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愁破敗的德國，前景也堪憂。1946年的產值隻及1936年的三分之一。1948年3月路德維希·艾哈德出任法蘭克福經濟委員會主席，可謂是臨危受命。在1954年5月的一次演講中，他曾這樣描述出任主席之初時的德國境況：“在這個時期，人們在德國預計每個德國人每5年會得到一個碟子，每12年得到一雙鞋，每50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裝，所以隻有五分之一的嬰兒才能睡在繈褓中，三分之一的德國人有可能安葬在棺木中。”
就在這種物質嚴重匱乏的形勢下，艾哈德斷然廢除了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的配給製，取消了對工資和物價的一切管製措施。
在很多人看來，艾哈德下的是一步險棋，一步不會成功的險棋。
法蘭克福經濟委員會中的社會民主黨人預言：如果現在讓德國經濟經受“自由價格的磨練，猶如把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投入冰冷的水中”。
一位美國陸軍上校也責問艾哈德：“在到處都缺少糧食的情況下，你怎麽竟敢放鬆我們的配給製？”艾哈德告訴他：“我並沒有放鬆配給製。我取消了配給製！今後人們需要的惟一的配給證將是馬克。他們將努力工作來獲得這些馬克。等著瞧吧。”
事態的發展正如艾哈德在1957年所寫的那樣，“勝利為我說了話”。
從1950年到1960年，聯邦德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8.6%，增速居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首。如果扣除價格波動因素，以1954年價格為準，聯邦德國1950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129億馬克，1962年就已經增加到了2803億馬克。人均國民收入從1950年的1602馬克增長到1960年的4252馬克。
灰姑娘變成了白雪公主。正因為表現如此出色，聯邦德國戰後的復興被人稱為“奇蹟”，艾哈德本人也被譽為德國經濟奇蹟之父。
可是艾哈德卻說，他不傾向於採用“德國奇蹟”這個說法。
在《大眾的福利》一書裏，艾哈德有自己的解釋：“德國在過去9年中所取得的一切都不是什麽奇蹟，而是全體國民根據自由的原則能夠重新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能力而辛勤勞動的結果。如果說德國的例子對其他國家還有價值的話，那麽也僅僅在於向全世界證實了個人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威力。”
這是艾哈德的德國經驗之談。
他相信自由的力量。在艾哈德看來，“一旦一個民族重新懂得了自由的價值和尊貴，就會迸發出巨大的力量”。他所推崇的社會市場經濟，其核心就是經濟自由化和競爭。
何謂“社會市場經濟”？曾任《華爾街日報》駐西德首席記者的哈特裏奇的解釋，簡明貼切。他說，這個字眼也可以翻譯成“在社會上容易得到響應的自由市場經濟”，換句話說就是“有良心的資本主義”。
這並不隻是一個辭令上的討巧說法。
從這個提法本身可以看出，這種社會市場經濟是以社會自願認同而非暴力強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選票裏的幹坤
社會市場經濟是在共和政體下付諸實踐的。
按照1949年5月生效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是一個社會的和民主的聯邦國家”，“主權屬於人民”，聯邦議院的議員由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秘密的選舉產生。凡是年滿21歲（1971年改為18歲），在聯邦德國境內居住不少於3個月的公民，就有選舉聯邦議院議員的選舉權。聯邦政府由聯邦總理和聯邦各部部長組成。總理經總統提名，由聯邦議院不經討論而進行選舉，得到聯邦議院議員的多數票者當選。聯邦政府的各部部長，則由總統根據總理的提名任免。
這意味著，德國在共和政體的基礎上往何處去，四千五百萬西德人需要什麽，將由數千萬年滿21歲有選舉權的人投票定幹坤。
基於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挑戰，1947年2月，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阿倫綱領提出，“德國人民應該享有一種經濟和社會福利法，主要符合正義和人的尊嚴，有利於我國人民的精神與物質建設和確保國內外的和平……私人資本主義肆無忌憚統治時代一去不復返必須成為德國經濟新結構的前提。但同時，又必須避免出現國家資本主義取代私人資本主義，前者會對個人的政治與經濟自由構成更大的危害。”
可是用什麽衡量社會對這個綱領響應的程度呢？畢竟，還有社會民主黨人在用另一套綱領召喚德國人民。
1946年5月10日，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黨的領袖舒馬赫說：“我們作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根本沒有理由全麵指責和拋棄馬克思主義……就其經濟史觀和階級鬥爭史觀這兩項最重要的結構來說，馬克思主義絲毫沒有過時。”對於經濟政策，舒馬赫稱：“計劃乃是使德國避免災難的首要前提，而我們已經遇到了不要計劃經濟的資產階級反對派。要麽我們得以在德國實現經濟上社會主義化和政治上民主化，要麽我們不再作為德國民族而存在……”
這種立場並沒有給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49年的聯邦議院選舉中帶來好運。早在1948年夏，社會民主黨人要求煤礦國有化的提案就在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落了空。對於社會民主黨來說，這是一個不祥之兆。1949年8月14日第一屆聯邦議院選舉，德國社會民主黨得票29.2%，自由民主黨得票11.9%，德國共產黨得票5.6%，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得票31%。這屆聯邦議院總共402個議席，其中聯盟黨獲得139席，德國社會民主黨131席，自由民主黨52席，德意誌黨17席，巴伐利亞黨17席，德國共產黨15席。沒有一個政黨占了聯邦議院過半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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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種物質嚴重匱乏的形勢下，艾哈德斷然廢除了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的配給製，取消了對工資和物價的一切管製措施。
在很多人看來，艾哈德下的是一步險棋，一步不會成功的險棋。
法蘭克福經濟委員會中的社會民主黨人預言：如果現在讓德國經濟經受“自由價格的磨練，猶如把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投入冰冷的水中”。
一位美國陸軍上校也責問艾哈德：“在到處都缺少糧食的情況下，你怎麽竟敢放鬆我們的配給製？”艾哈德告訴他：“我並沒有放鬆配給製。我取消了配給製！今後人們需要的惟一的配給證將是馬克。他們將努力工作來獲得這些馬克。等著瞧吧。”
事態的發展正如艾哈德在1957年所寫的那樣，“勝利為我說了話”。
從1950年到1960年，聯邦德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8.6%，增速居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首。如果扣除價格波動因素，以1954年價格為準，聯邦德國1950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129億馬克，1962年就已經增加到了2803億馬克。人均國民收入從1950年的1602馬克增長到1960年的4252馬克。
灰姑娘變成了白雪公主。正因為表現如此出色，聯邦德國戰後的復興被人稱為“奇蹟”，艾哈德本人也被譽為德國經濟奇蹟之父。
可是艾哈德卻說，他不傾向於採用“德國奇蹟”這個說法。
在《大眾的福利》一書裏，艾哈德有自己的解釋：“德國在過去9年中所取得的一切都不是什麽奇蹟，而是全體國民根據自由的原則能夠重新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能力而辛勤勞動的結果。如果說德國的例子對其他國家還有價值的話，那麽也僅僅在於向全世界證實了個人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威力。”
這是艾哈德的德國經驗之談。
他相信自由的力量。在艾哈德看來，“一旦一個民族重新懂得了自由的價值和尊貴，就會迸發出巨大的力量”。他所推崇的社會市場經濟，其核心就是經濟自由化和競爭。
何謂“社會市場經濟”？曾任《華爾街日報》駐西德首席記者的哈特裏奇的解釋，簡明貼切。他說，這個字眼也可以翻譯成“在社會上容易得到響應的自由市場經濟”，換句話說就是“有良心的資本主義”。
這並不隻是一個辭令上的討巧說法。
從這個提法本身可以看出，這種社會市場經濟是以社會自願認同而非暴力強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選票裏的幹坤
社會市場經濟是在共和政體下付諸實踐的。
按照1949年5月生效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是一個社會的和民主的聯邦國家”，“主權屬於人民”，聯邦議院的議員由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秘密的選舉產生。凡是年滿21歲（1971年改為18歲），在聯邦德國境內居住不少於3個月的公民，就有選舉聯邦議院議員的選舉權。聯邦政府由聯邦總理和聯邦各部部長組成。總理經總統提名，由聯邦議院不經討論而進行選舉，得到聯邦議院議員的多數票者當選。聯邦政府的各部部長，則由總統根據總理的提名任免。
這意味著，德國在共和政體的基礎上往何處去，四千五百萬西德人需要什麽，將由數千萬年滿21歲有選舉權的人投票定幹坤。
基於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挑戰，1947年2月，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阿倫綱領提出，“德國人民應該享有一種經濟和社會福利法，主要符合正義和人的尊嚴，有利於我國人民的精神與物質建設和確保國內外的和平……私人資本主義肆無忌憚統治時代一去不復返必須成為德國經濟新結構的前提。但同時，又必須避免出現國家資本主義取代私人資本主義，前者會對個人的政治與經濟自由構成更大的危害。”
可是用什麽衡量社會對這個綱領響應的程度呢？畢竟，還有社會民主黨人在用另一套綱領召喚德國人民。
1946年5月10日，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黨的領袖舒馬赫說：“我們作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根本沒有理由全麵指責和拋棄馬克思主義……就其經濟史觀和階級鬥爭史觀這兩項最重要的結構來說，馬克思主義絲毫沒有過時。”對於經濟政策，舒馬赫稱：“計劃乃是使德國避免災難的首要前提，而我們已經遇到了不要計劃經濟的資產階級反對派。要麽我們得以在德國實現經濟上社會主義化和政治上民主化，要麽我們不再作為德國民族而存在……”
這種立場並沒有給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49年的聯邦議院選舉中帶來好運。早在1948年夏，社會民主黨人要求煤礦國有化的提案就在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落了空。對於社會民主黨來說，這是一個不祥之兆。1949年8月14日第一屆聯邦議院選舉，德國社會民主黨得票29.2%，自由民主黨得票11.9%，德國共產黨得票5.6%，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得票31%。這屆聯邦議院總共402個議席，其中聯盟黨獲得139席，德國社會民主黨131席，自由民主黨52席，德意誌黨17席，巴伐利亞黨17席，德國共產黨15席。沒有一個政黨占了聯邦議院過半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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