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廷試。


    李清臣的題目最終就是大宋試進士的最後題目,這場考試將大宋士子集團的分裂明明白白的撕開。大家聽到都是官員之間的互相攻訐傾軋,往往忽視了最大的那個士子底層群體,青衣學子。他們中很多人也許一輩子都中不了進士,也許很快就會步入官場,他們事實上是大多數。


    麵對這樣的考題,所有的考生事實都麵臨一個選擇,你的治政理念。持新黨理念的顯然歡欣鼓舞,侃侃而談,持舊黨理念則精心構思批判,反駁考題中對元佑政績的指責。當然,也有交白卷表明立場的人。


    大宋朝走到今天這一步,兩黨已經沒多少迴旋餘地。這可以稱得上從頭到腳士子的一次分裂。要知道,在試進士的考試,大宋是不廢黜人的,不論名次,你最差都是同進士出身。這些人過了今天就都是切切實實大宋朝的官!


    政事堂,關於名次的論定又陷入僵局。


    不論文章本身優劣,是把傾向新法的往上放還是舊製的往上呢?當科舉取士以政治傾向來論定,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誤區。


    範純仁這次異常後悔,當傾向決定一個剛入官場的進士的起點,這等於把治政的理念之爭又往下延伸。他很想和稀泥,把新舊兩種理念的摻和著放,這實在是沒辦法的辦法,也是個昏招,這沒解決問題,不過是把問題拚命掩蓋一下而已。


    範純仁為了這事和李清臣在趙煦麵前當麵爭執,他的話這兩個人還是聽進去,不管如何,把這事扯到整個士子中去,對事情百害而無一利,應該讓大家都有機會自己慢慢去分辨。更為重要的是,新法舊製從來就包含了好和不足。


    事情的發展是一個忠恕的範純仁無法左右的。


    翰林學士範祖禹為主的考官一係,直接把讚成元佑的文章名字前提,這本來就是他的理念,題目按李清臣的定了,李清臣文名太盛,蘇轍也沒攔住。那文章好壞我這個翰林學士現在管這個事,總能定。


    廷議不再過多贅述,這基本演變成了新舊兩黨的大對決,雙方扯破臉的爭論。


    趙煦明白他還是捅了個窟窿出來,在整個過程中,趙煦心向新法,但官員都是他的,政事堂的高官要換,中下層官員要調整,卻不用大動幹戈。趙煦的理想狀態是新黨官員為主,以新法主政,舊黨官員也有一定的勢力,形成牽製,也能查漏補缺。但事情一旦起頭,都不是他這個官家就能控住。


    朝廷這場爭論,趙煦必須表麵態度,把風向定下來。要不,這場爭論舊黨贏了,他所有的思路連個起頭的機會都沒有。


    這是一場劇烈的人士變動。


    翰林學士範祖禹被罷出知地方,禦史中丞李之純認為考評進士本就是翰林學士的職責,不肯附劾範祖禹,也被罷出知地方。其他中書舍人給事中一大批人外出。


    大宋朝廷用曾布為翰林學士,張商英為右正言。


    趙煦詔章惇入宮覲見,章惇這時候其實已經快到開封,他是來開封為淩霄宮題詞寫匾的。


    這個召見,朝堂所有人都明白趙煦下定決心用新法,章惇是新黨中碩果僅存的資曆最早的一批成員。還有個呂惠卿,隻是他已為新黨所不容。


    趙煦詔章惇進宮入對,這有點官家挑選臣子的意味,我問問你方略,你的治政和我相符,能力資曆足夠,啟用就是。


    範純仁連章求去,趙煦終究同意,罷右相出知潁川。


    ……


    這是趙煦親政的第一份進士榜單,這份榜單經過楊畏等新黨官員調整以後,凡是對元佑變政進行批駁的都往前提,部分名次靠前進士甚至直接要求朝廷啟用當年熙寧新法。


    士林風氣的轉變在於,不管榜單本身有沒有傾向性,進士的排名明明白白放榜出去,能參加試進士考本來大家差別就不大,沒有人會去把整個進士試卷通讀一遍,有心人也不過拿前幾名看看。排名靠前的進士在同科交流中會占據顯著的位置,他們的言論更引入注意,往往會影響更多的人。


    政事堂新黨的幾個人最初不過想找個新法的突破口,首先得大家來論這個法度。但事情的走向讓新舊兩法更加不容。底線怎麽拉低?就是這麽一步一步演變出來。


    王安石的《荊公新學》讓士子為之一震,新黨把它捧上神壇,部分考卷中都有這方麵的策論,就當時來說還不算影響特別大,當然取士的人開始有了偏向性。


    舊黨上台,恢複詩詞,取締相關策論,表麵上看舊黨贏了,實際不過是把這道裂痕加深,這個學說已經傳出去,本身也有其道理。這個做法幫王安石揚名,王安石在士林中本就影響極大,士子根據自身利益和新法相契的自然還是會去讀,倒是偏於舊製的人對這學生不屑一顧。這本身就是一種割裂。


    新黨這一次在殿試上通過考試讓士子做出選擇,這更是把分歧顯現化,對錯的本身在於新舊兩法的選擇。結局讓更多人不得不選邊站。要知道,新法舊製其都有可取之處,也有偏頗的地方。


    治政可以有偏向性,但各種學說都應該可以存在。作為士子中的上級階層,得給整個士子們空間,讓他們自己去探尋,去摘取發展完善。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法好的東西也慢慢會成為舊製的一部分。


    ……


    高太後最後這兩年,心中是有一定的悔意,她對新黨的打壓太狠,實際最後拜相的人,高太後是有意平衡一下舊黨,比如她後來屢屢想重用的範純仁、蘇頌和蘇軾等等人,包括一直的左相呂大防,不管是否躋身舊黨,他們更像溫和派。這些人更想把爭端限定在事,而不是人。


    人和事本就容易攪合一起,從高太後去世,到範純仁最後離去,半年不到的時間,政事堂再也沒有了曾經的大佬。高太後政事堂最後的結局隻是撕開了一個血淋淋的現實,底線再拉低,新舊兩黨越來越難以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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