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頁
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九一三”事件後10年，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就是給機組中死去的4名人員定性，由誰給他們的死定性？如何定性？
盡管事發之後，在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批判浪潮中，潘景寅等死去的機組人員也被當作“叛徒”進行批判，就連我們活著的5個機組人員也一時被當作反麵人物裹脅在洶湧澎湃的運動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依據死亡的性質才能妥善處理的時候，就沒有人敢出來“一錘定音”了。“文革”時的極左思潮在“四人幫”的推動下繼續蔓延。大批判畢竟是群眾的聲音、個人的看法，不能代表某一級黨的組織。可是，當時哪一級黨的組織能為死者定性呢？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九一三”事件具有以下特徵：
其一，“九一三”事件是以林彪及其妻子、兒子和少數死黨發起的乘坐專機的叛逃行為，其本身就是發生在共和國大人物身上而且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會地位，林彪之大與飛機駕駛員之小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他們又在同一架飛機上，同時在異國的土地上墜毀，罪證確鑿。在中央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時，無論從哪個方麵考慮，機組的問題都不可能出現在中央一級的文件上。既然中央文件沒有提到飛機駕駛員的問題，“九一三”事件之後，就必然成為一個懸案，長時間被擱置下來。
其二，林彪乘機外逃的結果為機毀人亡，機上所有人員沒有一個生還者，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聽說從飛機的語音黑匣子中獲取有關的材料來證明林彪與機組之間在空中劫持與反劫持的鬥爭情況。再說，對於飛機的黑匣子（包括事故記錄器及語音記錄器），在飛機墜毀之後的很短時間內，蒙古國與蘇聯的軍事專家已經到墜機現場去搜尋過，毫無疑問，飛機黑匣子當然是屬於被搜尋的重點對象。
其三，是林彪利用自己的職權，調用專機突然外逃。而機組人員是為了履行本崗位的職責，去執行專機任務的，事前並不知道林彪的叛逃陰謀。事發後，機組5人曾寫過大量的旁證材料，證明機組的死者同我們一樣與林彪反黨集團屬工作關係。從他們生前的言行中，也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來證明與林彪的叛逃陰謀有聯繫。按說，根據這些就可以為機組的死難者定性了，隻是機組5人也處在被審查、被處理的狀態，人微言輕，我們的證言在這一重大事件麵前顯得那樣蒼白無力，也沒有哪一級領導敢用我們的話為死者爭取一個說法。
其四，“九一三”事件是以飛機的活動為主要特徵的。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後，從第一轉彎開始就出現一係列很不正常的現象，這一切都說明機組在起飛後，才得知林彪一夥的叛逃意圖，同林立果等人的鬥爭便反映在操縱動作上的被動、遲緩與無奈。按說，這些也可以成為無辜死難者的佐證。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更沒有人從通過分析飛機叛逃航行的非正常技術動作入手為林彪殉葬的死難者說話了，也隻有與死者同舟共濟的我們，才一直關注著自己戰友的定性問題。
特定的歷史環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環境及機毀人亡的結局，決定了機組死難者定性的難度，如果沒有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記者時的有關講話，機組死者的定性問題，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也許永遠沒有這麽一天。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右下角報導了新華社的一則電文：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於15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和夫人。在迴答客人提出的問題時，鄧小平談到了我國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和觀點，以及對發展中美關係的看法，他還向客人們介紹了我國現行的經濟政策。鄧小平那段時間會見客人很多，有時一天要會見好幾批。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在談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飛機失事的原因時，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當我見到這篇至關重要的報導時，已經被勒令離京隻身在外地生活了整整4年。鄧小平在講話中引證的另外一架飛機，就是3685號直升機。
在那偏僻的塞外小城一個工廠的單身宿舍裏，借著昏暗的燈光，我手捧報紙，熱淚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因為這畢竟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有關“九一三”事件中死難機組人員的講話，多少年來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長的有關講話嗎？鄧小平講話的英明在於直接指出林彪專機飛行員“是個好人”，真是字字千鈞，落地有聲。“是個好人”就不是壞人，也不是叛徒。多少年來，除了我們機組的5人在交代材料與旁證中說到機組中不幸死去的4位戰友同我們一樣與林彪反黨集團屬工作關係，純屬執行專機任務的行為之外，一直沒有聽到有哪一級領導在公開的講話中像鄧小平那樣指出機組死難者的性質，也一直沒有看到有關的文字報導中出現過類似的字樣。因為這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沒有人願意在這個問題上招惹是非。專機師派人到死者家裏處理一些具體事情時，上級領導沒有明確精神，具體辦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資問題、住房問題、撫恤金等問題都沒有解決的依據。事件過後，在具體問題上，在講話方式上，誰也沒有把死者當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沒有把死者當作正常死亡，更沒有當作因公犧牲對待，他們的家屬與子女在上學、就業等問題上一直是受到影響的。
</br>
盡管事發之後，在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批判浪潮中，潘景寅等死去的機組人員也被當作“叛徒”進行批判，就連我們活著的5個機組人員也一時被當作反麵人物裹脅在洶湧澎湃的運動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依據死亡的性質才能妥善處理的時候，就沒有人敢出來“一錘定音”了。“文革”時的極左思潮在“四人幫”的推動下繼續蔓延。大批判畢竟是群眾的聲音、個人的看法，不能代表某一級黨的組織。可是，當時哪一級黨的組織能為死者定性呢？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九一三”事件具有以下特徵：
其一，“九一三”事件是以林彪及其妻子、兒子和少數死黨發起的乘坐專機的叛逃行為，其本身就是發生在共和國大人物身上而且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會地位，林彪之大與飛機駕駛員之小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他們又在同一架飛機上，同時在異國的土地上墜毀，罪證確鑿。在中央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時，無論從哪個方麵考慮，機組的問題都不可能出現在中央一級的文件上。既然中央文件沒有提到飛機駕駛員的問題，“九一三”事件之後，就必然成為一個懸案，長時間被擱置下來。
其二，林彪乘機外逃的結果為機毀人亡，機上所有人員沒有一個生還者，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聽說從飛機的語音黑匣子中獲取有關的材料來證明林彪與機組之間在空中劫持與反劫持的鬥爭情況。再說，對於飛機的黑匣子（包括事故記錄器及語音記錄器），在飛機墜毀之後的很短時間內，蒙古國與蘇聯的軍事專家已經到墜機現場去搜尋過，毫無疑問，飛機黑匣子當然是屬於被搜尋的重點對象。
其三，是林彪利用自己的職權，調用專機突然外逃。而機組人員是為了履行本崗位的職責，去執行專機任務的，事前並不知道林彪的叛逃陰謀。事發後，機組5人曾寫過大量的旁證材料，證明機組的死者同我們一樣與林彪反黨集團屬工作關係。從他們生前的言行中，也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來證明與林彪的叛逃陰謀有聯繫。按說，根據這些就可以為機組的死難者定性了，隻是機組5人也處在被審查、被處理的狀態，人微言輕，我們的證言在這一重大事件麵前顯得那樣蒼白無力，也沒有哪一級領導敢用我們的話為死者爭取一個說法。
其四，“九一三”事件是以飛機的活動為主要特徵的。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後，從第一轉彎開始就出現一係列很不正常的現象，這一切都說明機組在起飛後，才得知林彪一夥的叛逃意圖，同林立果等人的鬥爭便反映在操縱動作上的被動、遲緩與無奈。按說，這些也可以成為無辜死難者的佐證。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更沒有人從通過分析飛機叛逃航行的非正常技術動作入手為林彪殉葬的死難者說話了，也隻有與死者同舟共濟的我們，才一直關注著自己戰友的定性問題。
特定的歷史環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環境及機毀人亡的結局，決定了機組死難者定性的難度，如果沒有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記者時的有關講話，機組死者的定性問題，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也許永遠沒有這麽一天。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右下角報導了新華社的一則電文：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於15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和夫人。在迴答客人提出的問題時，鄧小平談到了我國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和觀點，以及對發展中美關係的看法，他還向客人們介紹了我國現行的經濟政策。鄧小平那段時間會見客人很多，有時一天要會見好幾批。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在談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飛機失事的原因時，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當我見到這篇至關重要的報導時，已經被勒令離京隻身在外地生活了整整4年。鄧小平在講話中引證的另外一架飛機，就是3685號直升機。
在那偏僻的塞外小城一個工廠的單身宿舍裏，借著昏暗的燈光，我手捧報紙，熱淚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因為這畢竟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有關“九一三”事件中死難機組人員的講話，多少年來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長的有關講話嗎？鄧小平講話的英明在於直接指出林彪專機飛行員“是個好人”，真是字字千鈞，落地有聲。“是個好人”就不是壞人，也不是叛徒。多少年來，除了我們機組的5人在交代材料與旁證中說到機組中不幸死去的4位戰友同我們一樣與林彪反黨集團屬工作關係，純屬執行專機任務的行為之外，一直沒有聽到有哪一級領導在公開的講話中像鄧小平那樣指出機組死難者的性質，也一直沒有看到有關的文字報導中出現過類似的字樣。因為這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沒有人願意在這個問題上招惹是非。專機師派人到死者家裏處理一些具體事情時，上級領導沒有明確精神，具體辦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資問題、住房問題、撫恤金等問題都沒有解決的依據。事件過後，在具體問題上，在講話方式上，誰也沒有把死者當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沒有把死者當作正常死亡，更沒有當作因公犧牲對待，他們的家屬與子女在上學、就業等問題上一直是受到影響的。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