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事件”的腥風，讓許多日本人的脊背直發涼。明治政府可以這樣對付幸德秋水，需要的時候，難道不也可以同樣對付別人麽？政府製造的恐怖籠罩在每一個人的頭上。帝國的政治氛圍大變。在《時代閉塞的現狀》這篇評論裏，石川啄木這樣描寫此後的日本：“環繞著我們青年一代的空氣，已經絲毫也不流動了。強權政治統治著全國……”
中國有句俗話，“槍打出頭鳥”。日本也有一句諺語：“出頭的釘子挨砸”。
於是，森鷗外隻寫歷史小說了，而永井荷風則“開始提菸袋、集浮士繪、彈三弦了”。因為沒有勇氣像左拉那樣站出來大喝一聲“我控訴”，感到羞愧的永井荷風，從此流連於紅粉陣裏，出入於煙花柳巷，沉迷在燈紅酒綠之中，而他發表的作品，如《晴日木屐》《夏姿》《爭風吃醋》《梅雨前後》《背陰的花》等等，筆墨浮艷，描述的是“已逝去的江戶文化絢麗的晚景”。
恐怖之下，敢挑戰明治帝國命門的人，於是就成了一小撮、極少數了。自從大逆事件之後，民間的反對力量，再也沒有構成過對帝國的嚴重挑戰。日本帝國直到毀滅之前，國內局勢總體而言一直是比較穩定的，看不到有革命的火星可能在這個島國燎原。日本帝國，徹底告別了革命。
不過，日本朝廷唱白臉，也唱紅臉，揮大棒，也送糖果。
如果一身本事，又一心為朝廷出力，哪會有幸德秋水那樣的下場？伊藤博文，出身貧寒，可時勢造英雄，32歲就當上了參議兼工部卿，43歲被封為伯爵，44歲當上了首任總理大臣，49歲就任首屆貴族院議長，65歲那年前往朝鮮當首屆統監，還晉升為公爵，並且深受明治天皇的寵信。
不僅是軍界政界的官僚能夠得到朝廷的恩寵。凡是那經商成功的，科學研究拔尖的，筆桿子搖得好的，都有機會沾到朝廷的陽光雨露。當過東京大學校長、帝國學士院院長的加藤弘之，1900年受封男爵。有日本近代實業之父美譽的澀澤榮一，1900年受封為男爵，1920年晉封為子爵。日本的細菌學之父、日本醫學會首任主席北裏柴三郎，在1924年受賜男爵。日本物理學之父、大阪帝國大學首任校長長岡半太郎，在1934年當上了貴族院議員。化學家高峰讓吉1922年去世後，天皇特追敘他正四位勛三等。就連福澤諭吉這樣一再拒絕擔任公職的人，在1901年去世時，眾議院全票通過決議，給他致哀。
即使是曾經跟政府過不去的那些人，如果有籠絡的價值並且能夠被籠絡，朝廷也會給他們出路。1887年5月，日本第一個政黨——自由黨的創始人、民權運動家板垣退助被封為伯爵。著名記者、評論家德富蘇峰，也就是德富蘆花的哥哥，原本是個跟政府唱對台戲的筆桿子，名氣很大，但他後來筆鋒轉向，跟明治政府穿一條褲子，以至於弟弟德富蘆花跟他斷絕了關係。1911年他當上了敕選貴族院議員。
不聽話的，則有種種辦法收拾。比如一個教師，不聽明治政府的話，就可以吊銷你的教師資格，砸你的飯碗，再不行就抓起來，如果需要的話，就像對付幸德秋水那樣，直接找個理由要你的命。看你還老實不？人多不見得就力量大。一個擁有上百攤主的菜市場，幾個擰成一股繩的小混混，就能讓所有的攤主乖乖地給自己繳納保護費。同樣道理，政府有組織的暴力，也能夠讓人數眾多卻是一盤散沙的人民俯首聽命。
“野蠻的安定”
在1879年寫的《日本瑣誌》裏，有位中國人就預言，日本“亂必在二十年間”。
那是等著看日本維新的笑話。
那年頭，自由民權運動鬧得正熱火朝天。今天這幫人私擬部憲法草案，明天那夥人遞交請願書。這在連維新也不想搞的中國人看來，不就是亂鬧鬧地一團糟麽？
而身為日本臣民的福澤諭吉，也對局勢憂心忡忡。1881年10月1日，他致函大隈重信：“民權論似有愈來愈贊成直接行動的傾向。長此以往，官民反目必日甚一日，流血之禍，恐終所不免。”
福澤諭吉的這種憂慮，並非一點根據也沒有。因為確實能聽到鼓吹可以革命的聲音。
據說，中江兆民曾說過，“民權不是別人賜予的，而是應該自己爭取的。王侯貴族所恩賜的民權，誰也不能保證不被剝奪迴去。試看古今東西各國，哪有不經過一場流血鬥爭就能獲得了真正民權的前例？所以，我們應該拿出自己的力量，打倒專製政府，建立起正義、自由的製度。”
不過這隻是“據說”而已，而植木枝盛等人鼓吹抵抗權，則是白紙黑字。
1876年，植木枝盛在《湖海新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就叫“論自由必須用鮮血來換取”。1880年9月，《郵政報導新聞》發表社論“抵抗精神”，鼓吹“凡有獨立自主思想的人，無不具有抵抗精神，人有了抵抗精神，才算得上一個人”。甚至有些人熱切地盼望著憲法裏也能寫進抵抗權。
1881年，立誌社搞的《日本國國憲案》第七十條說，“當政府違背國憲時，日本人民可以不服從政府”。在第七十二條裏還說：“政府肆意違背憲法，擅自蹂躪人民的自由權利，妨害建國的宗旨時，日本人民可以推翻它，建立新政府。”這些條款都是出自植木枝盛之手。
</br>
中國有句俗話，“槍打出頭鳥”。日本也有一句諺語：“出頭的釘子挨砸”。
於是，森鷗外隻寫歷史小說了，而永井荷風則“開始提菸袋、集浮士繪、彈三弦了”。因為沒有勇氣像左拉那樣站出來大喝一聲“我控訴”，感到羞愧的永井荷風，從此流連於紅粉陣裏，出入於煙花柳巷，沉迷在燈紅酒綠之中，而他發表的作品，如《晴日木屐》《夏姿》《爭風吃醋》《梅雨前後》《背陰的花》等等，筆墨浮艷，描述的是“已逝去的江戶文化絢麗的晚景”。
恐怖之下，敢挑戰明治帝國命門的人，於是就成了一小撮、極少數了。自從大逆事件之後，民間的反對力量，再也沒有構成過對帝國的嚴重挑戰。日本帝國直到毀滅之前，國內局勢總體而言一直是比較穩定的，看不到有革命的火星可能在這個島國燎原。日本帝國，徹底告別了革命。
不過，日本朝廷唱白臉，也唱紅臉，揮大棒，也送糖果。
如果一身本事，又一心為朝廷出力，哪會有幸德秋水那樣的下場？伊藤博文，出身貧寒，可時勢造英雄，32歲就當上了參議兼工部卿，43歲被封為伯爵，44歲當上了首任總理大臣，49歲就任首屆貴族院議長，65歲那年前往朝鮮當首屆統監，還晉升為公爵，並且深受明治天皇的寵信。
不僅是軍界政界的官僚能夠得到朝廷的恩寵。凡是那經商成功的，科學研究拔尖的，筆桿子搖得好的，都有機會沾到朝廷的陽光雨露。當過東京大學校長、帝國學士院院長的加藤弘之，1900年受封男爵。有日本近代實業之父美譽的澀澤榮一，1900年受封為男爵，1920年晉封為子爵。日本的細菌學之父、日本醫學會首任主席北裏柴三郎，在1924年受賜男爵。日本物理學之父、大阪帝國大學首任校長長岡半太郎，在1934年當上了貴族院議員。化學家高峰讓吉1922年去世後，天皇特追敘他正四位勛三等。就連福澤諭吉這樣一再拒絕擔任公職的人，在1901年去世時，眾議院全票通過決議，給他致哀。
即使是曾經跟政府過不去的那些人，如果有籠絡的價值並且能夠被籠絡，朝廷也會給他們出路。1887年5月，日本第一個政黨——自由黨的創始人、民權運動家板垣退助被封為伯爵。著名記者、評論家德富蘇峰，也就是德富蘆花的哥哥，原本是個跟政府唱對台戲的筆桿子，名氣很大，但他後來筆鋒轉向，跟明治政府穿一條褲子，以至於弟弟德富蘆花跟他斷絕了關係。1911年他當上了敕選貴族院議員。
不聽話的，則有種種辦法收拾。比如一個教師，不聽明治政府的話，就可以吊銷你的教師資格，砸你的飯碗，再不行就抓起來，如果需要的話，就像對付幸德秋水那樣，直接找個理由要你的命。看你還老實不？人多不見得就力量大。一個擁有上百攤主的菜市場，幾個擰成一股繩的小混混，就能讓所有的攤主乖乖地給自己繳納保護費。同樣道理，政府有組織的暴力，也能夠讓人數眾多卻是一盤散沙的人民俯首聽命。
“野蠻的安定”
在1879年寫的《日本瑣誌》裏，有位中國人就預言，日本“亂必在二十年間”。
那是等著看日本維新的笑話。
那年頭，自由民權運動鬧得正熱火朝天。今天這幫人私擬部憲法草案，明天那夥人遞交請願書。這在連維新也不想搞的中國人看來，不就是亂鬧鬧地一團糟麽？
而身為日本臣民的福澤諭吉，也對局勢憂心忡忡。1881年10月1日，他致函大隈重信：“民權論似有愈來愈贊成直接行動的傾向。長此以往，官民反目必日甚一日，流血之禍，恐終所不免。”
福澤諭吉的這種憂慮，並非一點根據也沒有。因為確實能聽到鼓吹可以革命的聲音。
據說，中江兆民曾說過，“民權不是別人賜予的，而是應該自己爭取的。王侯貴族所恩賜的民權，誰也不能保證不被剝奪迴去。試看古今東西各國，哪有不經過一場流血鬥爭就能獲得了真正民權的前例？所以，我們應該拿出自己的力量，打倒專製政府，建立起正義、自由的製度。”
不過這隻是“據說”而已，而植木枝盛等人鼓吹抵抗權，則是白紙黑字。
1876年，植木枝盛在《湖海新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就叫“論自由必須用鮮血來換取”。1880年9月，《郵政報導新聞》發表社論“抵抗精神”，鼓吹“凡有獨立自主思想的人，無不具有抵抗精神，人有了抵抗精神，才算得上一個人”。甚至有些人熱切地盼望著憲法裏也能寫進抵抗權。
1881年，立誌社搞的《日本國國憲案》第七十條說，“當政府違背國憲時，日本人民可以不服從政府”。在第七十二條裏還說：“政府肆意違背憲法，擅自蹂躪人民的自由權利，妨害建國的宗旨時，日本人民可以推翻它，建立新政府。”這些條款都是出自植木枝盛之手。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