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製的報紙，占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到了1944年，納粹黨掌握的報紙，擁有德國報紙讀者的82.5%。在納粹德國，並非《人民觀察家報》之類的納粹黨報黨刊獨占天下。盡管如此，女作家裏卡達·胡赫在宣布退出普魯士藝術學院時的勇敢批評，並非無中生有：“我無法找到一種反映反對派意見的報紙或刊物。”
事實上，納粹控製媒體，操縱輿論，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黨辦或國有。納粹政權也可以利用私人資本為自己的事業服務。讓投資者規規矩矩地在商言商，並不困難。辦法多的很。戈培爾用不著太擔心投資者會前仆後繼地鋌而走險。
因為在第三帝國，隻有政治條件和種族條件合格的人，才有資格當編輯。當局試圖通過控製編輯記者的飯碗和人身安全來實現對輿論的控製。如果編輯聽從老闆的差遣無視第三帝國的國法，那會吃不了兜著走。1933年10月頒布的報刊法明令編輯“要使報紙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或者有損德國的榮譽和尊嚴的東西”。所謂誤導群眾雲雲，不過是一條納粹當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隨意收拾編輯和報刊的棍子。
更要命的是，德國文化協會不僅控製著“文化工作者”，就連參加“生產、複製、在思想上或技術上加工、傳布、保護、推銷以及協助推銷文化財富”的所有職業和經濟部門，也得參加德國文化協會及美術、文學等專業協會。在如此環環相扣的控製網裏，遏製異端邪說的傳布，豈不是易如反掌？！
再說了，對於私人創辦的報刊，還可以通過購買、清洗、控製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對於納粹黨中的某些人來說，通過購買等方式將黨的出版公司做大做強，既是一個強化媒體控製的手法，也是一個聚斂錢財的機會。埃耶出版社社長馬克斯·阿曼，作為德國新聞協會的主席，有權任意勒令出版物停刊，然後以極低的價格收購。於是，他所掌控的這家納粹黨出版社，很快就變成了德國出版業中的巨無霸。納粹黨控製輿論和賺錢兩不誤。阿曼自己的收入也水漲船高，1934年才10.8萬馬克，到1942年就有380萬馬克了。
應該說，納粹統治的十二年裏，在“消滅一切跟黨對立的報刊”這一點上，戈培爾、阿曼這些人做得非常成功。《伏斯日報》創刊於1704年，它在德國報界的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就連腓特烈大帝當年都曾給它寫過稿。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連續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卻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與前兩家報紙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還能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歿。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裏，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自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做到，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實際上，戈培爾才是德國媒體真正的總編輯。這位新聞屠夫的管製手段，可謂是細緻入微。對此，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曾這樣描述：“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裏，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麽新聞該發布，什麽新聞要扣下，什麽新聞怎麽寫和怎麽擬標題，什麽運動該取消，什麽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麽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麵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其實，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齷齪的指令見不得人。於是，第三帝國宣傳部這樣一個堂堂的政府機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並用暴力來維護。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著手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
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兩個虛張聲勢地嚇唬人。1936年1月，夏伊勒在日記裏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其實，泄漏的密令內容，不過是宣傳部指示怎樣用謊言代替真相罷了。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製之下，一份份報紙勢必在輿論一律中變得索然寡味。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麽單調劃一。他們是希望看到德國奇蹟：編輯記者們戴著鐐銬也能夠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對“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的現象深表遺憾，可他說，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
</br>
事實上，納粹控製媒體，操縱輿論，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黨辦或國有。納粹政權也可以利用私人資本為自己的事業服務。讓投資者規規矩矩地在商言商，並不困難。辦法多的很。戈培爾用不著太擔心投資者會前仆後繼地鋌而走險。
因為在第三帝國，隻有政治條件和種族條件合格的人，才有資格當編輯。當局試圖通過控製編輯記者的飯碗和人身安全來實現對輿論的控製。如果編輯聽從老闆的差遣無視第三帝國的國法，那會吃不了兜著走。1933年10月頒布的報刊法明令編輯“要使報紙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或者有損德國的榮譽和尊嚴的東西”。所謂誤導群眾雲雲，不過是一條納粹當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隨意收拾編輯和報刊的棍子。
更要命的是，德國文化協會不僅控製著“文化工作者”，就連參加“生產、複製、在思想上或技術上加工、傳布、保護、推銷以及協助推銷文化財富”的所有職業和經濟部門，也得參加德國文化協會及美術、文學等專業協會。在如此環環相扣的控製網裏，遏製異端邪說的傳布，豈不是易如反掌？！
再說了，對於私人創辦的報刊，還可以通過購買、清洗、控製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對於納粹黨中的某些人來說，通過購買等方式將黨的出版公司做大做強，既是一個強化媒體控製的手法，也是一個聚斂錢財的機會。埃耶出版社社長馬克斯·阿曼，作為德國新聞協會的主席，有權任意勒令出版物停刊，然後以極低的價格收購。於是，他所掌控的這家納粹黨出版社，很快就變成了德國出版業中的巨無霸。納粹黨控製輿論和賺錢兩不誤。阿曼自己的收入也水漲船高，1934年才10.8萬馬克，到1942年就有380萬馬克了。
應該說，納粹統治的十二年裏，在“消滅一切跟黨對立的報刊”這一點上，戈培爾、阿曼這些人做得非常成功。《伏斯日報》創刊於1704年，它在德國報界的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就連腓特烈大帝當年都曾給它寫過稿。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連續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卻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與前兩家報紙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還能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歿。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裏，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自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做到，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實際上，戈培爾才是德國媒體真正的總編輯。這位新聞屠夫的管製手段，可謂是細緻入微。對此，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曾這樣描述：“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裏，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麽新聞該發布，什麽新聞要扣下，什麽新聞怎麽寫和怎麽擬標題，什麽運動該取消，什麽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麽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麵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其實，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齷齪的指令見不得人。於是，第三帝國宣傳部這樣一個堂堂的政府機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並用暴力來維護。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著手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
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兩個虛張聲勢地嚇唬人。1936年1月，夏伊勒在日記裏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其實，泄漏的密令內容，不過是宣傳部指示怎樣用謊言代替真相罷了。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製之下，一份份報紙勢必在輿論一律中變得索然寡味。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麽單調劃一。他們是希望看到德國奇蹟：編輯記者們戴著鐐銬也能夠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對“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的現象深表遺憾，可他說，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