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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沙峪附近的村民，發現一大早就有直升機到此降落，抱著好奇的心理前往觀看。發現飛行員身帶血跡跳下飛機之後，以為他受傷了，趕快上前搶救。
陳士印望著周圍青紗帳，問周圍的村民：“你們誰是民兵？剛才跑進莊稼地的3個人是壞蛋，他們要逃跑，抓住他們！飛機上還有一個被打傷的飛行員，趕快搶救！現在你們誰帶我到大隊部有電話的地方，我要打電話。”陳士印一口氣說完眼前急需要處理的幾件事情。在他離開飛機之前，一個飛行員的責任感使他沒有忘記圍著飛機看了一下，擔心剛才不正常落地時是否把飛機尾部弄壞了。
農村幹部趕快把陳修文送往公社衛生所搶救，但已經不行了。
周宇馳等3人沒有跑多遠，周宇馳、於新野自殺，李偉信活了下來。
一位民兵副營長主動站了出來，幾乎是把陳士印背到生產大隊的。大隊立即停止有線廣播，把電話線讓給陳士印。陳士印首先找到正在西郊機場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報告了兩件事：“周宇馳劫持飛機叛逃，陳修文被打死了。飛機迫降在沙峪公社，請立即派人處理！”
陳士印在大隊部等了幾個小時，將自己臉上的血跡洗幹淨之後，看到衣服上的槍眼，才知道自己沒有受傷。接近中午的時候，部隊用汽車把他接走了。
林彪專機從9月13日0點32分強行起飛，到2點30分左右在蒙古國溫都爾汗附近墜毀，前後隻有兩個小時。3685號直升機從3點15分起飛到6點47分迫降在沙峪公社，前後也隻有3.5小時。雖然時間很短，專機師卻有2架飛機、11個空勤人員被林彪及其死黨騙到空中，其中有5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陳士印在接受組織審查期間，先是在中央專案組，後轉入國家公安部，在豐臺總後勤部75號大院的將軍樓上，一待就是7年。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政委的紀登奎找他談話時說：“小陳！你做得很對，能把飛機飛迴來，既保存了飛機，又保存了大量的證據，將來迴去以後還要繼續飛行。”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於桑也找陳士印談過話。陳士印執行過他們的專機任務，也都認識。
1978年，陳士印被轉入位於昌平縣的秦城高級監獄，原來穿的軍裝也換掉了，可是沒有人把他當犯人看待，生活條件比較好，還可以種花草。在10年的關押期間，除了寫過兩到三次交代材料之外，就那樣待著。
到1980年的12月，突然通知他可以迴原來部隊了。當陳士印問到審查了10年，最後有什麽結論時，迴答說，你的問題已經弄清楚了，沒有什麽結論。陳提出，外麵的媒體不是把我當反革命了嗎？迴答是，我們是從別單位接過來的，不知道這迴事情。時間太長，又轉交了幾個單位，也許沒有完整的手續了。先迴家再說吧！10年了，家裏一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空軍把陳士印接到專機部隊，當晚就住在機場招待所。第二天到專機師幹部科報到，得到的指令是：先迴家等著，從現在起給你發工資。
後來專機部隊給陳做了留黨察看的處分。1981年12月25號，陳士印脫下軍裝，轉業到老家瀋陽市的一個工具機廠工作。後來當他被晉升為工程師，往個人檔案中放有關材料的時候，才被告知：你仍然是黨員，而且在幹部履歷表中也看不出受到過10年的審查，一直到轉業都是在空軍某部任副大隊長。
原來，專機師根據1979年中央文件精神，對陳士印與對我們機組成員一樣，做了不作結論不裝檔案材料的處理。
1980年以後，我在外地迴北京探親時碰到了剛剛結束隔離審查的陳士印，老同學見麵，有說不完的往事。
2001年9月，即“九一三”事件30年的時候，《中華兒女》雜誌社決定發一篇紀念陳修文烈士及報導3685號直升機被劫持經過的文章。為此，陳士印還特意跑到位於沙河機場不遠的航空博物館，找到那架保留完好的3685號直升機，並在飛機旁邊留影，連同那件帶著彈孔的皮夾克照片一起在雜誌上發表。陳士印說，當他30年後又見到親手操縱迫降的飛機，想起當年被迫降懷柔沙峪的經過，內心真不知是什麽滋味。我說，不管怎麽樣你還能看到一架完整的飛機，可是，我隻能見到三叉戟256號專機的部分殘骸。一篇文章隻能簡單地記述事情發生的過程，卻不能真正反映出陳士印複雜的內心世界。
42年過去了，我與自己的同學、戰友作為“九一三”事件中倖存的飛行員，每談起這件往事，無不感慨萬千。
陳士印的妻子小張在工作單位是一位工作出色的基層幹部，陳士印出事以後，她又是一位令人欽佩的賢妻良母，麵臨周圍的政治壓力與丈夫不在身邊的種種困難，十年如一日，一個人帶著孩子，苦度時光。如今，每想起往事，她仍心有餘悸。
關於直升機被劫持經過，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當時，前駕駛艙的3個人，隻有陳士印活著，如何證實他陳述的真實性。對此，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麵認識：
第一，位於客艙的3個人中，李偉信還健在，雖然他聽不到前駕駛艙的對話，但是對3685號飛機的基本飛行過程是了解的，對迫降後發生的情況是親眼目睹的。
第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沒有兩個飛行員的密切配合，飛機是不可能返航的。假設一個飛行員想走，另一個飛行員想返航，反劫持的任何行動都不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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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印望著周圍青紗帳，問周圍的村民：“你們誰是民兵？剛才跑進莊稼地的3個人是壞蛋，他們要逃跑，抓住他們！飛機上還有一個被打傷的飛行員，趕快搶救！現在你們誰帶我到大隊部有電話的地方，我要打電話。”陳士印一口氣說完眼前急需要處理的幾件事情。在他離開飛機之前，一個飛行員的責任感使他沒有忘記圍著飛機看了一下，擔心剛才不正常落地時是否把飛機尾部弄壞了。
農村幹部趕快把陳修文送往公社衛生所搶救，但已經不行了。
周宇馳等3人沒有跑多遠，周宇馳、於新野自殺，李偉信活了下來。
一位民兵副營長主動站了出來，幾乎是把陳士印背到生產大隊的。大隊立即停止有線廣播，把電話線讓給陳士印。陳士印首先找到正在西郊機場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報告了兩件事：“周宇馳劫持飛機叛逃，陳修文被打死了。飛機迫降在沙峪公社，請立即派人處理！”
陳士印在大隊部等了幾個小時，將自己臉上的血跡洗幹淨之後，看到衣服上的槍眼，才知道自己沒有受傷。接近中午的時候，部隊用汽車把他接走了。
林彪專機從9月13日0點32分強行起飛，到2點30分左右在蒙古國溫都爾汗附近墜毀，前後隻有兩個小時。3685號直升機從3點15分起飛到6點47分迫降在沙峪公社，前後也隻有3.5小時。雖然時間很短，專機師卻有2架飛機、11個空勤人員被林彪及其死黨騙到空中，其中有5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陳士印在接受組織審查期間，先是在中央專案組，後轉入國家公安部，在豐臺總後勤部75號大院的將軍樓上，一待就是7年。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政委的紀登奎找他談話時說：“小陳！你做得很對，能把飛機飛迴來，既保存了飛機，又保存了大量的證據，將來迴去以後還要繼續飛行。”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於桑也找陳士印談過話。陳士印執行過他們的專機任務，也都認識。
1978年，陳士印被轉入位於昌平縣的秦城高級監獄，原來穿的軍裝也換掉了，可是沒有人把他當犯人看待，生活條件比較好，還可以種花草。在10年的關押期間，除了寫過兩到三次交代材料之外，就那樣待著。
到1980年的12月，突然通知他可以迴原來部隊了。當陳士印問到審查了10年，最後有什麽結論時，迴答說，你的問題已經弄清楚了，沒有什麽結論。陳提出，外麵的媒體不是把我當反革命了嗎？迴答是，我們是從別單位接過來的，不知道這迴事情。時間太長，又轉交了幾個單位，也許沒有完整的手續了。先迴家再說吧！10年了，家裏一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空軍把陳士印接到專機部隊，當晚就住在機場招待所。第二天到專機師幹部科報到，得到的指令是：先迴家等著，從現在起給你發工資。
後來專機部隊給陳做了留黨察看的處分。1981年12月25號，陳士印脫下軍裝，轉業到老家瀋陽市的一個工具機廠工作。後來當他被晉升為工程師，往個人檔案中放有關材料的時候，才被告知：你仍然是黨員，而且在幹部履歷表中也看不出受到過10年的審查，一直到轉業都是在空軍某部任副大隊長。
原來，專機師根據1979年中央文件精神，對陳士印與對我們機組成員一樣，做了不作結論不裝檔案材料的處理。
1980年以後，我在外地迴北京探親時碰到了剛剛結束隔離審查的陳士印，老同學見麵，有說不完的往事。
2001年9月，即“九一三”事件30年的時候，《中華兒女》雜誌社決定發一篇紀念陳修文烈士及報導3685號直升機被劫持經過的文章。為此，陳士印還特意跑到位於沙河機場不遠的航空博物館，找到那架保留完好的3685號直升機，並在飛機旁邊留影，連同那件帶著彈孔的皮夾克照片一起在雜誌上發表。陳士印說，當他30年後又見到親手操縱迫降的飛機，想起當年被迫降懷柔沙峪的經過，內心真不知是什麽滋味。我說，不管怎麽樣你還能看到一架完整的飛機，可是，我隻能見到三叉戟256號專機的部分殘骸。一篇文章隻能簡單地記述事情發生的過程，卻不能真正反映出陳士印複雜的內心世界。
42年過去了，我與自己的同學、戰友作為“九一三”事件中倖存的飛行員，每談起這件往事，無不感慨萬千。
陳士印的妻子小張在工作單位是一位工作出色的基層幹部，陳士印出事以後，她又是一位令人欽佩的賢妻良母，麵臨周圍的政治壓力與丈夫不在身邊的種種困難，十年如一日，一個人帶著孩子，苦度時光。如今，每想起往事，她仍心有餘悸。
關於直升機被劫持經過，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當時，前駕駛艙的3個人，隻有陳士印活著，如何證實他陳述的真實性。對此，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麵認識：
第一，位於客艙的3個人中，李偉信還健在，雖然他聽不到前駕駛艙的對話，但是對3685號飛機的基本飛行過程是了解的，對迫降後發生的情況是親眼目睹的。
第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沒有兩個飛行員的密切配合，飛機是不可能返航的。假設一個飛行員想走，另一個飛行員想返航，反劫持的任何行動都不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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