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時代的日本，等級森嚴，貴賤有別。比如，按照“家康遺訓百條”第四十五條，“庶民不得對武士無禮、對直屬臣子或陪臣不敬，否則格殺勿論”。武士階層出身的福澤諭吉，曾這樣描述過等級製度的荒謬：“在這種法律之下，好像平民的生命並不屬於自己，而是借來的一樣。農民商人無緣無故地要對武士低聲下氣，在外讓路，在家讓座，甚至連自己餵的馬都不能騎。這豈不是蠻不講理嗎？”
農民商人的地位尚且如此，賤民的處境那就更不用說了。而明治初年的“穢多”“非人”以及其他賤業者加起來，將近40萬人。
進入明治時代，短短的幾年裏，過去連姓氏都沒有的農、工、商，統稱為平民；“穢多”“非人”等賤民的名稱廢除了，其身份、職業都跟平民平等；禁止人身買賣；一般平民也可以使用姓氏了；準許華族與平民通婚；所有國民都有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
幕府時代，當局嚴禁農民栽種桑、茶、菸草、漆等作物，並且農民不能從事工商業。明治政府把農民從這種禁錮中解放了出來，1871年，宣布今後農民在地裏種植什麽，是他們的自由；1872年，又廢除了不準農民改就工商業的禁令。
福澤諭吉原本對明治政府期望值並不高，以為它會“把一個值得珍惜的日本國弄得亂七八糟”。看到當局提出四民平等，廢藩置縣，他一下子又歡唿雀躍了起來：“當時，我們朋友之間如果三五人碰頭，就會彼此慶賀，讚嘆不已，忍不住要高喊：看到新政府的事業如此興盛，縱然死也無憾！”
在削弱身份束縛的同時，人民的日子，也眼瞅著有了變化。對於農家的生活，福澤諭吉是這樣描述的：“現今若就貧者之貧來和富者之富比較，誠然是貧困的，不過隻就一個貧者來論，不得不說生活情況大有改良了。其他姑且不論，僅看改良食物的性質，採用食米的增加，足可證明一斑了。”
不過，在福澤諭吉眼裏，日本帝國的“進步”可不隻是表現在社會經濟方麵。
在1895年3月開始連載的《福翁百話》裏，福澤諭吉提出，評價文明進步的標準很多，其中言論自由與否，尤其是“社會人文之進或退的標誌”，“放鬆對言論的限製並使其逐步自由化，即為文明的進步”。
那麽自維新以來，日本帝國是一種什麽樣的情形呢？
從1853年到1895年，福澤諭吉把它分為四個時期，每個時期十年。如果對這幾個時期的言論情況加以比較，福澤諭吉認為可以發現，“一個時期比一個時期更趨於自由”。第一個十年裏，自由言論被人指責、謾罵，到了第二、第三個十年，自由言論便逐漸被人們承認，而到了第四個時期，“自由言論反被作為好事而受到歡迎”。
作為這段風雲歷程的過來人，福澤諭吉展望未來，信心滿懷：“同樣道理，在所謂第四時期的當今，即或有稍許逆耳之論，再過十年、二十年，亦一定會被宣告無罪，並毫無疑問地將受到歡迎。”在這個樂觀的花甲老人眼裏，大日本帝國的明天會更自由，更美好。
“爭取能多罵倒一個人”
福澤諭吉樂觀的判斷，並非毫無根據。
中江兆民（1847-1901）比福澤諭吉小十來歲，因為政治原因，在1887年12月被驅逐出東京。雖然是不受明治當局歡迎的人，可是這並不妨礙他緊接著第二年就在大阪創辦《東雲新聞》，繼續傳播民權思想。
就在福澤諭吉去世那年，也就是1901年，醫生告訴中江兆民患了癌症，隻能再活一年半。中江兆民沒有向病魔屈服，他要在走向生命終點的有限歲月裏，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他把自己要寫的書取名《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與死神賽跑，天天筆耕不輟。之所以天天執筆，用他自己的解釋，就是為了“爭取能夠做到：多起草一頁原稿，多罵倒一個人，多破壞一件事”。
《一年有半》寫完了，中江兆民還活著。1901年8月，他的學生幸德秋水將這本小冊子整理出版。
在書中，中江兆民臧否人物，指點時政，文風潑辣，語意尖銳。他說：“山縣有朋小有慧黠，鬆方正義糊塗透頂，西鄉從道膽怯懦弱；其餘的元老，不值一提。假使伊藤博文以下的元老都早一天死去，便可以早一天對國家有好處。”如果隻讀他的文章，恐怕會以為，這幫明治政要，都是些什麽人！
就連伊藤博文這樣的頂尖人物，中江兆民也稱之為“蹩腳的釣者”，擔任內閣秘書長還合適，但是沒有本事當好總理大臣。在他筆下，伊藤博文“誠然是一位風度翩翩的秀才，在漢學方麵，他隻有做歪詩的本領；在洋學方麵，他隻有背誦目錄的水平；這就已經足以大大超過其他元老，而使他們沒有話說；加之口若懸河，很能夠一時把人們弄得糊裏糊塗。然而這不過是秘書的才幹，是翰林的能力，而不是宰相的資質”。
《一年有半》出版的時候，西鄉從道、山縣有朋、鬆方正義、伊藤博文這些響噹噹的大人物都還健在。中江兆民不僅指名道姓地譏貶西鄉從道這些軍政要人，而且還批評內閣“是那些貪圖利慾，玩弄權勢的人們的最高級的和最方便的階梯”，貴族院“是一幫陰險毒辣的傢夥的集合場所”，而眾議院“簡直隻是一群餓虎的團體”。他抨擊內閣、貴族院和眾議院“變成了官僚紳士式野獸的淵藪”，“兩院的議員，都是貪圖權勢和利益的餓鬼”，“現在的高官、大員、議員、黨員，這些人簡直隻能叫做吃人惡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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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商人的地位尚且如此，賤民的處境那就更不用說了。而明治初年的“穢多”“非人”以及其他賤業者加起來，將近40萬人。
進入明治時代，短短的幾年裏，過去連姓氏都沒有的農、工、商，統稱為平民；“穢多”“非人”等賤民的名稱廢除了，其身份、職業都跟平民平等；禁止人身買賣；一般平民也可以使用姓氏了；準許華族與平民通婚；所有國民都有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
幕府時代，當局嚴禁農民栽種桑、茶、菸草、漆等作物，並且農民不能從事工商業。明治政府把農民從這種禁錮中解放了出來，1871年，宣布今後農民在地裏種植什麽，是他們的自由；1872年，又廢除了不準農民改就工商業的禁令。
福澤諭吉原本對明治政府期望值並不高，以為它會“把一個值得珍惜的日本國弄得亂七八糟”。看到當局提出四民平等，廢藩置縣，他一下子又歡唿雀躍了起來：“當時，我們朋友之間如果三五人碰頭，就會彼此慶賀，讚嘆不已，忍不住要高喊：看到新政府的事業如此興盛，縱然死也無憾！”
在削弱身份束縛的同時，人民的日子，也眼瞅著有了變化。對於農家的生活，福澤諭吉是這樣描述的：“現今若就貧者之貧來和富者之富比較，誠然是貧困的，不過隻就一個貧者來論，不得不說生活情況大有改良了。其他姑且不論，僅看改良食物的性質，採用食米的增加，足可證明一斑了。”
不過，在福澤諭吉眼裏，日本帝國的“進步”可不隻是表現在社會經濟方麵。
在1895年3月開始連載的《福翁百話》裏，福澤諭吉提出，評價文明進步的標準很多，其中言論自由與否，尤其是“社會人文之進或退的標誌”，“放鬆對言論的限製並使其逐步自由化，即為文明的進步”。
那麽自維新以來，日本帝國是一種什麽樣的情形呢？
從1853年到1895年，福澤諭吉把它分為四個時期，每個時期十年。如果對這幾個時期的言論情況加以比較，福澤諭吉認為可以發現，“一個時期比一個時期更趨於自由”。第一個十年裏，自由言論被人指責、謾罵，到了第二、第三個十年，自由言論便逐漸被人們承認，而到了第四個時期，“自由言論反被作為好事而受到歡迎”。
作為這段風雲歷程的過來人，福澤諭吉展望未來，信心滿懷：“同樣道理，在所謂第四時期的當今，即或有稍許逆耳之論，再過十年、二十年，亦一定會被宣告無罪，並毫無疑問地將受到歡迎。”在這個樂觀的花甲老人眼裏，大日本帝國的明天會更自由，更美好。
“爭取能多罵倒一個人”
福澤諭吉樂觀的判斷，並非毫無根據。
中江兆民（1847-1901）比福澤諭吉小十來歲，因為政治原因，在1887年12月被驅逐出東京。雖然是不受明治當局歡迎的人，可是這並不妨礙他緊接著第二年就在大阪創辦《東雲新聞》，繼續傳播民權思想。
就在福澤諭吉去世那年，也就是1901年，醫生告訴中江兆民患了癌症，隻能再活一年半。中江兆民沒有向病魔屈服，他要在走向生命終點的有限歲月裏，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他把自己要寫的書取名《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與死神賽跑，天天筆耕不輟。之所以天天執筆，用他自己的解釋，就是為了“爭取能夠做到：多起草一頁原稿，多罵倒一個人，多破壞一件事”。
《一年有半》寫完了，中江兆民還活著。1901年8月，他的學生幸德秋水將這本小冊子整理出版。
在書中，中江兆民臧否人物，指點時政，文風潑辣，語意尖銳。他說：“山縣有朋小有慧黠，鬆方正義糊塗透頂，西鄉從道膽怯懦弱；其餘的元老，不值一提。假使伊藤博文以下的元老都早一天死去，便可以早一天對國家有好處。”如果隻讀他的文章，恐怕會以為，這幫明治政要，都是些什麽人！
就連伊藤博文這樣的頂尖人物，中江兆民也稱之為“蹩腳的釣者”，擔任內閣秘書長還合適，但是沒有本事當好總理大臣。在他筆下，伊藤博文“誠然是一位風度翩翩的秀才，在漢學方麵，他隻有做歪詩的本領；在洋學方麵，他隻有背誦目錄的水平；這就已經足以大大超過其他元老，而使他們沒有話說；加之口若懸河，很能夠一時把人們弄得糊裏糊塗。然而這不過是秘書的才幹，是翰林的能力，而不是宰相的資質”。
《一年有半》出版的時候，西鄉從道、山縣有朋、鬆方正義、伊藤博文這些響噹噹的大人物都還健在。中江兆民不僅指名道姓地譏貶西鄉從道這些軍政要人，而且還批評內閣“是那些貪圖利慾，玩弄權勢的人們的最高級的和最方便的階梯”，貴族院“是一幫陰險毒辣的傢夥的集合場所”，而眾議院“簡直隻是一群餓虎的團體”。他抨擊內閣、貴族院和眾議院“變成了官僚紳士式野獸的淵藪”，“兩院的議員，都是貪圖權勢和利益的餓鬼”，“現在的高官、大員、議員、黨員，這些人簡直隻能叫做吃人惡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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