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不虞黯然道：“我妻兒未能與我一道南逃，至今滯留在匈奴，也不知道他們過得怎樣。”
匈奴法律簡單，不似漢律繁瑣殘酷，也沒有株連一說，趙不虞的妻兒甚至於單的家小都不至於有性命之虞，但美貌的妻子多半要被別的男子霸占，想來終究是件令人鬱悶的事。
東方朔也不及安慰，與夷安公主匆匆出來宅邸，登上車子，直朝東市馳來。
長安有九市，以西市和東市最為知名，位於橫門以南，分立橫門大街東西，是長安最主要的兩大市集，也是全國商業最集中的地方。市場形製為方形，方二百六十六步，四周環築高牆，四方開闢有市門，每麵三門，共十二門，最左邊市門內有隸書“某市門”三字。市內街道為“十”字或“井”字形狀，稱為“隧”，縱橫交錯，隧的兩旁分列著商肆，每肆各有三至四列，如長廊式建築，分列成行，井然有序。
市中心則建有重簷的旗亭樓，高大壯觀，多至五層。樓下正中開門，樓上懸鼓，是管理市集的官吏的辦公場所。市集長官是市令，負責徵收市稅和管理市籍，下設丞、市掾、市門卒、市嗇夫等，分別負責按時啟閉市門、維護市場秩序、徵收市稅、管理商品價格等。
自秦商鞅變法，明確提出“重農抑商”後，秦漢兩代均以其為國策。漢初高帝劉邦為了恢復發展農業，進一步貶低商人地位，下詔書規定經商之人不得穿錦、繡、綺等高級織品裁製的衣服，不得攜帶武器，不得乘車騎馬，有市籍之人不得為宦做官。隨著社會生產的恢復，惠帝、呂後執政時，開始施行“無為而治”，對商人的限製逐漸放寬，下詔“復弛商賈之律”。到文帝時，又下詔通關渠，弛山澤之禁，允許民間百姓自行鑄錢、冶鐵、煮鹽等，促使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自文帝一朝以來，商業的利潤巨大，經商致富極為容易，不論經營那一種商品，隻要經營得法，就可獲取十分之五的利潤，即使不善於經營，也能得到十分之三的利潤，因而時有諺語稱：“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富商大賈腰纏萬貫，憑藉其豐厚的資財交結王侯，力過吏勢，與貴族、官僚平起平坐，被稱為“素封”。不少人甚至開始影響朝政，上幹王法，下亂吏治，併兼役使。譬如首倡馬邑之謀的聶壹就隻是個富商。而現任東市令王孫卿就是靠在東市賣鼓發家，積聚資財巨萬後，以財養士，與雄桀交，才被任命為東市令。許多王公大臣為巨利所吸引，也有不少悄悄涉足商業者。
同為長安的大市，西市和東市又各有分工，大有不同——西市以手工業作坊為主，東市則以商業為中心。西市主要有加工生產木製馬具、皮革製品、鐵器、陶器等各類日用品的手工作坊，一些打造兵器、鑄幣、製作陶俑的作坊則是由官府掌握。東市則是真正的市場貿易中心，商品種類繁多，大街兩邊布滿了各類店鋪，如飯店、酒肆、雜貨店、經營布匹綢緞的采帛行、柴火市、牲畜市場等，衣食住行應有盡有，甚至還有奴婢交易市場，無所不包。商販廣聚，顧客雲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所謂“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即是這種景象。正因為市場是眾人聚集之地，是理想的“刑人於市”的場所，許多被判棄市、磔屍死刑者都是在東市執行，死在這裏的名人不少，最著名的就是晁錯。
晁錯是景帝一朝的寵臣，任禦史大夫時力主削藩，即削奪諸侯王的封地、權力等，激起諸王強烈反對。晁錯之父勸兒子“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以免樹怨，晁錯不聽，其父遂憤然自殺，十天後，吳楚七國之亂爆發。這次叛亂遍及整個關東地區，形成東方諸王“合縱”攻漢的形勢，震動很大。領頭的吳王劉濞致書朝廷，聲稱起兵目的是“請誅晁錯，以清君側，恢復王國故地，安定劉氏社稷”。景帝聽信讒言，試圖以殺晁錯來換取諸侯王退兵。當日中尉陳嘉奉命來召晁錯上朝，晁錯上車後即被載到東市腰斬，當時晁錯還穿著朝服，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均棄市。但最終吳楚並沒有退兵，還是靠武力平息了叛亂。景帝終於明白諸侯王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自己錯殺了晁錯，嘆息道：“亦悔恨無及了！”
東市是夷安公主私下最愛來逛的地方，不為別的，隻因為這裏有許許多多的熟食店，菜餚陳列成鬧市，什麽枸杞蒸豬肉、韭菜炒雞蛋、細切的驢馬肉、煎熟的魚、冷醬雞、驢肉幹、狗肉脯、羊羔肉，還有小鳥肉、鹹醃魚、甜豆漿、熱米飯加炸肉等，甚至連最普通的黍米炸糕、豆羹、豆粥也做得與眾不同，有滋有味。她每每和女伴微服來逛，總也吃不夠，連劉陵也盛讚某家鬼食鋪子的豆漿和豆腐比她父王淮南王劉安[11]做得還好。
醫藥鋪子集中在東市南門一帶。順利尋到淳於醫鋪，淳於光正好在鋪子中指導幾名徒弟看病，聽東方朔問起前日一早到北闕甲第給匈奴太子於單治病之事，很是愕然，道：“老夫當日確實在甲第，不過卻不是為匈奴太子治病，而是在江都邸為江都王的小翁主治咳嗽。”
正說著，一輛極其華麗的車子停在醫鋪前，車上躍下一名彪形大漢，風風火火地直闖進來，嚷道：“細君小翁主又病了，還得勞煩淳於大夫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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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法律簡單，不似漢律繁瑣殘酷，也沒有株連一說，趙不虞的妻兒甚至於單的家小都不至於有性命之虞，但美貌的妻子多半要被別的男子霸占，想來終究是件令人鬱悶的事。
東方朔也不及安慰，與夷安公主匆匆出來宅邸，登上車子，直朝東市馳來。
長安有九市，以西市和東市最為知名，位於橫門以南，分立橫門大街東西，是長安最主要的兩大市集，也是全國商業最集中的地方。市場形製為方形，方二百六十六步，四周環築高牆，四方開闢有市門，每麵三門，共十二門，最左邊市門內有隸書“某市門”三字。市內街道為“十”字或“井”字形狀，稱為“隧”，縱橫交錯，隧的兩旁分列著商肆，每肆各有三至四列，如長廊式建築，分列成行，井然有序。
市中心則建有重簷的旗亭樓，高大壯觀，多至五層。樓下正中開門，樓上懸鼓，是管理市集的官吏的辦公場所。市集長官是市令，負責徵收市稅和管理市籍，下設丞、市掾、市門卒、市嗇夫等，分別負責按時啟閉市門、維護市場秩序、徵收市稅、管理商品價格等。
自秦商鞅變法，明確提出“重農抑商”後，秦漢兩代均以其為國策。漢初高帝劉邦為了恢復發展農業，進一步貶低商人地位，下詔書規定經商之人不得穿錦、繡、綺等高級織品裁製的衣服，不得攜帶武器，不得乘車騎馬，有市籍之人不得為宦做官。隨著社會生產的恢復，惠帝、呂後執政時，開始施行“無為而治”，對商人的限製逐漸放寬，下詔“復弛商賈之律”。到文帝時，又下詔通關渠，弛山澤之禁，允許民間百姓自行鑄錢、冶鐵、煮鹽等，促使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自文帝一朝以來，商業的利潤巨大，經商致富極為容易，不論經營那一種商品，隻要經營得法，就可獲取十分之五的利潤，即使不善於經營，也能得到十分之三的利潤，因而時有諺語稱：“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富商大賈腰纏萬貫，憑藉其豐厚的資財交結王侯，力過吏勢，與貴族、官僚平起平坐，被稱為“素封”。不少人甚至開始影響朝政，上幹王法，下亂吏治，併兼役使。譬如首倡馬邑之謀的聶壹就隻是個富商。而現任東市令王孫卿就是靠在東市賣鼓發家，積聚資財巨萬後，以財養士，與雄桀交，才被任命為東市令。許多王公大臣為巨利所吸引，也有不少悄悄涉足商業者。
同為長安的大市，西市和東市又各有分工，大有不同——西市以手工業作坊為主，東市則以商業為中心。西市主要有加工生產木製馬具、皮革製品、鐵器、陶器等各類日用品的手工作坊，一些打造兵器、鑄幣、製作陶俑的作坊則是由官府掌握。東市則是真正的市場貿易中心，商品種類繁多，大街兩邊布滿了各類店鋪，如飯店、酒肆、雜貨店、經營布匹綢緞的采帛行、柴火市、牲畜市場等，衣食住行應有盡有，甚至還有奴婢交易市場，無所不包。商販廣聚，顧客雲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所謂“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即是這種景象。正因為市場是眾人聚集之地，是理想的“刑人於市”的場所，許多被判棄市、磔屍死刑者都是在東市執行，死在這裏的名人不少，最著名的就是晁錯。
晁錯是景帝一朝的寵臣，任禦史大夫時力主削藩，即削奪諸侯王的封地、權力等，激起諸王強烈反對。晁錯之父勸兒子“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以免樹怨，晁錯不聽，其父遂憤然自殺，十天後，吳楚七國之亂爆發。這次叛亂遍及整個關東地區，形成東方諸王“合縱”攻漢的形勢，震動很大。領頭的吳王劉濞致書朝廷，聲稱起兵目的是“請誅晁錯，以清君側，恢復王國故地，安定劉氏社稷”。景帝聽信讒言，試圖以殺晁錯來換取諸侯王退兵。當日中尉陳嘉奉命來召晁錯上朝，晁錯上車後即被載到東市腰斬，當時晁錯還穿著朝服，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均棄市。但最終吳楚並沒有退兵，還是靠武力平息了叛亂。景帝終於明白諸侯王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自己錯殺了晁錯，嘆息道：“亦悔恨無及了！”
東市是夷安公主私下最愛來逛的地方，不為別的，隻因為這裏有許許多多的熟食店，菜餚陳列成鬧市，什麽枸杞蒸豬肉、韭菜炒雞蛋、細切的驢馬肉、煎熟的魚、冷醬雞、驢肉幹、狗肉脯、羊羔肉，還有小鳥肉、鹹醃魚、甜豆漿、熱米飯加炸肉等，甚至連最普通的黍米炸糕、豆羹、豆粥也做得與眾不同，有滋有味。她每每和女伴微服來逛，總也吃不夠，連劉陵也盛讚某家鬼食鋪子的豆漿和豆腐比她父王淮南王劉安[11]做得還好。
醫藥鋪子集中在東市南門一帶。順利尋到淳於醫鋪，淳於光正好在鋪子中指導幾名徒弟看病，聽東方朔問起前日一早到北闕甲第給匈奴太子於單治病之事，很是愕然，道：“老夫當日確實在甲第，不過卻不是為匈奴太子治病，而是在江都邸為江都王的小翁主治咳嗽。”
正說著，一輛極其華麗的車子停在醫鋪前，車上躍下一名彪形大漢，風風火火地直闖進來，嚷道：“細君小翁主又病了，還得勞煩淳於大夫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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