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應了孟德斯鳩那段名言：“國民所享的自由越多，便越可征較重的賦稅，國民所受的奴役越重，便越不能不寬減賦稅。這是通則。過去到現在一直是如此；將來也將永遠如此。”孟德斯鳩說：“大多數共和國可以增加賦稅，因為國民相信賦稅是繳納給自己的，因此願意納稅，而且由於政體性質的作用，通常都有力量納稅。”
相比之下，確實像英國政治家柏克所說的那樣，“專製的政權，是一個無能的籌款者”。因為在專製國家，會永遠困惑於無法確知賦稅輕重的界限，永遠無法讓國民心甘情願納稅。十七世紀，曾擔任過駐海牙大使的英國政治家威廉·坦普爾爵士說過，“西班牙強征於荷蘭的賦稅，較之荷蘭加諸自己的，少十倍不止，荷蘭卻不接受，而要反抗”。柏克稱他“說得沒錯”。在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人均稅負占人均收入的比率，也差不多是法國的2倍。若僅看稅負占人均收入比率的高低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橫徵暴斂，那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英國比法國更像是一個橫徵暴斂的國家。由此可見，單憑稅負輕重多少，是無法判斷是否屬於國民無法接受的苛政，無法承受的稅痛。
最為關鍵的稅痛，是對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傷害，而非稅額的多少。在柏克看來，“人在權利上所受的傷害之深，與在錢袋上受到的傷害之大，是可以同樣之甚的。一項剝奪人民之全部自由的法案，未必使其財產大受損失。人在大路上被搶了兩文錢，使他大為憤惱的，主要不在於這兩便士。”苛政、虐政也好，暴政也罷，並非得是把人逼得沒有活路，榨幹最後一滴油。
一言蔽之，橫徵暴斂或輕徭薄賦，不是個百分比多少的數字問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學原理》中就說：“……在一個憲政國家，由於人民自己的意識，捐稅反而增多了。沒有一個國家，其人民應繳納的的捐稅有象英國那樣多的。”沒有人民的自治，政府攤派征繳，無論多少，都屬於暴斂橫徵。倘若以當年漢普登和他家鄉山民的標準，或者以傑斐遜們的觀念，中國自秦漢至滿清覆亡的賦稅，無論數量大小，都屬橫徵暴斂，都是苛政、虐政。這才是最為深重的稅痛。沒有或者缺乏這樣的稅痛感，就沒有或者缺乏憲政民主的精神和心理基礎。換言之，賦稅製度影響一國人民的精神麵貌，反映一國人民的精神麵貌。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賦稅製度；有什麽樣的賦稅製度，就需要什麽樣的人民。
須小心看待的力量
大國之大，給人最為直觀的印象，就是兵強馬壯，軍力雄厚。而維持給人印象深刻的軍力所需滾滾的財源，則是民脂民膏。
如何確保人民血汗維持的軍力絕不至於演變為人民的異己力量，淪為任何強人或集團對內對外一逞私慾的冒險資本，是千百年來人們竭力探索的政治難題之一。而探索之路上，難得順風順水，有成功的寶貴經驗，也有失敗的慘痛教訓。
“憑刀所予的權力”
哈林頓（1611—1677）是英國革命的見證者。
查理一世被俘後的時光，就是在他的陪伴下度過。平日裏兩人私誼甚篤，話也投緣，然而隻要哈林頓談大洋國的共和國理想，查理一世一聽就煩。
不過，通往共和國之路上的障礙，並非隻是查理一世這樣的君王。等到砍掉國王的頭顱，共和的絢麗霞光，依舊沒有照臨大不列顛。克倫威爾成了終身護國公。用跟他同時代的克拉倫頓（1609—1674）的話來說，“盡管沒有國王的頭銜，然而他擁有的權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國王都望塵莫及。”克倫威爾照樣對哈林頓的共和國理想不感興趣。
在1649年，也就是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那年，哈林頓開始寫他的《大洋國》。這部政治小說裏，主人公奧爾佛斯·麥加利托在革命成功之後，辭卻執政官一職，退隱鄉間。一看便知，是想假借這個虛構的大洋國執政官，諷諫克倫威爾也功成身退。克倫威爾不齒這一套。他說：“人家以刀劍打下的江山，豈能因一粒紙彈的攻擊而輕易放棄？”還下令扣留哈林頓的書稿，不準出版發行。
克倫威爾不是辛辛那圖斯。共和主義者心目中高貴的政治美德，在戀棧的政治家眼裏則是不諳世事的政治幼稚。
不過，哈林頓的運氣不算太糟。通過疏通克倫威爾的女兒，被扣押的《大洋國》書稿又物歸原主，並在1656年秋得以印行。雖說克倫威爾也是個狠角色，權勢甚於昔日的查理一世父子，但英國畢竟不是明清帝國，無論是查理一世還是克倫威爾，都不可與中國製度下秦皇漢武的威勢同日而語。所以今天全世界的讀者還能有幸讀到如此淺直而又精彩的段落：
如果有兩三千人對於祖國抱著滿腔熱忱，但是赤手空拳地遇到了一批僱傭兵，試問這些人又能算什麽呢？如果那些僱傭兵走到場地來說道，“先生們，你們最好選某某人，”試問你們還有自由嗎？他們要是說，“先生們，議會誠然是非常之好，但你們應當少安毋躁，因為現在不適於他們行事，”試問你們的共和國還能存在嗎？
事實上，克倫威爾就是用這樣的手法對付議會。
1648年12月6日，迴到倫敦的克倫威爾，派普萊德上校帶著龍騎兵，把住議會大廈的各個道口，驅逐了大約140名長老會議員。其中41人遭到逮捕。查理一世何嚐有過“普萊德大清洗”這樣的大手筆？當幾個議員問腰挎佩刀的休·彼得，憑什麽拘捕他們，得到的迴答是：“憑刀所予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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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確實像英國政治家柏克所說的那樣，“專製的政權，是一個無能的籌款者”。因為在專製國家，會永遠困惑於無法確知賦稅輕重的界限，永遠無法讓國民心甘情願納稅。十七世紀，曾擔任過駐海牙大使的英國政治家威廉·坦普爾爵士說過，“西班牙強征於荷蘭的賦稅，較之荷蘭加諸自己的，少十倍不止，荷蘭卻不接受，而要反抗”。柏克稱他“說得沒錯”。在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人均稅負占人均收入的比率，也差不多是法國的2倍。若僅看稅負占人均收入比率的高低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橫徵暴斂，那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英國比法國更像是一個橫徵暴斂的國家。由此可見，單憑稅負輕重多少，是無法判斷是否屬於國民無法接受的苛政，無法承受的稅痛。
最為關鍵的稅痛，是對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傷害，而非稅額的多少。在柏克看來，“人在權利上所受的傷害之深，與在錢袋上受到的傷害之大，是可以同樣之甚的。一項剝奪人民之全部自由的法案，未必使其財產大受損失。人在大路上被搶了兩文錢，使他大為憤惱的，主要不在於這兩便士。”苛政、虐政也好，暴政也罷，並非得是把人逼得沒有活路，榨幹最後一滴油。
一言蔽之，橫徵暴斂或輕徭薄賦，不是個百分比多少的數字問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學原理》中就說：“……在一個憲政國家，由於人民自己的意識，捐稅反而增多了。沒有一個國家，其人民應繳納的的捐稅有象英國那樣多的。”沒有人民的自治，政府攤派征繳，無論多少，都屬於暴斂橫徵。倘若以當年漢普登和他家鄉山民的標準，或者以傑斐遜們的觀念，中國自秦漢至滿清覆亡的賦稅，無論數量大小，都屬橫徵暴斂，都是苛政、虐政。這才是最為深重的稅痛。沒有或者缺乏這樣的稅痛感，就沒有或者缺乏憲政民主的精神和心理基礎。換言之，賦稅製度影響一國人民的精神麵貌，反映一國人民的精神麵貌。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賦稅製度；有什麽樣的賦稅製度，就需要什麽樣的人民。
須小心看待的力量
大國之大，給人最為直觀的印象，就是兵強馬壯，軍力雄厚。而維持給人印象深刻的軍力所需滾滾的財源，則是民脂民膏。
如何確保人民血汗維持的軍力絕不至於演變為人民的異己力量，淪為任何強人或集團對內對外一逞私慾的冒險資本，是千百年來人們竭力探索的政治難題之一。而探索之路上，難得順風順水，有成功的寶貴經驗，也有失敗的慘痛教訓。
“憑刀所予的權力”
哈林頓（1611—1677）是英國革命的見證者。
查理一世被俘後的時光，就是在他的陪伴下度過。平日裏兩人私誼甚篤，話也投緣，然而隻要哈林頓談大洋國的共和國理想，查理一世一聽就煩。
不過，通往共和國之路上的障礙，並非隻是查理一世這樣的君王。等到砍掉國王的頭顱，共和的絢麗霞光，依舊沒有照臨大不列顛。克倫威爾成了終身護國公。用跟他同時代的克拉倫頓（1609—1674）的話來說，“盡管沒有國王的頭銜，然而他擁有的權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國王都望塵莫及。”克倫威爾照樣對哈林頓的共和國理想不感興趣。
在1649年，也就是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那年，哈林頓開始寫他的《大洋國》。這部政治小說裏，主人公奧爾佛斯·麥加利托在革命成功之後，辭卻執政官一職，退隱鄉間。一看便知，是想假借這個虛構的大洋國執政官，諷諫克倫威爾也功成身退。克倫威爾不齒這一套。他說：“人家以刀劍打下的江山，豈能因一粒紙彈的攻擊而輕易放棄？”還下令扣留哈林頓的書稿，不準出版發行。
克倫威爾不是辛辛那圖斯。共和主義者心目中高貴的政治美德，在戀棧的政治家眼裏則是不諳世事的政治幼稚。
不過，哈林頓的運氣不算太糟。通過疏通克倫威爾的女兒，被扣押的《大洋國》書稿又物歸原主，並在1656年秋得以印行。雖說克倫威爾也是個狠角色，權勢甚於昔日的查理一世父子，但英國畢竟不是明清帝國，無論是查理一世還是克倫威爾，都不可與中國製度下秦皇漢武的威勢同日而語。所以今天全世界的讀者還能有幸讀到如此淺直而又精彩的段落：
如果有兩三千人對於祖國抱著滿腔熱忱，但是赤手空拳地遇到了一批僱傭兵，試問這些人又能算什麽呢？如果那些僱傭兵走到場地來說道，“先生們，你們最好選某某人，”試問你們還有自由嗎？他們要是說，“先生們，議會誠然是非常之好，但你們應當少安毋躁，因為現在不適於他們行事，”試問你們的共和國還能存在嗎？
事實上，克倫威爾就是用這樣的手法對付議會。
1648年12月6日，迴到倫敦的克倫威爾，派普萊德上校帶著龍騎兵，把住議會大廈的各個道口，驅逐了大約140名長老會議員。其中41人遭到逮捕。查理一世何嚐有過“普萊德大清洗”這樣的大手筆？當幾個議員問腰挎佩刀的休·彼得，憑什麽拘捕他們，得到的迴答是：“憑刀所予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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