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倫在登州推行的諸多改革，也讓他愈發深刻地明白了一句話：政治即妥協。
這裏的“妥協”，不是綏靖，不是說做事毫無底線，而是說任何施政，都要盡可能地滿足各個階層的訴求、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最大公約數。
王倫本人的江湖匪號，是“白衣秀士”，但是在大宋朝的科舉製度下，並沒有童生、秀才這一特權階層。
當然並不是說宋朝就沒有“秀才”這一稱唿，漢武帝時“秀才”就已經出現了，本意就是“優秀的人才”，屬於察舉製度下，對選拔人才的稱唿。
但因為犯了光武帝劉秀的名諱，所以就改為“茂才”，到了大宋朝，因為科舉分三場，即州府一級組織的解試，考中之後就可以稱為舉人；在東京城組織的全國範圍的省試，是由中書省或者禮部主持的，考中之後就屬於準進士。
第三場則是皇帝主持，考中後就錄取為進士。
大宋朝的製度，考中舉人後，若第二場考試未通過，那麽就要從頭再考，即舉人也算不得特權階層。
但是宋仁宗時，永興軍路華州華陰縣有位姓張的舉人，累試不第，幹脆與一位胡姓好友投奔彼時正在鬧獨立的西夏，改名為張元、吳昊，並協助李元昊建國稱帝，西夏至此獨立為一國。
宋仁宗康定二年，張元輔佐李元昊，在好水川之戰，大敗了宋軍，擊敗了大宋朝領兵的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夏竦、副使韓琦。
張元就在一處寺廟牆壁上題詩曰：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並署名“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隨大駕至此。”可謂是極盡嘲諷之能。
於是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被吹捧為“科舉千年龍虎榜”的那一屆，皇帝不得不改革科舉製度，連續五次中舉人而不入進士者，自動升級為進士；若殿試未通過，不再實行末位淘汰，而是仍舊授予進士出身。
故而大宋朝開國以來，舉辦了一百一十八次科舉考試，共錄取了進士六萬一千人。
而當今趙官家上台後，改革科舉，考生需要先通過縣試，再通過州一級別的府試，然後是省試、殿試，即多了一級縣試，而對於通過縣試的學子，民間就開始俗稱為秀才。
所以王倫得綽號“白衣秀士”，就是指他通過了縣試，但仍舊還是白身，不曾做官。隻是江湖好漢們多不理解，隻以為王倫喜穿白衣，實際上王倫穿灰色衣服反而更多。
至於蔣敬，若他有心科舉，能夠連續五次都能考中舉人，按照大宋朝的製度，那也是可以成為進士，從而做官的。隻是蔣敬對科舉也沒了信心，就此流落江湖。
因為錄取的進士太多，所以大宋朝的“冗官”問題就出現了，但不管是寄祿官還是職事官，大宋朝都奉行“高薪養廉”製度，比如當今趙官家政和年間，就下詔，以九品官階為定，一品官有百頃土地可以免稅，九品官則有十頃。
因此在大宋朝，國家朝廷財政收入，主要就麵向著占據不到一半土地的自耕農，占據一半以上土地的官員、大地主階層，也隻需要繳少量的稅務。
王倫在登州推行土地改革，就是對大地主階層動刀，這一刀砍得有點兒狠，為了盡可能平息這一階層的怨氣，王倫除了靠殺人立威之外，還得尋求其他辦法。
他的辦法就是大量減免附加在土地和商業行為上的雜稅，將多種雜稅合並，前後減免了四十多種雜稅。
由於登州已經不存在冗官、冗兵問題，王倫這麽一計算，發現他改革後，登州的歲入，理論上竟然與改革前大致等同，這就意味著貪汙、三冗問題，消耗了本該屬於朝廷收入的三分之一還要多！
這尼瑪難怪北宋要崩盤啊，難怪範仲淹、王安石先後推行新政和變法，王倫當真是對大宋朝的觀感，隨著他了解的越多，就刷新的越快。
大宋朝的文人，往往愛以“耕讀傳家”而標榜，王倫對此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所謂“耕”，就是大地主；所謂“讀”，就是掌握了讀書權，也就掌握了做官權。
從東漢時期，華夏就已經發展到了莊園經濟，大宋朝也同樣如此。就以被梁山打破的祝家莊為例，獨龍岡上三莊聯在一處，有自己的鐵匠鋪、釀酒坊、糧倉、莊內開設商鋪，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小城寨，內部生產和貿易，幾乎可以滿足百姓大部分生活需要。
而大宋朝的文人官員大地主們，實際上就掌握了一個又一個祝家莊這樣的莊園，通過佃租的雇傭關係，在占據的大量土地上，獲得了大量的產出，又通過莊園內部的農業初級加工業、手工業，開始涉足商業貿易。
所以官員、大地主、大商人，就成了三位一體，也是每一個有實力的家族必然發展的方向，假設祝家莊、曾頭市不曾得罪梁山，或許兩三代人之後，他們也能發展到家族出了官員，搖身一變成為特權階層。
所以王倫從大地主們身上割肉，再給他們減稅，最大的受害者、受益者，都是一批人，而王倫通過市舶司，實際上也是吸引了更多的人參與到海貿當中去。
如果這些措施仍舊不能滿足這一批人，那麽王倫還有最多一個辦法：提起刀子。
就在登州的諸多改革如火如荼進行中時，兩浙路傳來了一個壞消息：方臘丟棄了杭州城，向睦州逃去。
這個消息大大激勵了被梁山占據州縣的官員大地主階層們，他們紛紛覺得，方臘很快就會被朝廷大軍平定，朝廷下一步必然派大軍前來平定梁山，那麽他們的機會就來了！
於是按耐不住的齊州士紳首先發難，倉促間聚了千餘人，就要攻打曆城縣。駐守齊州的，是調迴去的林衝，他一麵領軍鎮壓，一麵向蕭嘉穗和王倫分別送緊急書信通報。
這裏的“妥協”，不是綏靖，不是說做事毫無底線，而是說任何施政，都要盡可能地滿足各個階層的訴求、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最大公約數。
王倫本人的江湖匪號，是“白衣秀士”，但是在大宋朝的科舉製度下，並沒有童生、秀才這一特權階層。
當然並不是說宋朝就沒有“秀才”這一稱唿，漢武帝時“秀才”就已經出現了，本意就是“優秀的人才”，屬於察舉製度下，對選拔人才的稱唿。
但因為犯了光武帝劉秀的名諱，所以就改為“茂才”，到了大宋朝，因為科舉分三場，即州府一級組織的解試，考中之後就可以稱為舉人；在東京城組織的全國範圍的省試，是由中書省或者禮部主持的，考中之後就屬於準進士。
第三場則是皇帝主持，考中後就錄取為進士。
大宋朝的製度，考中舉人後，若第二場考試未通過，那麽就要從頭再考，即舉人也算不得特權階層。
但是宋仁宗時，永興軍路華州華陰縣有位姓張的舉人，累試不第，幹脆與一位胡姓好友投奔彼時正在鬧獨立的西夏，改名為張元、吳昊，並協助李元昊建國稱帝，西夏至此獨立為一國。
宋仁宗康定二年，張元輔佐李元昊，在好水川之戰，大敗了宋軍，擊敗了大宋朝領兵的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夏竦、副使韓琦。
張元就在一處寺廟牆壁上題詩曰：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並署名“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隨大駕至此。”可謂是極盡嘲諷之能。
於是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被吹捧為“科舉千年龍虎榜”的那一屆，皇帝不得不改革科舉製度，連續五次中舉人而不入進士者，自動升級為進士；若殿試未通過，不再實行末位淘汰，而是仍舊授予進士出身。
故而大宋朝開國以來，舉辦了一百一十八次科舉考試，共錄取了進士六萬一千人。
而當今趙官家上台後，改革科舉，考生需要先通過縣試，再通過州一級別的府試，然後是省試、殿試，即多了一級縣試，而對於通過縣試的學子，民間就開始俗稱為秀才。
所以王倫得綽號“白衣秀士”，就是指他通過了縣試，但仍舊還是白身，不曾做官。隻是江湖好漢們多不理解，隻以為王倫喜穿白衣，實際上王倫穿灰色衣服反而更多。
至於蔣敬，若他有心科舉，能夠連續五次都能考中舉人，按照大宋朝的製度，那也是可以成為進士，從而做官的。隻是蔣敬對科舉也沒了信心，就此流落江湖。
因為錄取的進士太多，所以大宋朝的“冗官”問題就出現了，但不管是寄祿官還是職事官，大宋朝都奉行“高薪養廉”製度，比如當今趙官家政和年間，就下詔，以九品官階為定，一品官有百頃土地可以免稅，九品官則有十頃。
因此在大宋朝，國家朝廷財政收入，主要就麵向著占據不到一半土地的自耕農，占據一半以上土地的官員、大地主階層，也隻需要繳少量的稅務。
王倫在登州推行土地改革，就是對大地主階層動刀，這一刀砍得有點兒狠，為了盡可能平息這一階層的怨氣，王倫除了靠殺人立威之外，還得尋求其他辦法。
他的辦法就是大量減免附加在土地和商業行為上的雜稅，將多種雜稅合並，前後減免了四十多種雜稅。
由於登州已經不存在冗官、冗兵問題，王倫這麽一計算，發現他改革後，登州的歲入，理論上竟然與改革前大致等同，這就意味著貪汙、三冗問題，消耗了本該屬於朝廷收入的三分之一還要多！
這尼瑪難怪北宋要崩盤啊，難怪範仲淹、王安石先後推行新政和變法，王倫當真是對大宋朝的觀感，隨著他了解的越多，就刷新的越快。
大宋朝的文人，往往愛以“耕讀傳家”而標榜，王倫對此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所謂“耕”，就是大地主；所謂“讀”，就是掌握了讀書權，也就掌握了做官權。
從東漢時期，華夏就已經發展到了莊園經濟，大宋朝也同樣如此。就以被梁山打破的祝家莊為例，獨龍岡上三莊聯在一處，有自己的鐵匠鋪、釀酒坊、糧倉、莊內開設商鋪，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小城寨，內部生產和貿易，幾乎可以滿足百姓大部分生活需要。
而大宋朝的文人官員大地主們，實際上就掌握了一個又一個祝家莊這樣的莊園，通過佃租的雇傭關係，在占據的大量土地上，獲得了大量的產出，又通過莊園內部的農業初級加工業、手工業，開始涉足商業貿易。
所以官員、大地主、大商人，就成了三位一體，也是每一個有實力的家族必然發展的方向，假設祝家莊、曾頭市不曾得罪梁山，或許兩三代人之後，他們也能發展到家族出了官員，搖身一變成為特權階層。
所以王倫從大地主們身上割肉，再給他們減稅，最大的受害者、受益者，都是一批人，而王倫通過市舶司，實際上也是吸引了更多的人參與到海貿當中去。
如果這些措施仍舊不能滿足這一批人，那麽王倫還有最多一個辦法：提起刀子。
就在登州的諸多改革如火如荼進行中時，兩浙路傳來了一個壞消息：方臘丟棄了杭州城，向睦州逃去。
這個消息大大激勵了被梁山占據州縣的官員大地主階層們，他們紛紛覺得，方臘很快就會被朝廷大軍平定，朝廷下一步必然派大軍前來平定梁山，那麽他們的機會就來了！
於是按耐不住的齊州士紳首先發難，倉促間聚了千餘人，就要攻打曆城縣。駐守齊州的，是調迴去的林衝，他一麵領軍鎮壓，一麵向蕭嘉穗和王倫分別送緊急書信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