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法國蒙羞德國雪恥的歷史性時刻，興奮的元首跳起了快步舞。作為德方代表，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凱泰爾將軍也是喜不自勝，日後在迴憶錄裏，他這樣描述當時的心境：“……戰神在這裏雖然並不曾留下任何蹤跡，但是，對於我卻具有強烈的滄海桑田氣氛，其他出席典禮的人，也容或有此同感。當時在我內心裏，真可以說是百感交集；我覺得，這是我們對凡爾賽和約復仇的時刻，一種戰勝的自豪心情，以及緬懷在戰鬥中光榮殉國袍澤們的崇敬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之所以選擇貢比涅森林作為談判簽字的地點，凱泰爾在宣言裏說得一清二楚：那是為了用“一種糾正錯誤的正義行動來永遠消除法國歷史上並不光彩的一頁和德國人痛恨的歷史上的最大恥辱”。這位德國將軍斬釘截鐵地告訴法國人，對於停戰協定中的各項條款，要麽全部接受，要麽全盤拒絕，不能更改。
停戰協定簽署完十五分鍾，那節從法國的展覽館裏推到貢比涅森林鐵軌上來的車廂，又被工兵們動手運往柏林供人參觀。法國人引以為豪的象徵，轉瞬之間，又成了德國人展示國威的宣傳品。納粹不會放過利用這個“偉大時刻”的機會。紀錄這一時刻的宣傳片《新聞周報》，在德國所有的電影院裏放映，解說員格外強調它的歷史象徵意義。
當然，貢比涅森林裏法國人立的那塊大理石紀念碑，也得毀掉。因為石碑上銘刻著：“1918年11月11日，罪惡的、驕橫的德意誌帝國在此投降——被它企圖奴役的自由人民所擊敗。”
這迴，德國人過足了報仇雪恨的癮。德軍隻花了五周的工夫，就開進了宿敵法國的首都，比俾斯麥當年打敗拿破崙三世、進逼巴黎的時間還要短。德國人用鮮血洗刷了他們眼中的“凡爾賽恥辱”。阿爾薩斯、洛林失而復得。斯特拉斯堡的共和國廣場，變成了“俾斯麥廣場”，米盧茲也有了一條阿道夫·希特勒大街。要是法國小說家都德（1840—1897）活著，恐怕還得在百歲之年再寫一篇《最後一課》。
納粹德國確實是欺人太甚。但是德國人的欺辱，也不是無緣無故。法德兩國怨怨相報，由來已久。
1918年11月11日，還是在貢比涅森林。那迴，是福熙元帥（1851—1929）發威。當德國代表團的埃爾茲貝格議員提到“建議”時，福熙冷冷地說，不存在什麽建議的問題，難道德國代表團不是來請求停戰的麽？話像刺刀一樣鋒利、冰冷。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給。沒轍的埃爾茲貝格，也隻能在車廂裏含恨撂下一句“一個七千萬人的國家雖災難深重，但並沒有滅亡”。言外之意，烽煙雖滅，火種尚在。
這一年，拿破崙三世的老婆歐仁妮（1826—1920）92歲。她說，她感謝上蒼讓她活著看到了“復仇之年”。對於德國人給她帶來的家國之恥，老太太一直含恨在心。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時，西線響起了停戰喇叭。硝煙散，恨未消。法國朝野，像歐仁妮老太太一樣，不想放過復仇的機會。法國大部分輿論都支持克裏孟梭的主張，那就是簽訂一個苛刻的“交納賠款的”和約，也就是1871年俾斯麥強加於法國人頭上的那種和約。在談判期間，《晨報》發起了一場“德國佬應該賠款”的運動。
飽受苦難的法國人，要求對德國進行徹底報復，這不奇怪。一戰使法國人財兩失。不僅喪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140萬人死亡和失蹤，大約300萬人受傷，而且負債纍纍。法國1918年的預算赤字高達180億法郎，並且還欠美國160億法郎，欠英國130億法郎。慘勝的法國，身受重創，精疲力竭。
勝利的喜悅，跟德國的舊怨新仇，交織在一起。對法國來說，往事簡直不堪迴首。百年之中，首都巴黎竟然五次目睹普魯士軍人的刀光劍影。一個大國蒙受這般屈辱，這在世界歷史上也不多見。許多經歷過1870年普法戰爭的人還活著，屈辱和痛苦的記憶還活著。法國五十年來一直生活在德國崛起的陰影之下。它憋著一肚子的惡氣。鏖戰四年，好不容易熬到了勝利之日，如果哪位領導人在談判桌前輕言放棄報復，正如邱吉爾所言，“那就非倒黴不可”。
在這樣一種氛圍裏，美國總統威爾遜對“沒有勝利的和平”的企盼，註定了隻能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歐洲的戰勝國，沒有一個願意自己兩手空空。最初，法國獅子大張口，提出要德國賠款的總額，高達6000億—8000億金馬克。在英國，“掏盡德國人的腰包”，則成了首相勞合·喬治的競選口號。
對那些沉浸在勝利的喜悅和復仇的快感之中的國度來說，科隆市市長阿登納對德法和解的唿籲，無異於對牛彈琴。1919年2月1日，這位未來聯邦德國的總理，在科隆市政廳的漢薩禮堂擺事實講道理：“德國和法國世代相仇。德法兩國之間的爭執和鬥爭已翻來復去進行了好幾百年……德國現今癱瘓在地。不言而喻，法國一方不可能認為目前這種狀況能確保自身今後的安全。德國目前雖然完全癱瘓，但鐵的事實是德國有6500萬人——我隻說大約數字——而法國的人口為3500萬-4000萬。德國將會從它目前的癱瘓狀態中重新站起來。誰也不知道德國多少年後才能站起來，但德國將會站起來則是肯定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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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選擇貢比涅森林作為談判簽字的地點，凱泰爾在宣言裏說得一清二楚：那是為了用“一種糾正錯誤的正義行動來永遠消除法國歷史上並不光彩的一頁和德國人痛恨的歷史上的最大恥辱”。這位德國將軍斬釘截鐵地告訴法國人，對於停戰協定中的各項條款，要麽全部接受，要麽全盤拒絕，不能更改。
停戰協定簽署完十五分鍾，那節從法國的展覽館裏推到貢比涅森林鐵軌上來的車廂，又被工兵們動手運往柏林供人參觀。法國人引以為豪的象徵，轉瞬之間，又成了德國人展示國威的宣傳品。納粹不會放過利用這個“偉大時刻”的機會。紀錄這一時刻的宣傳片《新聞周報》，在德國所有的電影院裏放映，解說員格外強調它的歷史象徵意義。
當然，貢比涅森林裏法國人立的那塊大理石紀念碑，也得毀掉。因為石碑上銘刻著：“1918年11月11日，罪惡的、驕橫的德意誌帝國在此投降——被它企圖奴役的自由人民所擊敗。”
這迴，德國人過足了報仇雪恨的癮。德軍隻花了五周的工夫，就開進了宿敵法國的首都，比俾斯麥當年打敗拿破崙三世、進逼巴黎的時間還要短。德國人用鮮血洗刷了他們眼中的“凡爾賽恥辱”。阿爾薩斯、洛林失而復得。斯特拉斯堡的共和國廣場，變成了“俾斯麥廣場”，米盧茲也有了一條阿道夫·希特勒大街。要是法國小說家都德（1840—1897）活著，恐怕還得在百歲之年再寫一篇《最後一課》。
納粹德國確實是欺人太甚。但是德國人的欺辱，也不是無緣無故。法德兩國怨怨相報，由來已久。
1918年11月11日，還是在貢比涅森林。那迴，是福熙元帥（1851—1929）發威。當德國代表團的埃爾茲貝格議員提到“建議”時，福熙冷冷地說，不存在什麽建議的問題，難道德國代表團不是來請求停戰的麽？話像刺刀一樣鋒利、冰冷。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給。沒轍的埃爾茲貝格，也隻能在車廂裏含恨撂下一句“一個七千萬人的國家雖災難深重，但並沒有滅亡”。言外之意，烽煙雖滅，火種尚在。
這一年，拿破崙三世的老婆歐仁妮（1826—1920）92歲。她說，她感謝上蒼讓她活著看到了“復仇之年”。對於德國人給她帶來的家國之恥，老太太一直含恨在心。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時，西線響起了停戰喇叭。硝煙散，恨未消。法國朝野，像歐仁妮老太太一樣，不想放過復仇的機會。法國大部分輿論都支持克裏孟梭的主張，那就是簽訂一個苛刻的“交納賠款的”和約，也就是1871年俾斯麥強加於法國人頭上的那種和約。在談判期間，《晨報》發起了一場“德國佬應該賠款”的運動。
飽受苦難的法國人，要求對德國進行徹底報復，這不奇怪。一戰使法國人財兩失。不僅喪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140萬人死亡和失蹤，大約300萬人受傷，而且負債纍纍。法國1918年的預算赤字高達180億法郎，並且還欠美國160億法郎，欠英國130億法郎。慘勝的法國，身受重創，精疲力竭。
勝利的喜悅，跟德國的舊怨新仇，交織在一起。對法國來說，往事簡直不堪迴首。百年之中，首都巴黎竟然五次目睹普魯士軍人的刀光劍影。一個大國蒙受這般屈辱，這在世界歷史上也不多見。許多經歷過1870年普法戰爭的人還活著，屈辱和痛苦的記憶還活著。法國五十年來一直生活在德國崛起的陰影之下。它憋著一肚子的惡氣。鏖戰四年，好不容易熬到了勝利之日，如果哪位領導人在談判桌前輕言放棄報復，正如邱吉爾所言，“那就非倒黴不可”。
在這樣一種氛圍裏，美國總統威爾遜對“沒有勝利的和平”的企盼，註定了隻能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歐洲的戰勝國，沒有一個願意自己兩手空空。最初，法國獅子大張口，提出要德國賠款的總額，高達6000億—8000億金馬克。在英國，“掏盡德國人的腰包”，則成了首相勞合·喬治的競選口號。
對那些沉浸在勝利的喜悅和復仇的快感之中的國度來說，科隆市市長阿登納對德法和解的唿籲，無異於對牛彈琴。1919年2月1日，這位未來聯邦德國的總理，在科隆市政廳的漢薩禮堂擺事實講道理：“德國和法國世代相仇。德法兩國之間的爭執和鬥爭已翻來復去進行了好幾百年……德國現今癱瘓在地。不言而喻，法國一方不可能認為目前這種狀況能確保自身今後的安全。德國目前雖然完全癱瘓，但鐵的事實是德國有6500萬人——我隻說大約數字——而法國的人口為3500萬-4000萬。德國將會從它目前的癱瘓狀態中重新站起來。誰也不知道德國多少年後才能站起來，但德國將會站起來則是肯定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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