，也富有詩意，仿佛能夠勾起人們心中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李斯年繼續解釋道：“新月當空，雖隻有淺淺的纖弱的一彎，卻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它象征著我們的詩社，雖然現在還隻是一個小小的起點，但我們相信，隻要我們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夠創造出更加圓滿的未來。”
很多人已經認可了這個頗具小資情調的名字，再聽李斯年居然出口成章，脫口而出的幾句話就極具詩意，更加佩服起來，他們紛紛點頭表示讚同，覺得這個名字很符合一個詩社的氣質。
徐智摩也是泰戈爾的崇拜者，他最喜歡泰戈爾的那本《飛鳥集》。那本書裏的三百多首短詩，每首都值得細細品味。
而《新月集》他也有讀過，卻沒想到李斯年會拿來做詩社的名字。按他本意，直接叫新詩討論社就好，簡潔明了。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對於“新月社”這個名字的喜愛，覺得它與泰戈爾的詩歌有著某種奇妙的契合。
於是他讚同地說道：“好名字！泰戈爾先生的《新月集》謳歌的是童真和母愛，這些愛如同新月一般，溫柔而充滿力量，照亮著詩集的每一個角落。‘新月’象征著上升、新生、新的輪迴、新的時光，也是我輩對新文學、新思想的追求和態度。我相信，我們的詩社一定能夠像新月一樣，不斷上升，不斷創新，成為新文學的一股強大力量。”
李斯年精心設計的名字最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讚同，於是“新月社”這個名字就定了下來。
接下來，胡適之這個最初的發起人，當仁不讓地被推舉為了社長。倒是李斯年，被意外地推舉為了副社長，負責詩社的日常事務。這讓他有些受寵若驚，沒想到自己竟然能夠得到大家的如此信任和認可。
同樣是副社長的還有徐智摩和陳西瀅。
徐智摩還被任命為了編輯委員，他又拉著饒孟侃和朱湘等新詩創作比較活躍的幾人加入了他的編輯部，為《詩鐫周刊》的擴版做人才準備。
徐智摩計劃為《詩鐫周刊》增加一些新的欄目和內容，讓這份周刊更加豐富多彩，吸引更多的讀者。同時，他們也準備籌備新的專門的“新月社”社刊，為詩社成員提供一個更加廣闊的發表作品的平台。
陳西瀅被任命為了理論組委員，負責新詩創作理論方麵的總結。他也有籌劃，準備組織一些研討會和講座，邀請一些詩人和學者來為大家講解新詩創作的理論和技巧，提高社員的創作水平。
一周之後，《詩鐫周刊》改版前的最後一期正式發行。這一期的內容十分炸裂，除了刊登了胡適之所作的關於“新月社”成立的發言稿之外，還特意用了幾乎一整版的篇幅來刊登李斯年的詩作《七子之歌》及相應的評論文章。
結果就是，這一期的《詩鐫周刊》銷量空前，打破了周刊的銷售記錄，首印的一千五百份在一天之內便全部售罄，隨後又陸續加印了兩次，最終的總印數達到了驚人的四千份。
與平時兩千多份的銷量相比，這一數字幾乎翻了一倍。不僅如此，外埠的書商也紛紛前來訂購，使得《詩鐫周刊》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要知道，在此時的京津地區，銷量最大的報紙就是邵飄萍所創辦的《京報》，其最巔峰的銷量也僅僅隻有六千份左右。與之相比，《詩鐫周刊》作為一份專業性的刊物，其銷量確實非常可觀。
此時的《詩鐫周刊》已經遠銷至滬上、金陵、廣州等全國十幾個大城市。
隨著報紙的廣泛發行，李斯年的詩人形象和愛國之名也隨之樹立了起來。他在文壇上的聲望日益提高，成為了眾人矚目的焦點。
在滬上的榮氏兄弟、常兄和先生，以及李斯年的父親和大哥都仿佛重新認識了李斯年一般。他們驚訝地發現，離開僅僅不到半年時間，李斯年竟然已經成長為一位備受矚目的大詩人。
而在李斯年的聲名逐漸鵲起之時，他也收到了來自蔡校長的召見。
一天上完課後，他被叫到了蔡校長的辦公室。時隔幾個月，再一次步入蔡校長的辦公室，人物地點依舊未變，但蔡校長的態度卻更加熱情了幾分。
李斯年走進屋內，發現除了蔡校長之外，還有一位戴著眼鏡、蓄著濃密胡須的中年人。
蔡元培見狀，連忙介紹道：“這位是許壽裳先生，他是‘女高師’的校長，同時也是咱們的浙江同鄉，和我一樣都是紹興人。”
“女高師”是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簡稱，也是此時的北京“國立八校”之一。它是當時華國為數不多的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之一，為眾多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在民國初期，由於傳統觀念和社會習俗的影響，男女分校的現象較為普遍。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教育理念的發展，這種男女分校的製度逐漸受到了挑戰。
發展到了此時，在華國，初等教育階段和中等教育階段已經實現了男女同校就學，這為男女平等接受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在大學階段，男女同校的現象直到兩年前才被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所打破。那一年，北大首次招收女生，實現了男女同校的曆史性突破，為華國的高等教育開啟了新的篇章。
之前提到過，李雅琳和她的兩位閨蜜就是最早入學北大的女生之一，她們在這個時代也堪稱是進步女性了，以勇敢和堅定的步伐，邁出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一步。
然而，即使在北大、北師大等允許男女同校的國立高校，女生數量也相當稀少，一直徘徊在10人左右。
更多的大學女生還是選擇就讀專門的女校，“女高師”就是其中之一。此時華國國立高校中在校的女大學生總數不超過千人，而僅“女高師”一校就有三百餘人，因此它成為了華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鎮與中心，為眾多女性提供了追求知識和夢想的舞台。
李斯年繼續解釋道：“新月當空，雖隻有淺淺的纖弱的一彎，卻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它象征著我們的詩社，雖然現在還隻是一個小小的起點，但我們相信，隻要我們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夠創造出更加圓滿的未來。”
很多人已經認可了這個頗具小資情調的名字，再聽李斯年居然出口成章，脫口而出的幾句話就極具詩意，更加佩服起來，他們紛紛點頭表示讚同，覺得這個名字很符合一個詩社的氣質。
徐智摩也是泰戈爾的崇拜者，他最喜歡泰戈爾的那本《飛鳥集》。那本書裏的三百多首短詩，每首都值得細細品味。
而《新月集》他也有讀過，卻沒想到李斯年會拿來做詩社的名字。按他本意，直接叫新詩討論社就好，簡潔明了。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對於“新月社”這個名字的喜愛，覺得它與泰戈爾的詩歌有著某種奇妙的契合。
於是他讚同地說道：“好名字！泰戈爾先生的《新月集》謳歌的是童真和母愛，這些愛如同新月一般，溫柔而充滿力量，照亮著詩集的每一個角落。‘新月’象征著上升、新生、新的輪迴、新的時光，也是我輩對新文學、新思想的追求和態度。我相信，我們的詩社一定能夠像新月一樣，不斷上升，不斷創新，成為新文學的一股強大力量。”
李斯年精心設計的名字最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讚同，於是“新月社”這個名字就定了下來。
接下來，胡適之這個最初的發起人，當仁不讓地被推舉為了社長。倒是李斯年，被意外地推舉為了副社長，負責詩社的日常事務。這讓他有些受寵若驚，沒想到自己竟然能夠得到大家的如此信任和認可。
同樣是副社長的還有徐智摩和陳西瀅。
徐智摩還被任命為了編輯委員，他又拉著饒孟侃和朱湘等新詩創作比較活躍的幾人加入了他的編輯部，為《詩鐫周刊》的擴版做人才準備。
徐智摩計劃為《詩鐫周刊》增加一些新的欄目和內容，讓這份周刊更加豐富多彩，吸引更多的讀者。同時，他們也準備籌備新的專門的“新月社”社刊，為詩社成員提供一個更加廣闊的發表作品的平台。
陳西瀅被任命為了理論組委員，負責新詩創作理論方麵的總結。他也有籌劃，準備組織一些研討會和講座，邀請一些詩人和學者來為大家講解新詩創作的理論和技巧，提高社員的創作水平。
一周之後，《詩鐫周刊》改版前的最後一期正式發行。這一期的內容十分炸裂，除了刊登了胡適之所作的關於“新月社”成立的發言稿之外，還特意用了幾乎一整版的篇幅來刊登李斯年的詩作《七子之歌》及相應的評論文章。
結果就是，這一期的《詩鐫周刊》銷量空前，打破了周刊的銷售記錄，首印的一千五百份在一天之內便全部售罄，隨後又陸續加印了兩次，最終的總印數達到了驚人的四千份。
與平時兩千多份的銷量相比，這一數字幾乎翻了一倍。不僅如此，外埠的書商也紛紛前來訂購，使得《詩鐫周刊》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要知道，在此時的京津地區，銷量最大的報紙就是邵飄萍所創辦的《京報》，其最巔峰的銷量也僅僅隻有六千份左右。與之相比，《詩鐫周刊》作為一份專業性的刊物，其銷量確實非常可觀。
此時的《詩鐫周刊》已經遠銷至滬上、金陵、廣州等全國十幾個大城市。
隨著報紙的廣泛發行，李斯年的詩人形象和愛國之名也隨之樹立了起來。他在文壇上的聲望日益提高，成為了眾人矚目的焦點。
在滬上的榮氏兄弟、常兄和先生，以及李斯年的父親和大哥都仿佛重新認識了李斯年一般。他們驚訝地發現，離開僅僅不到半年時間，李斯年竟然已經成長為一位備受矚目的大詩人。
而在李斯年的聲名逐漸鵲起之時，他也收到了來自蔡校長的召見。
一天上完課後，他被叫到了蔡校長的辦公室。時隔幾個月，再一次步入蔡校長的辦公室，人物地點依舊未變，但蔡校長的態度卻更加熱情了幾分。
李斯年走進屋內，發現除了蔡校長之外，還有一位戴著眼鏡、蓄著濃密胡須的中年人。
蔡元培見狀，連忙介紹道：“這位是許壽裳先生，他是‘女高師’的校長，同時也是咱們的浙江同鄉，和我一樣都是紹興人。”
“女高師”是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簡稱，也是此時的北京“國立八校”之一。它是當時華國為數不多的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之一，為眾多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在民國初期，由於傳統觀念和社會習俗的影響，男女分校的現象較為普遍。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教育理念的發展，這種男女分校的製度逐漸受到了挑戰。
發展到了此時，在華國，初等教育階段和中等教育階段已經實現了男女同校就學，這為男女平等接受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在大學階段，男女同校的現象直到兩年前才被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所打破。那一年，北大首次招收女生，實現了男女同校的曆史性突破，為華國的高等教育開啟了新的篇章。
之前提到過，李雅琳和她的兩位閨蜜就是最早入學北大的女生之一，她們在這個時代也堪稱是進步女性了，以勇敢和堅定的步伐，邁出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一步。
然而，即使在北大、北師大等允許男女同校的國立高校，女生數量也相當稀少，一直徘徊在10人左右。
更多的大學女生還是選擇就讀專門的女校，“女高師”就是其中之一。此時華國國立高校中在校的女大學生總數不超過千人，而僅“女高師”一校就有三百餘人，因此它成為了華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鎮與中心，為眾多女性提供了追求知識和夢想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