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歐洲國家論定瑞典的實驗較為成功，開始趨向於採用相同模式。我們也希望美國的一些州能夠試著評估這樣的模式在美國是否可行。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這種難以達成共識、造成兩極化分裂的辯論，大多隻是在分散注意力而已。比如在印度，嚴格來說妓院是非法的，但是如同之前所說，它們卻無所不在。柬埔寨也是如此。在貧窮國家，法律通常無關痛癢，首都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們的焦點必須放在改變現實狀況上，而不是改變法律上。
美國國會在2000年往該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國會要求國務院發布年度《人口販賣問題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根據各國對付人口販賣的表現來排名，名次最低的國家就會受到國際製裁。這就意味著美國駐外大使館必須著手搜集人口販賣的相關資料，這還是頭一次。駐外大使要與當地外交部的官員展開討論，外交部也因此得把人口販賣列入重大關切事項，與核武器擴散及恐怖主義等量齊觀。這樣一來，各國的外交部就會詢問他們的警政署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麵的成果。
光是詢問，就能把問題提上日程。各國開始立法，布局突擊行動，匯整概要文件。皮條客發現賄賂警方的費用扶搖直上，利得也大幅降低了。
其實這個方式還可以更進一步。在美國國務院，處理人口販賣問題的辦公室已被邊緣化，甚至被放逐到另一棟辦公樓裏。要是國務卿公開積極地支持該辦公室，比如有相關的出差就帶領辦公室主任一同前往，則能提升人口販賣的曝光率。總統前往印度進行國事訪問時，可以拜訪“世界自救婦女”這樣的收容所。當初歐洲商議是否該讓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時，應該把人口販賣當成一項議題；對於土耳其而言，這點還來得及補救。7
主張強製取締的“大棒”手法應特別應用在處女販賣方麵。尤其在亞洲，這種交易在販賣收益方麵所占的比例極高，也是少女遭到綁架的原因。女孩一旦慘遭強暴，往往會認命地下海賣淫，直到死去。買方通常是富有的亞洲人——把這種人送一些去坐牢，就會形成良性循環：處女市場將快速萎縮，人販子集團將轉攻風險較低、利潤較高的營業項目，娼妓的平均年齡會提高，強迫賣淫的數量也會縮減。
我們在柬埔寨西瓦帕克村（svay pak）看到了上述的轉變。該村曾是全球性奴役情況最為嚴重的地方。尼可第一次到那裏時，在該村的妓院看見過七八歲的女孩。尼可假裝成客戶，獲準與一名被賣至妓院的13歲女孩交談，她正恐懼地等待售出初夜。後來美國國務院公布了《人口販賣問題報告》，嚴厲譴責柬埔寨，媒體曝光了柬埔寨奴役女孩的惡行，而“國際正義使命團”也在該處設立辦公室，西瓦帕克村因此成了性奴役的典型，柬埔寨政府認為妓院老闆送來的紅包不值得惹上國際輿論的煩擾與因此帶來的難堪，於是下令警方強製取締了妓院。
尼可拜訪西瓦帕克的最後兩三次，妓院並沒有明目張膽地讓女孩們在門口招攬客人，妓院前門也上了鎖鏈。妓院老闆以為尼可是客人，緊張兮兮地把他從後門帶入，然後叫一些妓女出來，但是人數似乎隻是之前的1/10。尼可要求看看小女孩或處女，老闆說他們必須安排一下，一兩天後才能帶一名來跟他會麵。這個跡象顯示，實質的進步是可能的。某種程度的賣淫可能會繼續存在，但是我們已經不再默默地任由性奴役橫行天下了。
解救女孩容易，防其重操舊業難
我們以舊時的方式，成為21世紀的奴隸主：我們支付現金，換取兩名女奴和兩張收據，接著就可對這兩名女孩為所欲為。
然而，把女孩從妓院解救出來是容易的，困難之處在於：防止她們再迴去。女孩們獲得自由後，迴到社會卻時刻感受到恥辱，再加上依賴毒品或受到皮條客的威脅，種種這些情況，往往導致她們重迴紅燈區。善意的救援人員不辭辛苦監視警方突擊檢查妓院，把女孩救出，帶迴收容所，給她們提供食物和醫療護理，最後卻看到她們攀爬後牆逃出去，這不能不讓人心灰意冷。
在柬埔寨西北部賣淫猖獗的地區，尼可與當時擔任《紐約時報》攝像師的那卡·納撒尼爾（naka nathaniel）有過兩次不尋常的購買經驗。到波貝鎮後，他們登記住進一晚八美元的賓館兼妓院。這次的採訪焦點是兩名十幾歲的少女娜思和茉姆，她們在不同的妓院賣淫。
娜思相當美麗，個子矮小、膚色較白，看起來十四五歲，但是她認為自己年紀還要大些。她不知道自己確切的生辰年月。被老鴇帶到尼可的房間後，她坐在床上，恐懼得發顫。她來到妓院才一個月，這是她的第一個外國客人。尼可需要口譯同時待在房間，這讓老鴇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還是隨了他們的意思。
娜思黑髮過肩，粉紅色的緊身t恤，同樣緊身的牛仔褲，腳上配雙涼鞋。她雖然臉頰豐腴，但是全身纖細，看起來弱不禁風。她臉上塗了一層厚厚的化妝品，跟整個人極不相稱，像是個偷偷把媽媽的化妝品拿來胡亂塗抹的小女孩。
尼可通過口譯詢問娜思的成長背景及家人情況。生澀的對談進行了一陣子之後，她逐漸平靜下來，不再顫抖，眼光大多時候瞟向牆角的電視，尼可剛才打開了電視，好遮掩他們的聲音。她簡短地迴答著問題，一副意興闌珊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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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這種難以達成共識、造成兩極化分裂的辯論，大多隻是在分散注意力而已。比如在印度，嚴格來說妓院是非法的，但是如同之前所說，它們卻無所不在。柬埔寨也是如此。在貧窮國家，法律通常無關痛癢，首都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們的焦點必須放在改變現實狀況上，而不是改變法律上。
美國國會在2000年往該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國會要求國務院發布年度《人口販賣問題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根據各國對付人口販賣的表現來排名，名次最低的國家就會受到國際製裁。這就意味著美國駐外大使館必須著手搜集人口販賣的相關資料，這還是頭一次。駐外大使要與當地外交部的官員展開討論，外交部也因此得把人口販賣列入重大關切事項，與核武器擴散及恐怖主義等量齊觀。這樣一來，各國的外交部就會詢問他們的警政署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麵的成果。
光是詢問，就能把問題提上日程。各國開始立法，布局突擊行動，匯整概要文件。皮條客發現賄賂警方的費用扶搖直上，利得也大幅降低了。
其實這個方式還可以更進一步。在美國國務院，處理人口販賣問題的辦公室已被邊緣化，甚至被放逐到另一棟辦公樓裏。要是國務卿公開積極地支持該辦公室，比如有相關的出差就帶領辦公室主任一同前往，則能提升人口販賣的曝光率。總統前往印度進行國事訪問時，可以拜訪“世界自救婦女”這樣的收容所。當初歐洲商議是否該讓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時，應該把人口販賣當成一項議題；對於土耳其而言，這點還來得及補救。7
主張強製取締的“大棒”手法應特別應用在處女販賣方麵。尤其在亞洲，這種交易在販賣收益方麵所占的比例極高，也是少女遭到綁架的原因。女孩一旦慘遭強暴，往往會認命地下海賣淫，直到死去。買方通常是富有的亞洲人——把這種人送一些去坐牢，就會形成良性循環：處女市場將快速萎縮，人販子集團將轉攻風險較低、利潤較高的營業項目，娼妓的平均年齡會提高，強迫賣淫的數量也會縮減。
我們在柬埔寨西瓦帕克村（svay pak）看到了上述的轉變。該村曾是全球性奴役情況最為嚴重的地方。尼可第一次到那裏時，在該村的妓院看見過七八歲的女孩。尼可假裝成客戶，獲準與一名被賣至妓院的13歲女孩交談，她正恐懼地等待售出初夜。後來美國國務院公布了《人口販賣問題報告》，嚴厲譴責柬埔寨，媒體曝光了柬埔寨奴役女孩的惡行，而“國際正義使命團”也在該處設立辦公室，西瓦帕克村因此成了性奴役的典型，柬埔寨政府認為妓院老闆送來的紅包不值得惹上國際輿論的煩擾與因此帶來的難堪，於是下令警方強製取締了妓院。
尼可拜訪西瓦帕克的最後兩三次，妓院並沒有明目張膽地讓女孩們在門口招攬客人，妓院前門也上了鎖鏈。妓院老闆以為尼可是客人，緊張兮兮地把他從後門帶入，然後叫一些妓女出來，但是人數似乎隻是之前的1/10。尼可要求看看小女孩或處女，老闆說他們必須安排一下，一兩天後才能帶一名來跟他會麵。這個跡象顯示，實質的進步是可能的。某種程度的賣淫可能會繼續存在，但是我們已經不再默默地任由性奴役橫行天下了。
解救女孩容易，防其重操舊業難
我們以舊時的方式，成為21世紀的奴隸主：我們支付現金，換取兩名女奴和兩張收據，接著就可對這兩名女孩為所欲為。
然而，把女孩從妓院解救出來是容易的，困難之處在於：防止她們再迴去。女孩們獲得自由後，迴到社會卻時刻感受到恥辱，再加上依賴毒品或受到皮條客的威脅，種種這些情況，往往導致她們重迴紅燈區。善意的救援人員不辭辛苦監視警方突擊檢查妓院，把女孩救出，帶迴收容所，給她們提供食物和醫療護理，最後卻看到她們攀爬後牆逃出去，這不能不讓人心灰意冷。
在柬埔寨西北部賣淫猖獗的地區，尼可與當時擔任《紐約時報》攝像師的那卡·納撒尼爾（naka nathaniel）有過兩次不尋常的購買經驗。到波貝鎮後，他們登記住進一晚八美元的賓館兼妓院。這次的採訪焦點是兩名十幾歲的少女娜思和茉姆，她們在不同的妓院賣淫。
娜思相當美麗，個子矮小、膚色較白，看起來十四五歲，但是她認為自己年紀還要大些。她不知道自己確切的生辰年月。被老鴇帶到尼可的房間後，她坐在床上，恐懼得發顫。她來到妓院才一個月，這是她的第一個外國客人。尼可需要口譯同時待在房間，這讓老鴇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還是隨了他們的意思。
娜思黑髮過肩，粉紅色的緊身t恤，同樣緊身的牛仔褲，腳上配雙涼鞋。她雖然臉頰豐腴，但是全身纖細，看起來弱不禁風。她臉上塗了一層厚厚的化妝品，跟整個人極不相稱，像是個偷偷把媽媽的化妝品拿來胡亂塗抹的小女孩。
尼可通過口譯詢問娜思的成長背景及家人情況。生澀的對談進行了一陣子之後，她逐漸平靜下來，不再顫抖，眼光大多時候瞟向牆角的電視，尼可剛才打開了電視，好遮掩他們的聲音。她簡短地迴答著問題，一副意興闌珊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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