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娜思生了一個大胖兒子，看起來強壯又健康。娜思在院子裏抱著他時，眼裏散發出喜悅的光芒。2008年年底，我們全家順道再次拜訪娜思和她先生，她把她兒子抱出來給我們的孩子看，小傢夥搖搖晃晃地走路時，娜思樂不可支。她迴到學校，修習美發的最後課程，她婆婆打算買下一間小店麵，讓娜思經營美容美髮的小生意。“我知道店名要取什麽，”她說，“就叫作‘尼可與伯納德9’。”在經歷了那麽多的波折與障礙後，她又重拾了生命的重心。那名曾經在妓院裏恐懼得發顫的女孩，已經被永遠埋葬了。
對我們而言，這則故事有三個教訓。
一、把女孩從妓院解救出來不僅複雜和困難，未來也是個未知數。解救她們有時候的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把重心放在預防及終止妓院運營上的原因。
二、永不放棄。幫助他人是困難重重且變量很多的，我們的介入不見得總是成功，但是成功是可能的，而這些勝利之舉無比重要。
三、即使如此廣泛的社會問題無法全麵解決，能夠減輕和緩和也是值得的。我們可能無法教育貧窮國家的“所有”女孩，或是防止“所有”婦女死於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裏的“所有”女孩解救出來，但是我們想到娜思的經歷，就想起一則夏威夷寓言，這是曾經擔任《紐約時報》攝影師的那卡·納撒尼爾告訴我們的，他本身是夏威夷人。
一名男子到了海灘，發現到處都是被潮汐沖刷上岸的海星。一個小男孩在海灘上邊走邊把海星撿起來丟迴海裏。“小子，你在做什麽？”男子問道，“海灘上有多少海星你知不知道？你怎麽做都沒用的啦！”男孩若有所思地停頓一會兒，又撿起一隻海星，把它丟迴海裏。“至少對這隻是絕對有用的。”他說。
第三章 學習大聲反抗
講理的人會調適自己以適應世界，不講理的人企圖調整世界來適應自己，因此所有的進步都有賴於不講理的人。
——蕭伯納
有那麽多婦女遭到綁架、販賣、強暴和虐待，原因之一是她們逆來順受，把苦水往肚裏吞，尤其是任由男人予取予求，這是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的女孩從小根深蒂固的心態，她們通常乖乖聽從指示，即便那個指示是麵帶微笑地一天讓人強暴20次。
這不是在怪罪受害者。女性受虐時乖乖接受，而沒有冒著被殺的風險反擊迴去，其實是有實際理由和文化因素的。但現實情況是，隻要婦女忍氣吞聲，虐待就會持續。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女孩尖叫反抗、逃離妓院，那麽拐賣的經營模式就會受到破壞。人販子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們往往找未受過教育的農村女孩下手，她們最有可能服從命令，默默接受命運的安排。如同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民權運動時所說：“我們一定要挺直腰杆，為自由而戰。沒有人可以騎著你，除非你自己彎下腰。”
當然，這是個微妙又棘手的問題。外國支持者們唿籲當地女孩冒不當的風險，這是很危險的。但是，幫助年輕婦女找到自己的聲音也是當務之急。教育和賦權訓練能夠讓女孩知道，女性氣質不等於順從，決斷力是可以培養的，婦女可以為自己發言。這正是我們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爾（nagpur）郊外的卡斯特巴納加（kasturba nagar）貧民窟看到的現象。
卡斯特巴納加的臭水溝滲透出汙水、臭味和絕望。當地居民是達利人（dalits）——碰不得的“賤民”。他們大多膚色黝黑，從服裝和舉止看得出來出身低下。他們住在彎曲泥土巷的簡陋小屋裏，每逢下雨，巷子就成了汙水和爛泥混雜的溝渠。卡斯特巴納加的男人大多拉人力車、當僕人或從事骯髒的體力工作，婦女則出去做幫傭或在家裏帶孩子。
烏莎在她居住的貧民窟附近。
（拍攝：那卡·納撒尼爾）
在這種幾乎失去了一切可能性的惡劣環境裏，竟有一名叫作烏莎·那拉亞尼（usha narayane）的年輕女子在逆境中甩掉了絕望。烏莎28歲，臉蛋圓潤，濃眉大眼，留著一頭烏黑的長髮。她雖然個子矮小，卻全身充滿活力。在印度這種地方，人們長期營養不良，身上的肉可能是地位和名望的象徵，而烏莎的體重正顯示了她的成功。她說起話來滔滔不絕。
她父親馬都卡·那拉亞尼也是賤民，但有高中學歷，目前在電話公司上班，這在當地算是一份好工作。烏莎的母親奧卡也是難得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雖然15歲就嫁人了，但是她讀到了九年級，閱讀書寫都難不倒她。父母皆認定小孩要接受紮實的教育，這才是脫離卡斯特巴納加之道。他們節衣縮食，省下每一盧比來用到孩子的教育上——果然每個孩子都闖出了一番事業，在一個從沒有人上過大學的貧民窟裏，那拉亞尼家的五個孩子，包括烏莎，都擁有大學學歷。
想到這樣的教育對女兒帶來的影響，烏莎的母親雖然歡喜，但也有點恐懼。“她什麽都不怕，”奧卡說，“任何人都嚇不到她。”烏莎大學畢業後拿到了酒店管理的學位，將來似乎一定會在印度某處管理一家高級酒店。她已經逃離了卡斯特巴納加，正準備接受一份工作。沒想到當她迴來探望家人時，卻遭遇了野心勃勃、誌得意滿的阿酷·亞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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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而言，這則故事有三個教訓。
一、把女孩從妓院解救出來不僅複雜和困難，未來也是個未知數。解救她們有時候的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把重心放在預防及終止妓院運營上的原因。
二、永不放棄。幫助他人是困難重重且變量很多的，我們的介入不見得總是成功，但是成功是可能的，而這些勝利之舉無比重要。
三、即使如此廣泛的社會問題無法全麵解決，能夠減輕和緩和也是值得的。我們可能無法教育貧窮國家的“所有”女孩，或是防止“所有”婦女死於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裏的“所有”女孩解救出來，但是我們想到娜思的經歷，就想起一則夏威夷寓言，這是曾經擔任《紐約時報》攝影師的那卡·納撒尼爾告訴我們的，他本身是夏威夷人。
一名男子到了海灘，發現到處都是被潮汐沖刷上岸的海星。一個小男孩在海灘上邊走邊把海星撿起來丟迴海裏。“小子，你在做什麽？”男子問道，“海灘上有多少海星你知不知道？你怎麽做都沒用的啦！”男孩若有所思地停頓一會兒，又撿起一隻海星，把它丟迴海裏。“至少對這隻是絕對有用的。”他說。
第三章 學習大聲反抗
講理的人會調適自己以適應世界，不講理的人企圖調整世界來適應自己，因此所有的進步都有賴於不講理的人。
——蕭伯納
有那麽多婦女遭到綁架、販賣、強暴和虐待，原因之一是她們逆來順受，把苦水往肚裏吞，尤其是任由男人予取予求，這是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的女孩從小根深蒂固的心態，她們通常乖乖聽從指示，即便那個指示是麵帶微笑地一天讓人強暴20次。
這不是在怪罪受害者。女性受虐時乖乖接受，而沒有冒著被殺的風險反擊迴去，其實是有實際理由和文化因素的。但現實情況是，隻要婦女忍氣吞聲，虐待就會持續。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女孩尖叫反抗、逃離妓院，那麽拐賣的經營模式就會受到破壞。人販子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們往往找未受過教育的農村女孩下手，她們最有可能服從命令，默默接受命運的安排。如同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民權運動時所說：“我們一定要挺直腰杆，為自由而戰。沒有人可以騎著你，除非你自己彎下腰。”
當然，這是個微妙又棘手的問題。外國支持者們唿籲當地女孩冒不當的風險，這是很危險的。但是，幫助年輕婦女找到自己的聲音也是當務之急。教育和賦權訓練能夠讓女孩知道，女性氣質不等於順從，決斷力是可以培養的，婦女可以為自己發言。這正是我們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爾（nagpur）郊外的卡斯特巴納加（kasturba nagar）貧民窟看到的現象。
卡斯特巴納加的臭水溝滲透出汙水、臭味和絕望。當地居民是達利人（dalits）——碰不得的“賤民”。他們大多膚色黝黑，從服裝和舉止看得出來出身低下。他們住在彎曲泥土巷的簡陋小屋裏，每逢下雨，巷子就成了汙水和爛泥混雜的溝渠。卡斯特巴納加的男人大多拉人力車、當僕人或從事骯髒的體力工作，婦女則出去做幫傭或在家裏帶孩子。
烏莎在她居住的貧民窟附近。
（拍攝：那卡·納撒尼爾）
在這種幾乎失去了一切可能性的惡劣環境裏，竟有一名叫作烏莎·那拉亞尼（usha narayane）的年輕女子在逆境中甩掉了絕望。烏莎28歲，臉蛋圓潤，濃眉大眼，留著一頭烏黑的長髮。她雖然個子矮小，卻全身充滿活力。在印度這種地方，人們長期營養不良，身上的肉可能是地位和名望的象徵，而烏莎的體重正顯示了她的成功。她說起話來滔滔不絕。
她父親馬都卡·那拉亞尼也是賤民，但有高中學歷，目前在電話公司上班，這在當地算是一份好工作。烏莎的母親奧卡也是難得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雖然15歲就嫁人了，但是她讀到了九年級，閱讀書寫都難不倒她。父母皆認定小孩要接受紮實的教育，這才是脫離卡斯特巴納加之道。他們節衣縮食，省下每一盧比來用到孩子的教育上——果然每個孩子都闖出了一番事業，在一個從沒有人上過大學的貧民窟裏，那拉亞尼家的五個孩子，包括烏莎，都擁有大學學歷。
想到這樣的教育對女兒帶來的影響，烏莎的母親雖然歡喜，但也有點恐懼。“她什麽都不怕，”奧卡說，“任何人都嚇不到她。”烏莎大學畢業後拿到了酒店管理的學位，將來似乎一定會在印度某處管理一家高級酒店。她已經逃離了卡斯特巴納加，正準備接受一份工作。沒想到當她迴來探望家人時，卻遭遇了野心勃勃、誌得意滿的阿酷·亞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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