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頁
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為了檢驗部隊的行動是否適應實戰的要求，部隊經常組織各種不同規模的緊急任務演習。不管是白天晚上，甚至是吃飯時間，一聲令下，立即行動。此刻，整個營房處在一片緊張有序的行動之中，穿著藍色工作服的地勤人員直接向機場停機坪跑去，空勤人員帶上簡單生活用品，按次序到檔案室領取航行資料，然後，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飛機，做好起飛前的一切準備，等著下達開車的命令。緊急任務的組織者一方麵看手錶，計算著每一步占去的時間，一方麵檢查緊急行動是否合乎要求。緊急任務演習結束，最後集合進行講評的時候，機組才知道是演習。因為演習與實際緊急任務的做法是完全一樣的，隻是沒有開車升空罷了。
1969年11月份，身為國防部長的林彪下達“一號通令”，使全國軍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專機師也不例外，三更夜半，頃刻之間整個機場被飛機發動機的轟鳴聲籠罩著，我也帶領一個伊爾-18機組，同其他飛機一起升空，一個小時之後，我被指定降落在河北的石家莊機場。如果沒有平時的嚴格訓練，在如此大規模的機群行動中，保證飛行安全是沒有把握的。
1967年，在武漢的“七二〇”事件中，按中央規定不能乘坐飛機的毛澤東，被以緊急任務的方式送到上海。
當時專機部隊一團有3架伊爾-18飛機在武漢，機長是時任副團長的潘景寅等人。
“準備馬上起飛！”這是通知，也是命令。僅用20分鍾的時間，專機師的3架飛機就準備就緒，處於起飛前的待命狀態。
不知過了多久，一個人快步流星走到團長身邊，原來是團長的副手潘景寅。隻見潘景寅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主……席……毛主席來了！”潘景寅在激動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可以清楚地發現他的臉甚至脖子都會變紅。團長聽潘景寅斷斷續續地說完話，竟愣愣地呆站在那裏，什麽話也沒有說，同機組一樣，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震驚了。
當時，毛主席乘坐的小車已經在空軍政委的後麵來到機場，緊接著按照政委的安排，毛主席也登上了潘景寅駕駛的232號飛機。
緊急情況下，王團長立即決定：“我和副團長潘景寅的兩個機組臨時合併，我為機長，潘景寅為副駕駛，選出領航及通信崗位中最好的人員，組成加強機組。”此刻，王團長在一分鍾時間內做出的決定，等於在北京幾天內所做的工作。
潘景寅為了更有把握地完成這次專機任務，在王團長過來時，已經坐在正駕駛的位置上，並已經做好了起飛前準備，後來主動向團長讓出正駕駛的位置，團長說“來不及了，就你飛”，隨後坐在了副駕駛的位置上。
到此為止，對專機組來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就是專機飛往何處？飛行航線誰也不知道。緊急之中，232號飛機沒有經過任何部門的批準，沒有辦理任何飛行手續，甚至也不知道飛行航線，完全是特殊情況下的一次特殊的飛行。就要起飛了，從空軍政委那裏才知道飛行航線是上海。因為飛行航線直接涉及到毛澤東的行蹤，不到不說已經無法飛行的時候，機組是不會明白專機去向的，實際上隻有兩個字——“上海”就足夠了。可見，在如此特殊的情況下，“上海”這兩個字的分量比什麽都重得多。就這樣，伊爾-18飛機232號，載著毛澤東，很快航行在通往上海虹橋機場的空中。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乘坐飛機，歷史記下了1967年7月21日這個重要的時刻。
當然，在緊急任務中訓練出來的過硬本領，同樣在“九一三”事件中再次得到發揮，不過，這次對整個部隊與機組來說，其結果是非常悲哀的。
“要帶著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首長的階級感情去執行專機任務”的口號，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突出政治”的產物。我自從1964年從飛行航校畢業分配專機師兩年之後，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到“九一三”事件為止，可以說，我的整個專機生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度過的。專機師作為空軍部隊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組織建設、思想政治工作甚至包括飛行員個人的戀愛、婚姻生活在內，都被濃濃地塗上一層時代的色彩。
專機部隊規定不介入“文化大革命”運動，但是，當整個黨和國家都捲入這場浩浩蕩蕩的浪潮之中時，行為上的不介入不等於在思想上不受到時代的影響。
由於“文化大革命”被看成是路線與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運動，專機飛行員的隊伍，同樣也麵臨著社會出身與現實表現的審查。老飛行員中，確實有一部分是解放初期走進革命隊伍的知識分子，這些人的家庭成分用當時的話來說就算是高了一點。在農村的家庭成分中，地主、富農及小土地出租，都算是剝削階級，屬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空軍飛行員的來源，從我所在的1959年第15期為止，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從陸軍直接招收的，所以，早期的飛行員中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中不可避免地有剝削階級者存在，尤其是解放初期加入軍隊的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是來自成分偏高的家庭，因為掌握飛行技術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識。遺憾的是，這些具有多年專機飛行經驗又處在大隊甚至飛行團領導崗位上的飛行幹部，在上級有關組織原則的規定中，不得不離開專機部隊，到航校或其他比專機部隊政治要求寬鬆一些的單位工作。
</br>
1969年11月份，身為國防部長的林彪下達“一號通令”，使全國軍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專機師也不例外，三更夜半，頃刻之間整個機場被飛機發動機的轟鳴聲籠罩著，我也帶領一個伊爾-18機組，同其他飛機一起升空，一個小時之後，我被指定降落在河北的石家莊機場。如果沒有平時的嚴格訓練，在如此大規模的機群行動中，保證飛行安全是沒有把握的。
1967年，在武漢的“七二〇”事件中，按中央規定不能乘坐飛機的毛澤東，被以緊急任務的方式送到上海。
當時專機部隊一團有3架伊爾-18飛機在武漢，機長是時任副團長的潘景寅等人。
“準備馬上起飛！”這是通知，也是命令。僅用20分鍾的時間，專機師的3架飛機就準備就緒，處於起飛前的待命狀態。
不知過了多久，一個人快步流星走到團長身邊，原來是團長的副手潘景寅。隻見潘景寅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主……席……毛主席來了！”潘景寅在激動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可以清楚地發現他的臉甚至脖子都會變紅。團長聽潘景寅斷斷續續地說完話，竟愣愣地呆站在那裏，什麽話也沒有說，同機組一樣，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震驚了。
當時，毛主席乘坐的小車已經在空軍政委的後麵來到機場，緊接著按照政委的安排，毛主席也登上了潘景寅駕駛的232號飛機。
緊急情況下，王團長立即決定：“我和副團長潘景寅的兩個機組臨時合併，我為機長，潘景寅為副駕駛，選出領航及通信崗位中最好的人員，組成加強機組。”此刻，王團長在一分鍾時間內做出的決定，等於在北京幾天內所做的工作。
潘景寅為了更有把握地完成這次專機任務，在王團長過來時，已經坐在正駕駛的位置上，並已經做好了起飛前準備，後來主動向團長讓出正駕駛的位置，團長說“來不及了，就你飛”，隨後坐在了副駕駛的位置上。
到此為止，對專機組來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就是專機飛往何處？飛行航線誰也不知道。緊急之中，232號飛機沒有經過任何部門的批準，沒有辦理任何飛行手續，甚至也不知道飛行航線，完全是特殊情況下的一次特殊的飛行。就要起飛了，從空軍政委那裏才知道飛行航線是上海。因為飛行航線直接涉及到毛澤東的行蹤，不到不說已經無法飛行的時候，機組是不會明白專機去向的，實際上隻有兩個字——“上海”就足夠了。可見，在如此特殊的情況下，“上海”這兩個字的分量比什麽都重得多。就這樣，伊爾-18飛機232號，載著毛澤東，很快航行在通往上海虹橋機場的空中。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乘坐飛機，歷史記下了1967年7月21日這個重要的時刻。
當然，在緊急任務中訓練出來的過硬本領，同樣在“九一三”事件中再次得到發揮，不過，這次對整個部隊與機組來說，其結果是非常悲哀的。
“要帶著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首長的階級感情去執行專機任務”的口號，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突出政治”的產物。我自從1964年從飛行航校畢業分配專機師兩年之後，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到“九一三”事件為止，可以說，我的整個專機生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度過的。專機師作為空軍部隊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組織建設、思想政治工作甚至包括飛行員個人的戀愛、婚姻生活在內，都被濃濃地塗上一層時代的色彩。
專機部隊規定不介入“文化大革命”運動，但是，當整個黨和國家都捲入這場浩浩蕩蕩的浪潮之中時，行為上的不介入不等於在思想上不受到時代的影響。
由於“文化大革命”被看成是路線與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運動，專機飛行員的隊伍，同樣也麵臨著社會出身與現實表現的審查。老飛行員中，確實有一部分是解放初期走進革命隊伍的知識分子，這些人的家庭成分用當時的話來說就算是高了一點。在農村的家庭成分中，地主、富農及小土地出租，都算是剝削階級，屬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空軍飛行員的來源，從我所在的1959年第15期為止，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從陸軍直接招收的，所以，早期的飛行員中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中不可避免地有剝削階級者存在，尤其是解放初期加入軍隊的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是來自成分偏高的家庭，因為掌握飛行技術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識。遺憾的是，這些具有多年專機飛行經驗又處在大隊甚至飛行團領導崗位上的飛行幹部，在上級有關組織原則的規定中，不得不離開專機部隊，到航校或其他比專機部隊政治要求寬鬆一些的單位工作。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