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買一百或兩百隻母羊羔”
1783年12月24日早晨，華盛頓離開安納波利斯，在聖誕節迴到了他魂牽夢繞的弗農山莊。28日，他寫信告訴紐約州州長喬治·柯林頓：“演出終於結束了……我希望將餘生用於結交正直的人們和從事家庭內務的管理。”
昨日叱詫風雲的統帥，如今又幹起了老本行——弗農山莊的種植園主。他惦記著拉法耶特保證給他的“那兩頭公驢和母驢”；他向威廉·菲茨休詢問其鄰居中有沒有人出賣羊羔，因為“我想再買一百或兩百隻母羊羔”；他告訴英國農藝學家阿瑟·揚，“幹農活一向是我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之一”。華盛頓甚至在弗農山莊還做起了培育良種騾子的實驗。
1784年2月1日，華盛頓在給拉法耶特侯爵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鄉居生活：“……我成了波托馬克河畔的一介平民，在家安居，遠離軍營的喧囂和公職生涯的繁忙場景。”他告訴拉法耶特，自己現在正在“享受一些安謐的樂趣”，而“這些樂趣是那些總在追逐名譽的士兵、把無數警覺的白晝和無眠的夜晚花費在為保衛自己國家的利益——也或許是為了毀滅其他國度，仿佛這個地球不能容納我們所有人似的——製定計劃的政客，以及總在觀察君主的臉色，希望抓住一絲和善的微笑的朝臣們所難以理解的”。
兩個月後，他在迴復拉法耶特侯爵夫人的信中又說：“而今，我已聽不到武器的撞擊聲，看不見營房的繁忙景象。無官一身輕。我現在過著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無花果樹下乘涼。我住在一幢小別墅中，四周放置著農具和羊皮。我隻求從容地沿著生命之河順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
華盛頓用自己的身體力行向世人證明了，在這個世界上，並非所有的政治家都一個德行，而是有高下之分。製憲會議代表威廉·皮爾斯（1740-1789）曾這樣描寫華盛頓：“和辛辛納圖斯一樣，在贏得邦聯的最高榮譽之後，他迴到自己的農莊，做一個普通的公民，怡然自得。”
共和國所推崇的，是辛辛納圖斯那樣的平民戰士。公元前456年，執政官米努西烏斯的軍隊處於埃魁人的圍困之中，羅馬任命辛辛那圖斯為獨裁官。當元老院的使者通知他被推舉為獨裁官，並向他解釋了羅馬共和國危在旦夕的處境時，他正在自己的地裏收拾農活。可辛辛那圖斯聽從祖國的召喚，臨危受命，放下犁頭，穿上大袍直奔羅馬，召集軍隊去解救米努西烏斯。他打敗了敵人，解救出了米努西烏斯。一俟任務完成，辛辛納圖斯就解甲歸田。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對辛辛納圖斯的所作所為大加讚美：“那些隻認錢財，視天下事如草芥的人，那些除了財貨滾滾之地，看不到哪兒還有榮耀和德行的人，都該聽聽這個故事。”
製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絕非無足輕重。共和國離不開美德。沒有對政治美德的嚮往和踐行就沒有共和國。一個心靈敗壞，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撐不起一個共和國。這種民族會以為成王敗寇，“打下江山”就是值得欽佩的本事，哪怕這“打江山”其實不過是場聲勢最為浩大的搶劫，而“打下江山”的人，也覺得自己來“坐江山”，順理成章。劉邦當年的故事，就是絕佳例證。
劉邦年輕時對生產經營沒多大興趣，終日一副好色貪杯，吊兒郎當的樣子，他父親經常數落他沒出息，不如二哥幹得好。可劉邦雖是個小混混，卻誌向遠大。有一迴到京城鹹陽出差，見了皇帝那種排場，他就想入非非：“大丈夫當如此。”經過一番浴血拚殺，劉邦成了皇帝。公元前199年，他在新建成的未央宮大擺酒席，宴請群臣。在給父親敬酒時，洋洋自得地問：“現在我跟二哥比誰家業大呀？”
跟劉邦不同，年幼喪父的華盛頓是個好小夥，勤勤懇懇，白手起家。1750年，18歲就買下了謝南多亞河穀1459英畝的土地。這是他買下的第一批地產。等到他當總統時，已經擁有幾萬英畝的邊疆土地，光在賓夕法尼亞西部，就有差不多5000英畝。這些地產並不是華盛頓利用權力巧取豪奪得來的。可華盛頓不僅不能把美利堅合眾國視為自己的“產業”，就連保護自家土地的所有權，也力不從心。
在獨立戰爭結束後，華盛頓有一次去訪問以他名字命名的華盛頓縣，那裏有些人對他的一片土地所有權有爭議。當那些人硬是不同意華盛頓提議的解決方案時，華盛頓火了，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手裏提拎著一塊紅綢手絹，說：“我擁有這塊地，就像我現在擁有這塊手絹一樣千真萬確。”
可是那些擅自占地者一點也不給華盛頓麵子。華盛頓臭罵了他們一通。不料占地者裏有個傢夥恰巧是治安法官，他立馬就以華盛頓將軍惡語傷人為由對他處以罰款。要是華盛頓也能像劉邦那樣，有槍就是草頭王，殺人如同宰小雞，誰還敢跟他爭地產呀？
別說劉邦、朱元璋這等狠角色了，就是和華盛頓同一民族的克倫威爾，做派都是截然不同。克倫威爾在1653年就任終身護國公，實行軍事獨裁。可哈林頓（1611-1677）卻沒有跟著起鬧嚷嚷英國出了個克倫威爾，而是認為英國應該實行共和製。他在《大洋國》諷喻克倫威爾應該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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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12月24日早晨，華盛頓離開安納波利斯，在聖誕節迴到了他魂牽夢繞的弗農山莊。28日，他寫信告訴紐約州州長喬治·柯林頓：“演出終於結束了……我希望將餘生用於結交正直的人們和從事家庭內務的管理。”
昨日叱詫風雲的統帥，如今又幹起了老本行——弗農山莊的種植園主。他惦記著拉法耶特保證給他的“那兩頭公驢和母驢”；他向威廉·菲茨休詢問其鄰居中有沒有人出賣羊羔，因為“我想再買一百或兩百隻母羊羔”；他告訴英國農藝學家阿瑟·揚，“幹農活一向是我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之一”。華盛頓甚至在弗農山莊還做起了培育良種騾子的實驗。
1784年2月1日，華盛頓在給拉法耶特侯爵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鄉居生活：“……我成了波托馬克河畔的一介平民，在家安居，遠離軍營的喧囂和公職生涯的繁忙場景。”他告訴拉法耶特，自己現在正在“享受一些安謐的樂趣”，而“這些樂趣是那些總在追逐名譽的士兵、把無數警覺的白晝和無眠的夜晚花費在為保衛自己國家的利益——也或許是為了毀滅其他國度，仿佛這個地球不能容納我們所有人似的——製定計劃的政客，以及總在觀察君主的臉色，希望抓住一絲和善的微笑的朝臣們所難以理解的”。
兩個月後，他在迴復拉法耶特侯爵夫人的信中又說：“而今，我已聽不到武器的撞擊聲，看不見營房的繁忙景象。無官一身輕。我現在過著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無花果樹下乘涼。我住在一幢小別墅中，四周放置著農具和羊皮。我隻求從容地沿著生命之河順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
華盛頓用自己的身體力行向世人證明了，在這個世界上，並非所有的政治家都一個德行，而是有高下之分。製憲會議代表威廉·皮爾斯（1740-1789）曾這樣描寫華盛頓：“和辛辛納圖斯一樣，在贏得邦聯的最高榮譽之後，他迴到自己的農莊，做一個普通的公民，怡然自得。”
共和國所推崇的，是辛辛納圖斯那樣的平民戰士。公元前456年，執政官米努西烏斯的軍隊處於埃魁人的圍困之中，羅馬任命辛辛那圖斯為獨裁官。當元老院的使者通知他被推舉為獨裁官，並向他解釋了羅馬共和國危在旦夕的處境時，他正在自己的地裏收拾農活。可辛辛那圖斯聽從祖國的召喚，臨危受命，放下犁頭，穿上大袍直奔羅馬，召集軍隊去解救米努西烏斯。他打敗了敵人，解救出了米努西烏斯。一俟任務完成，辛辛納圖斯就解甲歸田。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對辛辛納圖斯的所作所為大加讚美：“那些隻認錢財，視天下事如草芥的人，那些除了財貨滾滾之地，看不到哪兒還有榮耀和德行的人，都該聽聽這個故事。”
製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絕非無足輕重。共和國離不開美德。沒有對政治美德的嚮往和踐行就沒有共和國。一個心靈敗壞，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撐不起一個共和國。這種民族會以為成王敗寇，“打下江山”就是值得欽佩的本事，哪怕這“打江山”其實不過是場聲勢最為浩大的搶劫，而“打下江山”的人，也覺得自己來“坐江山”，順理成章。劉邦當年的故事，就是絕佳例證。
劉邦年輕時對生產經營沒多大興趣，終日一副好色貪杯，吊兒郎當的樣子，他父親經常數落他沒出息，不如二哥幹得好。可劉邦雖是個小混混，卻誌向遠大。有一迴到京城鹹陽出差，見了皇帝那種排場，他就想入非非：“大丈夫當如此。”經過一番浴血拚殺，劉邦成了皇帝。公元前199年，他在新建成的未央宮大擺酒席，宴請群臣。在給父親敬酒時，洋洋自得地問：“現在我跟二哥比誰家業大呀？”
跟劉邦不同，年幼喪父的華盛頓是個好小夥，勤勤懇懇，白手起家。1750年，18歲就買下了謝南多亞河穀1459英畝的土地。這是他買下的第一批地產。等到他當總統時，已經擁有幾萬英畝的邊疆土地，光在賓夕法尼亞西部，就有差不多5000英畝。這些地產並不是華盛頓利用權力巧取豪奪得來的。可華盛頓不僅不能把美利堅合眾國視為自己的“產業”，就連保護自家土地的所有權，也力不從心。
在獨立戰爭結束後，華盛頓有一次去訪問以他名字命名的華盛頓縣，那裏有些人對他的一片土地所有權有爭議。當那些人硬是不同意華盛頓提議的解決方案時，華盛頓火了，他從座位上站起來，手裏提拎著一塊紅綢手絹，說：“我擁有這塊地，就像我現在擁有這塊手絹一樣千真萬確。”
可是那些擅自占地者一點也不給華盛頓麵子。華盛頓臭罵了他們一通。不料占地者裏有個傢夥恰巧是治安法官，他立馬就以華盛頓將軍惡語傷人為由對他處以罰款。要是華盛頓也能像劉邦那樣，有槍就是草頭王，殺人如同宰小雞，誰還敢跟他爭地產呀？
別說劉邦、朱元璋這等狠角色了，就是和華盛頓同一民族的克倫威爾，做派都是截然不同。克倫威爾在1653年就任終身護國公，實行軍事獨裁。可哈林頓（1611-1677）卻沒有跟著起鬧嚷嚷英國出了個克倫威爾，而是認為英國應該實行共和製。他在《大洋國》諷喻克倫威爾應該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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